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悠远绵长的中国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等待我们去破解，等待我们去发掘，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尚书·费誓》与《诗经·泮水》所记录的西周初年的鲁国历史，展现了中国商周之际一段光辉历史，为中国夏商周历史的破解提供了难得的原始史料，是漫长中国历史与文化中难得的真实历史画卷。
“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尚书·费誓》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之子鲁侯伯禽受封于鲁国，参加平定“三监之乱”与“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的“四国作乱”（《竹书纪年》）的历史事件。
在《诗经》中的作品《泮水》诗篇中，也对鲁侯伯禽参加平叛淮夷的讨伐战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做出了具体描述：“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鲁国的鲁侯伯禽“从公于迈”在协同父亲周公平定淮夷的战争，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有力地维护了西周王朝统治的稳固。实现了广大中国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为西周王朝初年的“成康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代以来，中国学者长期认为《诗经·泮水》作品描述的是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战胜淮夷之后，并以《左传》的记载为证。《左传·僖公十三年（前647年）》载僖公与齐、宋、陈、卫、郑、许、曹“会于咸，淮夷病杞故。”又，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与齐、宋、陈、卫、郑、许、邢、曹“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说明这几次战役，虽然战功不大，但鲁国是个积弱之国，能累次出师，争伯中原，所以鲁人寄望僖公，肆情歌颂。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一种严重错误的历史谬论，歪曲了中国历史，对中国《诗经》文化的发扬光大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将《诗经·泮水》的创作年代往后推迟了四百年，降低了《诗经》典籍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又岂是那些不求甚解者能附会的。
公元前1046年，周公追随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周公被分封于鲁地，爵位为公，建立鲁国。但周公没有去鲁地就任，留下来辅佐周武王治国，周公之子伯禽被封为鲁侯前往鲁地代周公管理鲁国。这就产生了鲁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鲁侯”伯禽。鲁国是西周王朝最高等级的“公”爵国，鲁国国君在整个两周时期都称为“鲁公”。但是，因为周公行政，周公之子伯禽管理鲁国而封为“鲁侯”，在周公去世后，鲁国国君“鲁侯伯禽”才正式称为“鲁公”。因此，在整个两周时期，“鲁侯”只是对伯禽的称谓，“鲁侯”与“伯禽”具有唯一对应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确定性的历史结论：《诗经·泮水》产生于西周初年的公元前1040年时期，记录的是西周初年周公之子鲁国的“鲁侯伯禽”参加平定淮夷叛乱的真实历史。
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对这一历史记录如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曰：“陈尔甲胄，无敢不善。无敢伤牿。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复之。无敢寇攘，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歭尔刍茭、糗粮、桢干，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
通过对《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记载的周公与鲁国国君伯禽的历史事迹，对比《尚书·费誓》的记录与《诗经·泮水》诗篇的内容，及其中的关键词“鲁侯”“伯禽”“淮夷”“徐戎”“东南”“鲁人三郊三遂”“东郊”等等，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历史性研究新成果：《诗经·泮水》为歌颂西周初年周公之子伯禽征伐淮夷的诗篇，而非是春秋时期的鲁僖公；“鲁侯”为周公之子伯禽的专称，使用年限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周公东征与鲁侯伯禽建功立业的主要针对目标为淮夷。
周公与伯禽父子为何在事关西周王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把“淮夷”作为重要讨伐对象？鲁侯伯禽为何对征讨“东南”地区的“淮夷”所取得的胜利大肆歌颂？为何伯禽伐淮夷的胜利值得创作《诗经·泮水》来传唱？这些与西周王朝的政权中心、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周武王在伐纣灭商后，将殷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经营为西周的东都成周城。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记录下这一历史。殷商王朝的“大邑商”与西周的东都成周城，正是位于淮夷地区的“中国”四方湖古城，统治着富裕而广大的东南氏族部落地区。淮夷部落的叛乱，无疑对西周王朝的统治形成了直接威胁。平定淮夷的叛乱，成为周公伯禽父子维护西周王朝政权安全的首要任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西周初年的“淮夷”成为西周王朝建立与稳固的关键对象，并伴随着整个西周时期，成为左右西周王朝兴衰的风向标。
西周王朝为何将东都成周，也就是中华民族最初的“中国”建立在淮夷的中心地带？从《诗经·泮水》诗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中的根本原因：“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觉悟后远程而来的淮夷，专程来奉献其珍宝，大龟与象牙，巨大的美玉与南方的青铜器，应有尽有！这些淮夷地区的珍宝，正是构成殷商王朝商文化的基础物资。商文化的甲骨占卜需要“元龟”，甲骨文需要甲骨来刻录，制作殷商青铜器需要大量的南方青铜原料，殷商贵族身份需要美玉象牙来体现。所以说，殷商王朝将商都“大邑商”设立在淮夷的中心，以此来保障淮夷精美珍宝的贡赋，广大东南地区氏族部落丰富物资的贡赋，就是一种历史与王朝统治的必然。同样，西周王朝继承了殷商王朝的南方商都，而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
近几年很重要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出土的大量象牙与成堆的青铜器，与殷商王朝晚期年代相当，让中国人感到很是困惑。莫非三星堆器物来自西方？莫非三星堆文化来自外星文明？也许《诗经·泮水》中记载的淮夷“象齿”“南金”，可以为破解三星堆器物来源之谜提供帮助。
当商周王朝都城建立在东南淮夷之地，淮夷与商周王朝的各种矛盾就不可避免。于是，在历史文献与出土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淮夷与商王朝的战争，淮夷与西周王朝的战争，就不可避免的屡屡发生。为了抑制淮夷的力量，稳定地统治东南地区，殷商与西周再淮夷中心设立一个“中国”城，以平衡东南各氏族部落的对立，也是一种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举措。这样一个集合各地文化的“中国”，贯穿夏商周历史的“中国”，才是真正传承华夏文化的历史上的“中国”。
总而言之，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夏商周王朝与淮夷的交融，凝聚出“最初的中国”，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诗经·泮水》与《尚书·费誓》及《史记·鲁周公世家》，正是记录淮夷之地的最初“中国”的历史倒影，为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提供难得的原始“中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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