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

　作者：钟少异

在中国历史上，“宗庙社稷”——国家的安危存亡始终是头等大事，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很早就产生了战略性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一系列相当稳定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安内攘外、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指针和依据。这些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上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的结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仍具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在历史上，东亚大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区。中国作为东亚大陆的核心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独特的安全环境：以两河（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建立于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其外部威胁，都来自于这个区域周边的部、族、邦、国，特别是活动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武装集团，对王朝构成了最大威胁；其内部威胁，则根源于中原王朝自身不同阶级、阶层、政治势力和集团错综复杂的矛盾。孕育于这一环境的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具有三个基本的倾向或特点。

　　一是综合性。强调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富国和强兵相统一。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仅仅着眼于边疆和外部，也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和武力，更不能简单地依恃山河险固，而必须从内、外两个方向，“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非军事因素）“武”（军事因素）两大方面综合进行努力，这样才能够达成内部团结安定、国家巩固安全的局面。故说：“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体现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国家安全和国家治理紧密结合的特点。
　　战国法家、兵家系统地提出了“富国强兵”和“农战”思想。认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在于富国强兵，“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而富国强兵的关键是“重农战”，即重视农业和战争，“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这个观点把农业和军事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支柱，紧紧抓住了“文”、“武”两大方面中的核心因素，深刻触及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国家安全的本质，即以农业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以军事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二者并重，相辅相成，从而实现富国和强兵、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统一。孔子主张治国之要在于“足食，足兵，民信之”；墨子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都包含有相似的意义。这一思想实际上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遵行。
　　同样，在力量运用和策略手段上，历朝历代也都十分强调文武结合，相辅而行，相资为用，而反对单纯或简单地使用武力。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尉缭子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汉、唐、清三大盛世为代表，凡是社会安定繁荣的时期，其统治者大都能够着眼全局，深谋远虑，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相结合，文武相济，一张一弛，较好地处理了国家安全上的重大问题。

　　二是内敛性。重内部治理而非向外扩张，重防御而非进攻。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国家犹如人，外患还可救，“疾自中起”（从内部发病），就难以应付了。因此，内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外部安全的前提。及至秦汉以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宜农区域基本上得到了开发，历朝历代更都把广大农耕区域也即王朝内部的治理和稳定作为关注的重点，而不是把向外拓张领土作为国家的目标。主流思想始终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只要把内部治理好了，国家安定强大，周边的部族邦国自然就会顺服；对外扩张用兵则是靡费国家、烦扰社会之举，即使占领了远方的土地，也没有多大用处，徒增国家的动荡和损耗。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防御便成为军事上的基本倾向。自秦汉以来，抵御周边部族邦国特别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保护中原农业社会的安全，是每一个中原王朝的基本职责。历朝历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总是随国力的升降而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之间变化。消极防御，突出地表现为收缩防线，依凭筑城，单纯防守，各个朝代的末期通常如此。积极防御，往往表现为主动出击，如强盛的汉朝和唐朝，以及明朝永乐时期，都曾向北出击，并分别击溃了匈奴、突厥和蒙古诸部的军事力量。但历史上的每一次出击，总在取得一定的胜利后即收兵凯旋，将军队的主力撤回到长城以内。进攻行动的适可而止，说明中原王朝的战略重点始终是确保长城以内广大农耕区域的安全，而不是向外拓张领土。因此，进攻是短促的、暂时的，防御是长期的、持久的。历代边防的经常性情况，恰如明太祖朱元璋所强调的方略：固守疆圉，防其侵扰；来则御之，去则勿追。
　　与此相应，中国传统安全战略又表现出强烈的大陆性特征，即专注于大陆农业区的安全和防御，海洋往往只被看作保护内陆安全的一道疆界或防线，即所谓“海疆”、“海防”。特别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到封建社会后期，海洋越来越被视为威胁大陆安全的祸患来源，而不是需要大力拓展的“利薮”。自郑和下西洋活动终止后，明、清两朝的海洋战略基本上就等同于海防战略，其核心是防范敌寇从海上侵犯大陆；而且，与陆上的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相比较，海防始终处于次要的、从属的位置。因此，海防的基本方针一直是沿岸近海防御，海上力量建设始终局限于沿海或近海海军。

　　三是预防性。提倡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注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先哲很早就意识到保持忧患意识（也即危机意识）的重要性。《周易》中便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箴言。先秦兵书《司马法》也明确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基于这个认识，历代贤明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十分强调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对各种潜在的威胁保持戒备，预为防范。“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无备，虽众不可恃”。所以《吴子》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也就是说，保障国家安全的方法，预先戒备是最重要的。
　　先秦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还从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出发，深刻指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意为：局面安定的时候容易掌握，事变还没有明显迹象的时候容易谋控；事物在脆弱的时候容易被消解，在细微的时候容易被驱散。因而精辟地提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即在事端没有形成之前就进行处理，在祸乱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进行治理。与老子的深远哲思互为表里，古代思想家还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比喻，形象地揭示了在国家战略筹谋上绝对不能忽视看似微小不起眼的潜在危害的道理。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提倡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注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安全理念。正是秉承这样的传统，各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居安思危，针对国家安全上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见，试图启迪当朝，防患未然，也为后人留下了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丰富遗产。
　　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是中华民族战略思维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根源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丰富实践，同时又对历朝历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又是中华民族维护国家安全的奋斗历史的一个缩影。其中，既蕴含了深邃的理性智慧，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和环境局限；它在实践中的运用，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智慧还是局限，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先人和历史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我们都应当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总结。既不夜郎自大，也不讳疾忌医，既从成功中看到经验，也从失败中看到教训，从而不断深化对有关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为思考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