河南汝窑——中国古窑一个璀璨明珠
汝窑为宋代著名瓷窑,南宋文人笔记中曾屡屡提及。汝窑与定窑、耀州窑、钧窑一样,都曾为北宋宫廷烧制过宫廷用瓷。定、耀、钧三窑都在窑址发现了宫廷用瓷遗物,汝窑窑址在多年的调查中,只在临汝县发现民间用瓷的遗物,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址晚到1986年在宝丰清凉寺发现,并出土有供宫廷使用的完整瓷器22件,从而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有关汝窑的问题。
汝窑为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较短,流传下来的遗物不多。南宋《清波杂记》已有“近尤难得”的记载,明清两代谈及宋代名窑时,的,也首推汝窑,后世谈瓷者往往津津乐道。
目前可以大体判明曾为北宋王朝烧造宫廷用瓷的六个瓷窑,按时间顺序它们是浙江越窑、陕西耀州窑、河北定窑、河南汝窑、官窑、和钧窑,越窑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耀州窑在神宗元丰年,定窑、汝窑、官窑、和钧窑约在哲宗到徽宗时期;六窑烧造宫廷用瓷似乎为时不长,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就传世品数量推断,越窑、汝窑传世品少,时间短,定窑传世品多,时间长。
汝窑传世品以盘、洗较多,盘有大小深浅之分,以卷足者者为多,也有卧足者。洗分敞口和直口,前者圈足外圈,后者口与底垂直,至近底处而内敛平底;尚有椭圆形四足洗,这类洗仅见于宋汝窑,其他窑尚未见过。碗极少见,传世两件均敞口外撇。碗身下部丰满,圈足外卷;碟一般口径较小,与小型盘类似。汝窑传世品中尊、瓶等琢器尤其稀少:瓶类器有玉壶春瓶、胆瓶及纸锤瓶三中器型,但传世数量稀少。出戟尊传世品也只有一件,造型仿青铜樽式样烧制,器身四面均出戟;仿青铜器的还有三足尊,传世品有二件,均仿汉代铜樽式样烧制,樽直筒式,平底,下亦承以三个变形兽形足,三足盘与樽属于一组器物,樽置于盘之上,汉铜盘口径较铜樽大约一倍,而传世汝窑盏托亦仅一件,造型特征与习见宋代盏托大体相同。汝窑瓷器以往见到的均无装饰,宝丰清凉寺出土的汝窑瓷器中倒有带刻花装饰的,从而丰富了人们对汝窑的认识。宋周密《武林旧事》记录张俊向宋高宗供奉珍品之中,有汝窑瓷器十六件,其中有香炉、香球、盒及出香均有镂空装饰,否则香气香味无法向外扩散;《武林旧事》一书的记载,使我们得知汝窑还烧过香球及出香一类的卫生用具。宋徐竞《高丽图经》所记高丽青瓷中有狻猊出香一名,可以据此推知汝窑的出香是一种兽形器,徐竞所见的是高丽仿汝窑香熏的作品,因它具有汝窑的风格,徐竞才称它为汝州新窑器。
汝窑瓷器的胎体都较薄,呈香灰色,凡属于盘碗等圆器均施满釉,器里、器外、口缘及足际均不露胎,采用支钉工具支烧,即所谓满釉支烧,器物底部均有几个支烧痕,支痕最少的为三个,多的为五个,支痕点很小,明张应文《清密藏》称之为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痕处均露出香灰色;对于汝窑釉色历来说法不一,诸如天青、雨过天青、卵白、如哥而深微带黄、深淡月白、淡青等等,从传世品来看,天青色是汝窑的基调,有的略深,有的略浅,没有明显差异。
汝窑是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宋《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汝窑属官窑,烧造贡器,该窑所产青瓷超过了当时南方所有的青瓷。
其特征为胎色呈香灰色,在烧成工艺上,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的支钉痕,其细小而规整的程度绝无仅有,称为“芝麻钉”。汝窑主要依靠釉中所含少量铁份,据说釉中含有玛瑙。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纯正的天青色。此外,汝窑釉面开裂纹片也成为一种装饰,这种原本在烧成过程中无意识的缺陷(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缺陷)变成了有意识的装饰。
专家研究认为,汝窑采用了南方越窑的釉色,同时又吸收定窑的印花技术,创造了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宋《清波杂志》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汝窑产品土质细腻,胎骨坚硬,釉色润泽,釉中含玛瑙末,产生特殊色泽,其色有卵白、天青、粉青、豆青、虾青、虾青中往往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和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釉色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釉层莹厚,宛如堆脂,视若碧玉,扣之铿然有声,釉面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汝瓷的烧制,以小支钉满釉支烧。
