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文昌阁、文昌宫

原创：李金辉

古代的县城（包括州、府、国子监等）都会有供奉人间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也称文庙、圣庙），供奉“司文运、主科名”的天上神“文昌星（文昌帝君）”“奎星（魁星）”“文曲星”的文昌宫（或文昌阁）、奎星阁（或魁星楼）等等标配建筑，这些都是文人士大夫顶礼膜拜、祭祀同时也兼有学校功能的神圣场所。
明清时期新城县的古县城（今新城镇），与其他县城有所不同，除了孔庙、奎星阁、文昌宫这些标配建筑外，在南关外西南侧还修建了一座文昌阁。因此新城古城形成了文昌阁、文昌宫南北拱卫、相互庇佑读书人双加料“保护神”的奇特现象。由于众多“主文运”保护神“庇护”着这些儒学士子，加之县官着力强化儒学教育，从封建思想的心理暗示与重视科举教育的内外加持，有一时期新城县还真出现了“擢高科，登膴仕（高官厚禄），联翩鹊起”的景象。
新城县古城为什么南北并存文昌宫与文昌阁两座“司文运”的建筑呢？这都与古代读书人的神灵崇拜以及堪舆家重视风水、祈求神灵庇护有关。
先说文昌宫的修建，文昌宫也称文昌庙、文昌祠，文昌星是天上北斗七星之一（民间把文曲星与文昌星混为一谈，实际不是），职责是“主科甲司文运”，在地上供奉则称“文昌帝君”，司天下文运。古人基本是有神论者，所以文人士大夫敬天上神则是文昌帝君，敬人间神则是孔老夫子。每年的春季二月三日及仲秋的某个吉日，县官、儒学教谕、训导等要率领文人士子到文昌宫举行祭祀仪式。说来寒酸，新城县在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前，还没有兴建文昌宫，每到祭祀日“新邑限于地基，于祀日以席棚了事”。也就是说到了祭祀这天简单的搭个席棚凑合。其实，在清嘉庆六年，朝廷已经制定了专祀日期，并“勅令各府、州、县建庙”，但新城县限于财力迟迟未动。
清嘉庆（辛未）十六年新任新城县知县黄克昌（江苏武进人）到任，照例率官举行文昌帝君的祭祀仪式，一看只是临时搭建个席棚应付，认为这是对文昌帝君的大不敬。黄克昌“礼毕慨然”！对生员岳冈桐等人说：“帝君以孝友人，司文章命化身……维士维民，统蒙保佑，而祠不建，以负朝廷崇奉之意，余滋惧焉。”黄克昌对有负朝廷重托感到内心恐惧，于是，捐俸禄倡建文昌宫。而文昌宫的地址，堪舆家们也早就选好了，即“城西北隅，兰若佛塔东侧隙地”，黄克昌立即组织生员、士绅等“鸠工聚财，兴于夏初，蒇于秋孟”，只用几个月，“朴斫丹雘，魏然焕然”，一座庄严肃穆的文昌宫矗立起来。文昌宫建成后，据推测，后来又在文昌宫旁边建了一座文昌宫塔，文昌宫塔十一层，兰若佛塔七层。彼时的新城北关外西北，形成了文昌宫巍峨、双塔错落有致的壮观景象。塔也有文笔的象征，文昌宫再加上双塔的加持，新城县的文运科举焉有不昌盛之理？
到了清朝光绪九年（1883年）知县姜渭春（山东历城人，光绪七年十月到任）重修文昌宫，作了《重修文昌宫碑记》，他对文昌宫的选址赞誉有加：“文昌帝君宫坐乾向巽，得天时焉，占地利焉。以故人文翠蔚，科第连绵。”说明，自打修建了文昌宫，新城县的科举考试成绩相当不错。
再说新城南关外西南侧文昌阁的修建，更加具有传奇色彩，是堪舆家的一席话，将观音阁改建成了文昌阁，建造年代要比北关外的文昌宫早二百多年。
首先说，文昌宫与文昌阁供奉的都是文昌帝君，但宫与阁的功能各有不同，文昌宫以春秋举行祭祀仪式为主，文昌阁则是文人士子读书畅游、登高远眺、谈诗论画的地方。据《光绪续修新城县志》记载，文昌阁原是一座观音阁，明朝万历辛卯（1591年）举人戎卫民有个同年举人（姓名不详）善风水堪舆。一次，戎卫民与此人在南关外升仙桥赏游，此人回首望见观音阁“杰阁魏然”，对戎卫民说：若“改为文昌，风教必为一振”。戎卫民深以为然，于是，把观音阁移到了城东北侧，大概在明万历二十三、四年，改建为文昌阁。巧合的是，文昌阁下有紫泉河水环绕，紫泉水由北向南流淌，在文昌阁西北角左右修了两个龙口，水流“势如人字形”，故曰“人字水”。清光绪元年，知县乔超五（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人）到任，到文昌阁闲游，见此“人字水”，对随行人员说：“人字水主科名”，文昌阁重修数年后果然应验。
现在能查到重修文昌阁的知县是葛之镛，湖南善化举人，于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任新城县知县，他到任后的第二年，看到文昌阁“风雨剥蚀，榱桷颓坏”“神像露坐”“见之愀然”，他神情严肃，有不悦之态。道光二十四年冬用修督亢桥的余资，对文昌阁加以修葺。由本县武生张平麟、新雄外委王太林、道官张礼全主持重修，两个多月后完工。重修后的文昌阁有三间房大小，“中祀文昌，旁列侍者，文窗朱户，四面为廊，环以紫泉，翼以垂柳，居高眺远，延清揽胜，亦新城之壮观也！”
封建官吏认为，重修文昌阁必定对振兴科举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文昌阁可以作为胜券在握的佐证。知县葛之镛借用堪舆家所言：

