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凉土才华
北魏虽然也有崔浩和伊馛等一批文武人才，但比之这次伐凉喜得的大批凉州人才，北魏的人才就相形见绌了。在拓跋焘眼中，得这批凉州才子，远比攻城掠地的好处更多。北魏统一北方，什么都不缺，就缺才人。这次征伐凉州之人才，真可谓是“北凉跌倒，北魏吃饱”。
凉州自从张轨使凉，张轨儿子张寔建立前凉以来，凉州先后经历了前凉张氏家族九任（314--376）、后凉吕光家族三任（386--403）、南凉秃发乌孤家族三任（397--414）、西凉李暠家族三任（西凉400--421）、北凉段业到沮渠家族三任（397--439）的125年里，因为中原地区战火不断，特别是永嘉之乱，中州许多知识分子都逃往河西避难，张氏都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墜，尽管前凉灭亡时，后秦迁去了在批凉州人士，但凉州的儒学文化根与氛围已经十分浓厚，根脉在，人才之兴就不绝迹，后又累积了大批人才，一直号称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故凉州“号为多士”。
到北凉末代皇帝沮渠牧犍执政时，手下就有很多文学名士。他虽然是卢水胡人，但也喜爱文学，沮渠牧犍虽然看不上安定人胡叟那样的文人，但对大多数的文人，他都能量才重用。他任命的姑臧太守、敦煌人阚骃（kànyīn，北魏前期地理学家、经学家），兵部尚书张湛，国师助教刘昞（bǐng）、索敞、阴兴等，还有世子洗马（官名。秦汉时设置，官位是虚三品。年薪六百石，晋朝后专门掌管太子宫书籍，清末废）金城人宋钦，金部郎赵柔，世子侍讲程骏和程骏的堂弟程弘，等等。都被拓跋焘原班请到了北魏平城。
这么多的凉州士大夫，归附北魏来到平城，无疑成了振兴北魏文化的栋梁之才，宝贵财富。拓跋焘对这些北凉的士大夫都以礼相待，因才而用。北凉虽然灭亡了，但北魏为这一批凉州知识分子，创造了宽松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很快使他们忘掉了亡国之疼，失凉之伤，在北魏大展才华。他们成长于凉州，最终却都在北魏实现了人生的抱负。这批凉州文化人的到来，很快是北魏的文化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丝毫不输南宋刘。
在凉州，还有一位给官不做的经学先生，叫常爽。
常爽世世代代寓居凉州，从不接受北凉的礼遇和任官。
拓跋焘西征凉土时，常爽与兄常仕国归款军门，拓跋焘表扬嘉奖了兄弟俩。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常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不做官，给点名誉，总是行的，让他们随性教书。北凉的沮渠牧犍，就没想到这样依人品性，量才使用他们。
常爽（字仕明）是河内人，是魏太常卿常的林六世孙。祖常珍，苻坚时任南安太守，因世乱遂迁居凉州，此后世世代代寓居凉州。父常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常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
常爽到北魏后，见当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社会风气重武轻文，贵族子弟未遑学术，常爽就在温水的西岸设置学馆，教授学生七百多人。常爽订立赏罚条例，学生们都很敬畏他，服从他，就象事奉严明的君主一样。从此以后，北魏的读书风气开始振兴，儒学之风开始兴盛，为北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都是常爽教出来的学生。
崔浩和中书侍郎高允，经常称赞常爽教育有方，言传身教，奖励有方。说：“汉代的文翁（汉朝的蜀郡太守，以仁爱教学）以柔取胜，而先生您却用刚直的方法取胜，方法虽然有异，但造就人才的功效是一样的。”
常爽在教授之暇，经常著书立说，代表作为《六经略注》。其序言就代表了他的经学思想。序曰：“《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夫《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其几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顷因暇日，属意艺林，略撰所闻，讨论其本，名曰《六经略注》以训门徒焉。”
常爽在北魏不事王侯，独守闲静，活得潇洒自在，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子常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常文通子常景，别有《传》。
……
陈留人江强，寄居在凉州，他向北魏朝廷呈献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的经典有一千多卷，另外还有研究文字学的书籍，亦被拓跋焘任命为中书博士。