汝窑为宫廷烧制时间很短,产量有限,流传很少,文献记载南宋时已“近尤难得”。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曾说过“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得尽善美也。”汝州一带民间也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说法。
明代前期景德镇御窑厂曾一度仿烧,清代雍正、乾隆时更有年希尧、唐英等督窑大量仿制,但鲜有乱真者。目前,传世汝窑器物不足百件,分别收藏在北京、台北、上海、天津、英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处博物馆及香港的私人收藏家手中。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遗址出土甚少,汝官窑遗址在何处?汝窑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人员。
自廿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寻找汝窑遗址,直到八十年代才在河南省宝丰县发现。经过中央和河南地方文物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为北宋宫廷烧造的御用汝瓷的窑口。从1987年开始,由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遗址,从而使这一重大历史悬案有了答案。到目前为止,对汝窑址已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品中除了与原世品中相同的完整器和碎片外,还出土一些传世品中见不到的新器形,如镂空香炉,乳钉器及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传世汝窑器鉴定与鉴赏提拱了可行的实物依据及新资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汝窑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汝窑的高超技艺,不仅为宫中禁烧,更由于要求严格,产量有限。为了不断满足宋皇室的需求,继汝窑之后,又在北宋京都汴梁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然,北宋大观、政和时,在京都置窑烧造的官窑器,也离不开汝州工匠们熟练的技巧,所以北京故宫物院收藏汝窑三足洗与北宋官窑的冲耳足炉,两者釉色极相似,风格也类同。
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北宋灭亡。宋皇南迁至临安后,仍在郊坛下设官窑烧造瓷器,史称南宋官窑,当然,南宋官窑更直接受到北宋官窑的直接影响,其中部分来自北方的制瓷匠师。随着北宋南迁到达临安,制瓷匠师也将原有的汝瓷与北宋官窑的烧造技术带到了南方,加上当地制瓷原料和条件,使南宋官窑更加兴旺发达起来。所以,北宋汝窑、汴京官窑与南宋官窑,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各有千秋,并有发展与创新。由于汝窑以玛瑙为釉,形成特殊色泽,还以香灰胎满釉裹足支烧,为其它窑所不及,更受到北宋皇宫的偏爱与赞赏,因而汝瓷成为“名瓷之首,汝窑为魁”。
汝窑是北宋五大名窑之冠,它与钧、官、哥、定窑齐名,有“汝窑为魁”之誉。北宋社会稳定,加上宋徽宗等多才多艺的皇帝的重视,陶瓷业繁荣昌盛,制瓷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所以宋徽宗在大观年间,以定白瓷有芒(边沿无釉)不堪用,则改用汝青瓷,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造御用品;宋哲宗元祜年间,在青岭镇设巡检司,专管坑治。后世把汝官窑称汝窑,把汝窑称临汝窑。
汝窑所烧青瓷,色泽莹润,并有美丽的开片。汝官窑独居众瓷之首,土质细腻,胎骨坚硬,釉色润泽。釉中掺玛瑙末,其色有天青、豆青、虾青,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天蓝等,尤以天青最为名贵,有“雨过天晴无去处”之称,釉汁淳厚,犹如堆脂滴泪,视如碧玉,叩声如磬,汁中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真正的汝官窑烧制时间很短,产品全供宫廷,所以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的说法。汝官窑址在何处?是一大悬案。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寻找汝官窑遗址,曾在汝州市、联郏县、鲁山、宝丰、宜阳、新安等10多个县市,发现多处窑址,均属于民窑系统。