“天时人事，隐若相待，知必有擢高科登膴仕者，联翩鹊起于其间，可以斯阁为左券也”这是葛之镛《重修南郭文昌阁碑记》的记载。
笔者查阅民国《新城县志》，自清朝道光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1837年）王振纲中进士开始，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除科举，新城县共考取进士12人，举人57人，秀才70人，尤其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庚子、辛丑并科）的科考，新城县考中7名举人，成为轰动京城的大事。
如果把新城县科举考试成绩归结为修建了文昌宫、文昌阁，得到了文昌帝君的保佑，唯物者认为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对于信奉神灵的官员、儒生们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其实，新城县的科考成效应该是信仰与加强管理双重效应在发挥作用。
清朝进入康乾盛世后，有了较长的和平发展阶段，新城县占天时得地利聚人和，这在明清五次纂修《新城县志》的序言中可以佐证。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知县王好义首修《新城县志》序言中写道：“新城古督亢地，古称膏腴”“密迩神京，得以先霑乎圣化”；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知县张栋在二修《新城县志》序言中写道：新城县“首沾德化牧爱，君子教养，沦浃骎骎然”。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知县高基重三修《新城县志》序言中说：“新邑密迩都门，交午孔道”；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知县李廷棨四修《新城县志》序言：“念邑古督亢地”“今承平既久，土沃民淳”，武英殿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穆彰阿亲手为《新城县志》作序：“新城古督亢地，秦汉以来，夙称沃壤……新城密迩畿辅，渐被醇风和乐之声，熙皞之象，盖涵濡将二百年矣”。通过这些序言可以看出，新城县作为畿辅重地，膏腴沃壤，民风淳朴，得京师教化之先，儒学教育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
同时，当时的历任县官、教谕、训导等封建官吏，感觉在京师的眼皮子底下为官，也不敢马虎懈怠，对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给予了高度重视。明清时期的知县到任后，都有首先到文庙（孔庙）、文昌宫、二忠祠参拜、祭祀的惯例。参拜仪式结束后，还要到县学（后来增加了书院）听取山长对儒生的教育教学情况，并对儒生进行考试，查阅评判试卷，有的县官会定期到县学讲课。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芮泰元捐廉二十两，组织武孝廉田苞、贡生赵楷林、韩燮、崔恺臣等十二人捐银八十两，共计一百两“发当商生息”，作为馆师修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知县何兰馨，不仅捐俸维修孔庙、义学、文昌宫等，还把二忠祠进行改造扩建为书院，约定每月初二“考课生童”并“讲习讨论，乐育曲成，蔼然秩然”。道光八年，知县周良卿（贵州都匀人，三次任新城县知县）感觉县衙前的二忠祠（兼作书院）地势低洼潮湿，房舍少而狭小，把二忠祠迁建到学宫（县学，县衙西北侧）旁边，丈量出十间房的地基，扩建二忠祠兼书院，扩大招生，“以课生徒，文风蔚然”。光绪十三年（1887年）知县吴沂创建城关四义学，专门招收无钱上学的贫寒子弟，自己带头捐廉二百两，组织倡捐一千八百两共计两千两，存当铺生息，作为义学的房租、馆师束脩、学生的书费（免收学费）等费用，并制定严格的馆师聘任管理制度、学生招生管理制度、重要节日慰问制度等等，保证了四义学的正常运转。道光十九年知县黄启心、咸丰六年知县杨咏春、光绪十七年知县张丙哲等等，他们均重视科考，设立奖励制度，筹集书院“膏火”，解决科考生童的路费川资，举办科考欢送仪式、创建紫泉书院等等，以多种形式，促进新城县的儒学文化教育，为科举考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培养人才、多出人才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新城县的科举考试也连续多年呈现金榜题名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