为北魏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拓跋焘委任的中书博士索敞。
索敞（字巨振）是敦煌人。北凉时为刘昞的助教，专心经籍，尽其所能，传播刘昞的学术。当时北魏崇尚武功，贵族子弟都不把读书当回事。索敞担任北魏中书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对学生严肃而有礼节，贵族子弟们都敬畏他，大多数都能刻苦学习，建功立业，前后在朝中担任尚书、牧守的，就有几十人。
早年，索敞在凉州时，与同乡人阴世隆以文才而结交为朋友。阴世隆到达北魏京师后，获罪被发配到和龙；到达上谷，贫困交加，没能到达和龙，被当时的士人许能买为奴隶。五年后，索敞因行至上谷，遇见阴世隆，语其由状，对泣而别。索敞为阴世隆申诉，最终豁免。阴世隆子阴孟贵，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来亦如之。乡人钦其笃于事亲。
索敞在教学之余，对北魏社会风俗进行了重点研究，他发现古典经籍中，有关丧服的记载比较零散，就对此进行了分类编述，撰成《丧服要记》一书。其《名字论》文多不载。后出补扶风太守，在位清贫，未几卒官。索敞去世后，他的同学旧友为他请求加封谥号，诏赠平南将军、凉州刺史，谥曰献。
索敞的儿子索僧养，中书议郎、京兆太守。
索僧养的儿子索演贵，征东府参军。
索演贵的儿子索怀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
……
时任北凉尚书的经学大家阚骃，和刘昞一样，因为岁数大了，说他在姑臧生活习惯了，不愿意到北魏平城来，拓跋焘就遵从他的意见，任乐平王拓跋丕镇守凉州后，就任命阚骃为拓跋丕的从事中郎。
阚骃（字玄阴）也是敦煌人。祖阚倞在西域很出名。父亲阚玟为当时的秀杰之士，官做到会稽令。阚骃博通经传，聪明敏捷超过常人，三史浩瀚群言，过目成诵，时人称他为“宿读”。注释王朗《易传》，学子们借助此书学通经书。又撰写《十三州志》，流行于世。北凉沮渠蒙逊时，蒙逊很重视他，让他跟随左右，经常与他讨论政治上损益的事情，拜授阚骃为秘书考课郎中，配给他文吏三十人，让他专门典校经籍，修定诸子书籍三千多卷。加授他为奉车都尉。沮渠牧犍继位后，待他更为厚重，拜他为接待宾客的官员，迁任尚书。
北凉时任兵部尚书的张湛（字子然，一字仲玄），也是敦煌人，魏执金吾张恭九世孙。张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逊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入北魏时，年已五十多岁了，也不愿入朝为官。拓跋焘就赐张湛南浦男爵，加宁远将军的待遇。让他闲暇时，配合司徒崔浩论论周易，解解左传，安度晚年。司徒崔浩很尊敬张湛，识而礼之。崔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
刘昞的弟子，沮渠牧健的东宫侍讲程骏（字驎驹），迁往京城后，其才学也被司徒崔浩赏识。程骏是广平曲安人。六世程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祖父程肇，吕光时任后凉兵部尚书。他从小失去父亲，家境贫穷，守丧时以孝著称。拜刘昞（刘延明）为老师，性格机敏，酷好学习，昼夜苦读，没有倦意。刘延明对学生说：“告诉他事物的一个方向，就能推知其他三个方向，程骏仅次于这样啊。”程骏对刘昞说：“现今提倡名教的读书人，都说老庄的话虚无怪诞，不切实际，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可见，到魏晋时期，学术界就把老庄列到一起了。这是对老庄的误解，老子是入世的，庄子是出世的。老子守一，庄子性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世道可以说就十分顺达了。人如果不专一守本，那么烦恼就会产生；过去任性自为，就会流于放荡丧失真性情。”刘昞说：“你还年幼，说话就这样老成，真了不起啊！”从此，他的声誉远播。
同时，拓跋焘在重用凉州仕子的同时，也下令遴选当地的知识分子，只要有所长，一律提拔重用。比如征张伟、高允为中书博士。张伟（字仲业）小名叫翠螭，太原中都人。高祖张敏，晋秘书监。张伟通学诸经，在家乡为数百人讲授儒典。儒谨泛纳，执教勤奋耐心，虽有顽固不晓，百问不厌，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十分受门徒尊敬，对他像父亲一样好。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笃慎，非法不言。
03.撰修国史
拓跋焘将来自凉州的人才一一安顿妥当后，命崔浩监理秘书事，综合整理历史史料文献；又任命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与处理掌管这些事并修撰北魏国史。把北魏的国史刻石勒碑，流芳百世。