1987年根据宝丰县提供的实物标本,经上海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考古发掘,终于在宝丰县西大营镇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找到了汝官窑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内涵丰富,窑具、瓷片堆积如丘,厚2~3米,最厚者达6米以上。窑址附近盛产玛瑙石,说明传说玛瑙石是汝窑特殊色泽的釉料成份之一是有可能的。试掘中,出土20多件宫廷御用汝瓷,有鹅颈瓶、折肩壶、细颈小口瓶、碗、盘、洗、盂、茶盘托、器盖等。这一考古新发现,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找到了北宋五大名窑之魁的汝窑遗址。
汝官窑是北宋后期专为宫廷烧造御用青瓷器的窑场。它是宋代汝窑最耀眼的核心部分。后世称誉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所谓“汝为魁”,指的就是汝官窑烧制的产品。汝官窑烧造时间短暂,烧成的青瓷产品质地优良,传世品数量极少。加上过去长期没有找到窑址所在地,因此对人们来说,汝官窑一直是个最吸引人的谜团。近十几年来,在陶瓷考古工作者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汝官窑遗址所在,特别是近几年通过大规模地考古发掘,揭开了这一沉睡近千年的名窑的神秘面纱,写下了二十世纪陶瓷考古最辉煌的华彩乐章,同时也为新世纪的陶瓷考古吹响起最激荡人心的进军号。汝官窑在历史上烧造的时间很短,这已是人们的共识,无须多言。但这段时间短到什么程度?专家们说是 20年,最早提出这一要领的是陈万里先生。他认为:从徽宗的崇宁五年(1106年)往上推到哲宗的元祐元年(1086年),在此二十年间大概是宫中用汝州所烧青窑器的时代,冯先铭先生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在文章中使用,此后,很多专家写文章谈到汝官窑烧造时间时,都使用了这一观点。
我们很想知道专家们为什么将汝官窑的烧造时间定为20年,而且有什么根据将其定在元祐元年至崇宁五年。但专家的答复却很模糊,难以令人信服。冯先铭先生写道:“已故的陈万里先生曾经根据北宋人徐竞《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年)以及书中有'汝州新窑’一语,推断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祐(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二十年之间。”我们实在看不出这种推断的合理性。徐竞的书成於徽宗宣和五年,此时书中尚明白地写有“汝州新窑器”,陈先生也认为这就是汝官窑瓷器,为什么他反而又将汝官窑烧造的时间下限提前到1117年前的崇宁五年去了呢?至於为什么要将上限定在元祐元年则没有讲原因,真是令人费解。
关于汝官窑烧造的问题,除徐竞书中记载以外,另两条便是叶寘和陆游的记载。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说:“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这两个人都是南宋人,说的是一回事。但陆游讲的离谱了点。因为在北宋时期定器确入过禁中,这是事实。不但定器、钧瓷、建窑瓷、耀州窑瓷都入过禁中,“唯用汝器”的说法肯定是站不住的。但他二人讲的又应该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合理的推测应是:在某个时候,某位大人物(应该是皇帝)认为定瓷不好用,不要再入禁中了。改用汝州烧的青瓷器,那么这位大人物是谁呢?我们算来算去,觉得还是应以徽宗为宜。从性情、学识、艺术教养和爱好来讲,哲宗似乎都不是这块料子。只有徽宗这位风流天子能干得出来。他在位期间,做出了无数此类事情,他通琴棋,精书画,治国无方却善於搞艺术。为整理花园搞花石纲,到了激起农民^造**的的程度。因此在宫里用厌了定窑瓷器,换个胃口改用汝州青瓷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情?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之所以受到中外文物爱好者的追捧主要原因是:
1、汝窑是北宋官窑,是供宫廷使用之器,在市场和民间中流传甚少。南宋时有文献记载:“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及”。说明当时其身价已非同一般。其产品,首先最好者当然上供皇室,不合格者方许在市场出售,因此汝窑大部分产品是用来供奉朝廷使用的。
2、烧造时间短,官汝窑大约共烧造了20年左右,传世品极少,所以物以稀为贵。根据目前的统计,汝窑器传世大约分布于以下几个地方: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得基金会7件、天津博物馆1件、广东省博物馆半件、中国香港收藏家罗桂祥1件、日本现存4件、美国现存5件、英国私人收藏1件,共计67件半。
3、汝窑的品位、神韵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藏家,即使造假的汝窑器也,卖出十万元,甚至百万元,当然出售者不会告诉买家说是仿品,只会说是“汝窑××而已”。 真的宋代汝窑器,取胜的地方就是其“型”和“釉色、釉质”,没有更多的纹饰;宋代汝窑器的造型以古典、高雅、大方而闻名,釉色以天青色最佳,此外还有粉青、豆青、灰青、葱绿等色。釉质肥厚蕴润,如若堆脂。笔者认为,汝窑的烧造年代应不仅只有20年左右,应是从北宋早期到北宋晚期。传世汝窑实物也绝非67.5件,而是更多。据了解,目前所谓的汝窑器数量确实不少,仅笔者所知道的深圳、东莞等地,就有多位收藏家手中都有多件“汝窑器”,其中一位收藏家所收藏的“汝窑器”号称过百件之多,这也是经过考古专家鉴定过的。肇庆一位收藏家也收藏有20多件“汝窑器”。为什么近20年一下子涌出这么多完整的“汝窑器”出来呢?按专家的说法是:其一、当时烧造时间长;其二,大量从墓葬出土,从窑藏出土;其三,清凉寺窑址大量出土的。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汝窑当时烧造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汪庆正在《汝窑的发现》一书第七页中曾说:“北宋后期,汝窑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接受宫廷指派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又如李辉柄先生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说:“官汝烧瓷的历史,根据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与“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与“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的文献记载,证明汝州为宫中烧制贡瓷始于北宋后期。又云:“河南文物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的发掘……官汝窑瓷瓷片均出现在第三层宋文化层之中……从而,可以再次印证官汝窑的存世时代为北宋后期,与文献记载相符。”《中国陶瓷史》一书更准确说:“推断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有祜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二十年之间。”文献的记载与窑址出土物印证都定在北宋末年短短的20年,都较为恰当。
汝瓷未从墓葬里出土,几十年来各省市的考古专业队伍,目前还未发现有汝窑器出土。至于广州市越王博物馆陈列的汝窑如意型枕头(似是出土物)绝大多数文物爱好者和鉴定专家都说是属于宋代钧窑产品。私人盗墓,也未曾听闻有汝窑瓷出土,汝瓷、窖藏出土虽有所发现,但为数不多。由于北宋汝州地区烧制瓷器较为相似,有个别专家把钧窑瓷器混为汝窑瓷,甚至原属于耀州青瓷系的瓷器也说成汝窑。
汝窑窑址出土瓷片是有的,有几件相对完整的器皿也是有的,如果有几百件完整器出土是不可能的。窑址出土的瓷片或个别完整器都是由公家博物馆等单位保管,流散在民间的应少之甚少。如果说现在各收藏家手上的“汝窑器”都是完整器,那么就值得商榷了。
当然,汝窑瓷也当不会仅有67件半。可能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汝窑器出现,超出这个数字,但件数不能离谱的超越。也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与笔者交谈的朋友都基本上赞同笔者的观点,但谈到其所收藏的“汝窑器”时一般都会说:“别人的是没有可能的了,但只有我手上的的确是宋代官窑真品。我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当然是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