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一统盛世文化的源头之一

五凉文化（上）

五凉文化的形成及其内涵与影响

（此篇文章约14000字，分上、中、下三篇刊发，请君阅览）

丝绸之路重镇武威，地处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心，千百年来承载并延续着历史留下的丰厚而博大的文化根脉，形成了具有鲜明西部特色的地域文化——凉州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凉州文化从汉魏初创到五凉繁荣逮至盛唐巅峰，加上宋（西夏）元明清各有千秋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佛教文化、西夏文化、金石文化、简牍文化、民俗文化等，成为中国诸地域文化系列中的一朵奇葩。特别是五凉时期，为凉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五凉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

有多种因素促成“五凉文化”的形成。

（一）远离中原而又血脉相承、近连西域而又传统各异的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和人文环境，是五凉文化形成的首要条件

从地域看，河西走廊东控关陇，西连西域，南依高山，北临大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五凉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时，中原动乱，五凉各国割据一方，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安定，在地缘上又远离内陆，很少受中原战乱波及，一时成了“中原避乱者日月相继”的乐土。其中不乏硕儒贤哲，他们以中原文化使者的身份在凉州或参政为官，或著书立说，或收徒授业，加上本地众多文人学士的参与和推动，使中原文化与西域外来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本土文化在经过140多年的交流与冲突之后，最后终于在古凉州（今武威市，延伸至河西及周边地区，下同）融合并发展传播。期间，东西方文明在这里汇聚、交融、辐射，凉州承担着向东传输西方文化和向西传播中原文化的重任，在此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了这条文明长河中的精华，用它滋养充实自己。

当时的中原，与西方的直接交流较少，而西域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凉州所接触的文化是西域化的西方文化。西汉初年，随着张骞、班超、甘英等外交使团的西行和西汉大军的西征，中原文化开始进入凉州并与当地游牧文化交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西交往的频繁，希腊、罗马、印度文化也纷至沓来，涌入凉州。五凉政权虽与中原政权和东晋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毕竟关山阻隔，各自为王，接纳更多的则是中原流民、官员、学者和西域商人、使节、僧侣，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结果是诞生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五凉文化。凉州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是五凉文化诞生的温床。

（二）五凉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执政者的尚武崇文，是五凉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五凉时期，凉州一带在中原地区政权更迭和内乱纷争时，吸引了大批中原流民，尤其是中原豪望和官宦名士前来避难定居，他们在带来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

五凉政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军功武威的时代。但他们在依靠军功武力夺取河西统治权的同时，注重发展经济，重视儒学，吸纳人才，致力于地域文化的开发。前凉、西凉建立者出身于陇右士族世家，重视文化建树自不待言；后凉、南凉、北凉政权既具有中原封建王朝的制度特点，也保留了游牧民族部落的某些传统，建立者虽然是游牧民族豪酋，但他们长期生活在汉文化圈内，深知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身边也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其经邦论道，因而推动着五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光、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潜。”

（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融合，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是五凉文化形成的第三个条件

河西地区在历史上是多民族大迁徙、大争战、大融合的舞台，汉族与戎羌、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突厥、吐蕃等民族彼此之间的交流融合非常频繁，这种融合既有经济、文化和制度方面的，也有血缘方面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在河西地区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话剧。

异族的入侵，对本土民族来说自然是一场灾难，生灵涂炭，田园被毁，人民流离失所，城市变为废墟，经济在相当时期停滞不前。然而，战争在客观上又是历史进步和民族融合不自觉的工具。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五凉时期，中原地区是多民族博弈的战场，其影响渗透到全国各地，在河西影响颇深的则是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西域文化，成为五凉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并赋予其多元化的色彩。

二、五凉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许多游牧民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给秦汉帝国所形成的传统的一元文化格局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以民族融合、人口迁徙、儒学统治地位巩固及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等形式向更为广阔的范围和地域扩展。河西则充当了承上启下、东西相承的文化运河角色。在这相承相启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的五凉文化。

五凉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精深的。

（一）农耕文明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中国古代习惯上称国家为社稷，社为土地，稷为粮食，分别代表土地神和农神，也称社神和谷神。有了土地和粮食，就有了国家。因此，农业被誉为文明之母。而中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联系尤为密切，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河西在地理上处于干旱的西北腹地，由几块宜牧宜农的山谷绿洲构成，长期处于游牧民族的占居和包围之中，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部。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对垒、冲突和互补、融合，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全过程，并通过游牧民族富于流动的特点将多种文化传来播去。

中国农耕文明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河西经济的滥觞，可上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其时，这里的经济形态已由延续已久的原始畋猎经济向原始农业过渡。当时的西北，植被完好，水资源丰富，一直是全国的富庶之地。《尚书·禹贡》说：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扬州“厥田惟下下，厥赋中下”。扬州（今江淮地区）和雍州（今西北地区）相比，显然是雍州大大好于扬州。因而“西晋以后，西北先后建立了三秦、五凉和夏、仇池十个政权，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办不到的”（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但这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垦荒面积较小，仅仅是农耕文明的开端。