修撰国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才，仅靠他们北魏的几位，还远远不够，崔浩就推荐了来自北凉的才子阴仲达和段承根。其时，段承根早已投奔于司徒崔浩的门下，段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注述，并很快发展为文史上的挚友。段承根唯一的缺点就是“性行疏薄，有始无终”。段承根又将北凉灭亡后紧随而来的阴仲达，引荐给了崔浩。在与崔浩的交谈中，阴仲达对崔浩提出的有关河西五凉时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对答如流，见解独到，使崔浩对阴仲达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阴仲达将来必定在史学上会有一定的建树。
（崔浩）
崔浩得了这两位文朋挚友，立即上疏世祖，奏请：“阴仲达、段承根，都是凉土的才子，请征召他们共同修撰国史。”在崔浩的举荐下，二人都被授予著作郎，引与同事，与同来自北凉的宗钦等人共同修撰国史。
段承根，是武威姑臧人，自云是汉太尉段颎九世孙。父段晖，字长祚，身长八尺余，师事欧阳汤，汤甚器爱之。有一童子，与晖同志。后二年，童子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甚悦，谢晖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欲归。烦子厚赠，无以报德。子后位至常伯，封侯。非报也，且以为好。”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晖乃自知必将贵也。乞伏炽磐以段晖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乞伏炽磐子乞伏暮末袭位，国政衰乱，段晖父子奔吐谷浑暮璝，暮璝归降北魏，段晖与段承根也归北魏。世祖拓跋焘素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段晖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段晖欲南奔，世祖问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段晖置金于马鞯中，不欲逃走，何由尔也？”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斩之于市，曝尸数日。时有儒生京兆林白奴，钦段晖德音，夜窃其尸，置之枯井。女为敦煌张氏妇，久而闻之，乃向长安收葬。
阴仲达，也是武威姑臧人。他的家族兴盛于东汉南阳新野，汉光武帝刘秀的皇后阴丽华就出自这一家族。东汉卫尉阴纲之孙阴常举家迁往武威姑臧居住，逐渐形成武威郡望。4世纪初，阴氏家族在姑臧兴起，得到前凉张氏的重用。376年，前凉灭亡，阴仲达祖父阴训为避祸而移居敦煌。以后西凉建立，阴训曾任西凉王李暠时的武威太守，阴氏家族多人都在西凉朝中任职，亦或在学术方面有所造诣。417年，北凉攻灭西凉，北凉王沮渠蒙逊对西凉旧臣中有才华者、当地望族皆礼而用之，阴仲达家族也受到沮渠蒙逊的礼遇，以后又跟随沮渠蒙逊，重新回到了姑臧。阴仲达的父亲阴华，就是一位有着很深文化修养的学者，来到北凉后任姑臧令。受到家学的熏陶，阴仲达9岁时就能属文，诵诗赋，加之他天资过人、早慧敏悟、博览群书，16岁时就以极高的文学素养名闻凉土。
一次偶然的机会，阴仲达在父亲任所，发现了敦煌阴氏始祖阴澹所著的《魏纪》。阴澹是前凉张轨四大股肱之一的阴充的弟弟，阴氏家族本来是军功豪族，在前凉诛戮阴氏大族时，阴澹已在敦煌任职，躲过了灭门之灾。从此，阴澹发誓离开武门，学习儒学，实现了由武到文的华丽转身，并希望阴氏后人不再从武，成了敦煌阴氏的始祖。阴仲达读过后，开始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逐渐不满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专心研读有关史学方面的专著。丰富的五凉诸国历史完全吸引了他，他不仅自己专研，还有了再修五凉历史的想法。
在得知《略记》《凉书》等史书的著作者刘昞就在姑臧陆沉观教授弟子时，阴仲达又专门前去拜访，请教学问。在刘昞处，刘昞以自己对史官道德素养的认知为阴仲达讲述了春秋时期的齐太史、晋董狐等史官修撰国史的史事。其中，齐太史兄弟三人因秉笔直书被接连杀害一事令阴仲达深感震撼，对这些史官的所作所为他敬佩不已，也使他明白了一个史官应该恪守的道德准则。以后，为了得到有关五凉的历史资料，他离开姑臧，到河西和西域一带作西行游历。所到之处，他对于当地的历史事件、人物遗闻、地理地形、战争场地等都做了广泛深入的了解与调查，搜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宗钦，字景若，是金城人。父宗燮，字文友，吕光时任太常卿。宗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北凉沮渠蒙逊时任中书郎、世子洗马，撰有《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还给蒙逊上了《东宫侍臣箴》书。宗钦的弟弟宗舒，字景太，名亚于兄，任蒙逊库部郎中。兄弟俩同归北魏后，拓跋焘赐宗钦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赐宗舒爵“句町男”，加威远将军。
凉州才子的加入，使北魏修史条件完全成熟。崔浩健全国史撰写班子后，即刻带领学者们进入撰写状态。拓跋焘对修撰国史十分重视，提出了“务从实录”的总原则。崔浩依此制定了修撰国史的基本准则：“秉笔直书，无所避讳”。
崔浩是总编纂官，但他和高允两人，又偏重于编纂天文历法。他收集各家历书，详细考核汉朝以来的日食、月食以及五星运行的度数，又另行编纂了一部《魏历》，和高允共同修正。高允是高泰之孙，少年丧父，大器早成，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是北魏的一代名臣。高允虽然通晓天文历法，却从不为人推算，也不向众人宣扬，只有太子少傅游雅知道他的学识。游雅曾多次就灾变询问高允，高允道：“阴阳灾变，很难明知，即使知道了，又害怕泄漏天机，还不如不知道。天下值得探索的道理很多，你何必非要问这个？”游雅这才不继续追问。
有一次，拓跋焘问高允道：“治理国家，什么是第一位的？”
当时，北魏境内的许多良田都被朝廷划为禁地，高允借此机会进言道：“臣幼年贫贱，只知道农事。如果国家扩大农田、积聚谷米，使朝廷和百姓都有粮食储备，就不忧虑饥馑了。”于是，拓跋焘下令解除被划为禁地的农田，让百姓耕作，国家收取田赋。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诏修撰国史，对阴仲达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而修国史也恰好圆了他之前修史的愿望。因此，阴仲达很珍惜这次修史的机会。在修史过程中，他牢牢遵守着刘昞当年所教导的史官所必须恪守的“秉笔直书”这一准则，科伦坡修撰自己所负责的部分。他修史非常认真，在每修一部分历史前，都要先去藏书处大量翻阅前人所著史稿，反复比对，怕因自己的疏忽，有所错误、疏漏，留下遗憾。而查找到有用的史料，甚至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总是废寝忘食地将所查到的史料当即整理、记载后才作罢。长此以往，阴仲达身体越来越差，常常感觉胸闷气短。文人熬夜，看来是古今的通病，心脏病犯下了，他也不管不顾，休息一阵后仍然坚持着完成修撰工作。
一次，史馆内就太武帝祖上曾被前秦苻坚发配蜀地一事，究竟要不要编入国史，几个史官争论不休，各持己见。阴仲达听到后，对他们说：“写史书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是今上先祖就隐藏其丑。前有齐太史秉笔直书，后有董狐良吏，为写史实他们中有的人连死都不怕，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再者，今上令我等'务从实录’，就是让我们能秉笔直书，无所避讳！”崔浩听后，对阴仲达更加赞赏。
宗钦在修史过程中，与高允建立了良好的同事与文友关系，互相引为文坛知己。修史之余，俩人时常切磋诗文，互相唱和，不但口头交流，还经常书面交流，互寄诗文，以文会友，友以知己，吐露心曲，交流感情。宗钦给高允写几首，高允必会给宗钦回几首。两人互赠诗文最多的一次，宗钦给高允一气写了十二首赞美诗，高允即刻给回了十二首。所幸的是，这廿四首诗文都被收录进《魏书》，完整地流传了下来。
宗钦与高允书曰：“昔皇纲未振，华裔殊风，九服分隔，金兰莫遂，希怀寄契，延想积久。天遂其愿，爰遘京师。才非季札，而眷深孙乔；德乖程子，而义均倾盖。旷龄罕遇，会之一朝。比公私理异，詶谘路塞，端拱蓬宇，叹慨如何？不量鄙拙，贡诗数韵。若夫泉江相忘之谈，遗言存意之美，虽庄生之所尚，非浅识所宜循。爱敬既深，情期往返，思迟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纡凤彩以耀榛荟，回连城以映瓦砾者，是所望也。”诗曰：“嵬峨恆岭，滉瀁沧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启兹令族，应期诞生。华冠众彦，伟迈群英。”后面附了十二首诗作。
高允答书曰：“顷因行李，承足下高问，延伫之劳，为日久矣。王途一启，得叙其怀，欣于相遇，情无有已。足下兼爱为心，每能存顾，养之以风味，惠之以德音。执玩反覆，铭于心抱。吾少乏寻常之操，长无老成之致，凭赖贤胜，以自克勉，而来喻褒饰，有过其分。既承雅赠，即应有答，但唱高则难和，理深则难詶，所以留连日月，以至于今。今往诗一篇，诚不足标明来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滞，领其至意。”诗曰：“汤汤流汉，蔼蔼南都。载称多士，载耀灵珠。邈矣高族，世记丹图。启基郢城，振彩凉区。”后面也附了十二首诗以回赠。
经过十年的努力，阴仲达、段承根等史官不负使命、同心协力，使国史《国书》的修撰终于得以完成，得到了崔浩、高允等人的赞扬。可以说，“一部北魏史，半部凉人书”。没有凉州才子的加入，北魏史的修撰完工是不可能的。此后不久，阴伸达因积劳成疾，心疾复发，不久病故。崔浩、高允听到后皆哀其早逝，惋惜不已。