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的绿洲上，靠祁连山雪水灌溉，自古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先秦时期为西戎等游牧民族所驻牧，基本上过着“食畜肉、饮潼乳、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的游牧生活。其实这也是当时整个河西走廊和北方许多地区的基本经济形态。《汉书·地理志》载：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天下饶。可见畜牧业在当时的凉州社会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

汉开河西之后，农耕经济开始起步和发展。首先是汉朝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无论是民屯还是军屯，都逐渐从畜牧业转为农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耕。其次，广泛推行和运用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种植技术、灌溉技术和新式生产工具。这些生产措施的实施，使过去的大片草原牧场变成了肥沃良田，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据记载，当时的大田作物已有谷子（粟）、麦子（宿麦）、黄豆（菽），之后又逐渐有了大麦、青稞、糜子（黍）等。西域的葡萄、苜蓿、西瓜、番瓜、番茄、黄瓜、胡萝卜、胡桃、胡麻、蚕豆、大蒜、石榴等作物经丝绸之路大量传入河西，极大地丰富了农作物的种类。此外，还兴修了一些水利设施，灌溉农业的雏形基本形成。但总体而言，汉时的农耕经济还不占绝对优势。

五凉时期，中原战乱纷争百余年，饱受战祸的中原人民纷纷向西迁徙。凉州位于河西东端，自然成为中原流民最先落脚之地。大量中原流民的进入，从人口数量而言，使汉族人口急剧增加。这些人同当地居民一起，围湖造田，开荒种粮，使积淀数千年的中原农耕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促使河西地区农业耕作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五凉的统治者基本上仿照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接受了中原文化，那么，他们也就必将接受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另外，五凉经济是军事经济，而国防的基础最终还是经济（重点是粮食和战马、皮革）。五凉统治者先后都采取过奖励农耕的政策，加上100多年的发展，足以使农耕经济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凉州出土的一些墓葬壁画中，就有彩绘的牛耕、牛拉耙耱，以及打链枷、扬场等一系列生产活动，其状与后世农业相差无几。前凉张轨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西凉李暠也广泛实行屯田积粮；北凉沮渠氏虽为匈奴，但同样重视农耕。张骏《东门行》中“嘉苗布原野，巨卉敷时荣……绿萍覆灵沼，香花扬芳馨”诗句，描绘了优美醉人的郊野风光，从侧面反映了农耕文化的发达。在农耕文明发达的同时，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二）城市崛起

早在先秦，乌孙驻牧河西时，凉州就有原始聚落赤乌镇。匈奴逐走乌孙、月氏后，在赤乌镇的基础上修筑了姑臧城。后经过不断增扩，城的规模据《水经注》引王隐《晋书》：“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

对凉州城大规模的营建是从前凉开始的。

张轨到凉州任职时，姑臧城因遭兵乱，残破不堪。随着河西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中原流民的大量涌入，姑臧城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张轨便以大手笔营建姑臧城。他在旧城基础上，由北向南筑有外、中、紫禁三座小城，在旧城外围又“增筑四城厢各千步…并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张茂即位后，筑灵钧台，并在城内中段增筑了一座小城，称“内苑”，专门用于举行国家大典和祭祀祖先。张骏时，继续在城外筑四城厢，东城称“东苑”，西城称“西苑”。其中最有名的一座建筑是张骏时筑的谦光殿，主殿巍峨壮丽，“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极巧”；四面各有一座陪殿，东曰宜阳青殿（春宫），南曰朱阳赤殿（夏宫），西曰政刑白殿（秋宫），北曰玄武黑殿（冬宫）。整个建筑富丽堂皇，名扬海内。

张氏以“拟于王者”的京都标准营建姑臧城，对后世的王都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姑臧七城”及城门名称来历多依汉制，采自我国传统阴阳五行命名，表现了“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的特点。如谦光殿周围的四殿，颜色依次为青（东）、赤（南）、白（西）、黑（北），加上中央主殿黄色为五色。五色是五行的重要内容，其黄色代表着帝王。另外，张氏修筑姑臧城，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宫南市北的王都建筑布局，创造了一反旧制的宫北市南的新格局。陈寅恪先生就此明确指出：“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而市在南一点而言，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之城邑，亦如中原之有洛阳也。”后来西凉王李暠的曾孙李冲父子受命为北魏政权规划营造洛阳新都时，就参照了姑臧城的模式，创造了洛阳格局，而洛阳格局又影响到东魏都城邺城和唐都长安的营建。简言之，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都城格局，其源头可追溯到五凉尤其是前凉张氏修筑的姑臧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些史学家和建筑学家把五凉时的姑臧城称作是中国王都的鼻祖。据此而言，这是凉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也是五凉文化中的精华。

（未完待续，请君待阅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