可惜，《国书》大功告成后，崔浩有点沾沾自喜。参与编撰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史》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流芳百世，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任由来往民众浏览。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好拍崔浩的马屁，而获得崔浩的欢心。崔浩头脑发热，他“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有疑问，都是国王们主动请教他，请他占卜，看天文，决人事，渐渐地倒忘了一个臣子主动向陛下汇报的习惯。更忘记了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只是留给皇室后代内部看的，并不是要公之于天下。这么重大的刻碑事情，竟然没有向魏主汇报，就采纳了闵湛、郗标等人的建议。加上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就立即付诸于行动。
崔浩这样一个“精于天人之会”，善于谋略的大家，却不善自谋。于是，崔浩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耗费劳力用工三百万个，才告完成。
还是高允脑子清楚，听说此事后，大感惊恐和忧虑，对著作郎宗钦道：“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会给崔家带来滔天大祸，而我们这些人一个也不会幸免。”
04.国史之难
事情果然被高允言中。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家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太武帝先祖同族间的杀戮、荒暴淫乱等一些不愿为后人所知的隐晦史实。文人喜功，这些内容竟然还被崔浩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刻石立碑。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果然引起往来行人议论，等于将拓跋氏先祖的家丑昭告于天下。
家丑不可外扬，何况是帝王的家丑，鲜卑贵族、诸王以及嫉恨崔浩的群臣看到后，无不愤怒，纷纷到拓跋焘前上言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惹得拓跋焘怒不可遏，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一一审查罪状，高允果然也被牵连其中。
当时，拓跋焘派高允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听说崔浩被捕入狱，拓跋晃连忙召见高允，让他到东宫住了一夜，躲过了气头上的调查审问。
第二天一大早，拓跋晃与高允一同入宫朝见。走到宫门时，拓跋晃因为要先朝见，就再三对高允道：“拜见主上时，一旦主上问什么，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回答。”
高允问道：“出什么事了吗？”
拓跋晃道：“等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
拓跋晃先去拜见拓跋焘道：“高允做事小心审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制定的，请您赦免他的死罪。”
拓跋焘召见高允，审问道：“《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
高允如实回答道：“《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和《今记》由臣和崔浩共同撰写。但崔浩事务繁忙，不过总揽大纲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具体工作，臣做得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听后，勃然大怒：“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要严重，岂能不杀！”
拓跋晃大惊失色，连忙道：“陛下天威严重，高允被您吓得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儿臣曾经问过他这件事，他说全是崔浩所为。”
拓跋焘又质问高允道：“真的如太子所言吗？”
高允坚持道：“以臣的罪过应该灭族，不敢欺骗陛下。太子因为臣一直在他身边侍奉讲书，可怜臣的遭遇，想要放臣一条生路。实际上，太子并没有问过臣，臣也没有对太子说过这些话，臣不敢胡言乱语欺骗陛下。”
拓跋焘见高允十分诚实，这才消了怒气，回过头对拓跋晃道：“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但高允却做到了。马上就要死了的人，都不改变自己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行，作为榜样褒扬他的品质。”于是，赦免了高允。
拓跋焘又召来崔浩，亲自审问，崔浩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但对自己所犯何罪，崔浩因为恐慌迷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而高允却将每件事都讲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
最后，拓跋焘命高允撰写诏书，想要诛杀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接到命令，高允犹豫许久，不敢下笔，拓跋焘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晋见一次，然后再写诏书。拓跋焘命人将他带到面前，高允道：“崔浩被捕入狱，如果还有其它别的原因，臣不敢多说。如果仅仅是因为冒犯了皇族，罪不至死。”
拓跋焘大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拓跋晃再次为老师求情，拓跋焘的怒气这才稍稍平息，对拓跋晃道：“没有高允，就该有几千人被处死。”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初十日（450.07.05）己亥，太武帝拓跋焘正式动刑，诛杀了崔浩全族。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崔浩被放在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崔浩的数十位士兵，纷纷往他的头上撒尿，崔浩悲惨地大声呼叫，路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史书载“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临近斩首时，宗钦感叹道：“高允近乎圣人啊！”
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如段承根、宗钦等参与国史修撰的史官，都接连被杀。可以想象，阴仲达如果不是因劳累过度，犯心脏病早亡，也难逃被杀的厄运。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亲疏，姻亲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都被连坐灭族。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史官们的又一次劫难，史称“国史之狱”。史官们费尽心血共同修撰的《国书》，从此散佚殆尽，人随书死，付之东流。
凉州文人性直，忠厚，太老实了。北魏之史，成也凉州人，祸也凉州人。凉州人参加《国书》修撰，只知秉笔直书，务从实录，不知帝王家史，有可书不可书，事有可记不可记。要说，“务从实录”帝王家丑之事，还是阴仲达的注意和主张，祸是阴仲达惹下的。要说，阴仲达命好，先于天祸降临之前死了，责任，只能由崔浩、高允等活着的史官承担。
几天后，太子拓跋晃责怪高允道：“人应该知道见机行事，我想替你开脱死罪，已经有了好的开端，可你却始终不照我说的去做，使主上气愤到那种程度，现在回想起来令人心有余悸。”
高允道：“史官记载人主善恶，作为对后人的鼓励或劝诫。因此，人主心生畏忌，行为举止都十分小心谨慎。崔浩辜负圣恩，私欲盖过了廉洁，个人爱憎好恶遮住了公正秉直，这是崔浩的责任和错误。至于记录主上起居，谈论朝政得失，这是史官的职责，不能说有多大罪过。臣和崔浩实际上是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生死荣辱，在道义上不应该不一样。臣接受殿下再生之恩，但如果要臣违背良心求得幸免，非臣所愿。”
听到这番话，拓跋晃为之动容不已，赞叹不绝。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中遭到沉重打击，魏朝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魏书》评价：“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后世研究魏史的专家，无不对崔浩被诛一事深加推究，大多也沿袭了宋人刘攽的观点，认为为此事件是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所致，是魏朝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但是，我总觉得，把拓跋焘杀崔浩，上升到是鲜卑贵族报复汉族的看法是化简为繁，有点“小题大做”了。确实，崔浩掌权后，“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提高了汉人高门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鲜卑勋贵的跋扈。但是，从本质上讲，崔浩的所有行为皆是服务于魏朝皇权统治，只是在后期因一直受世祖宠信而“得意忘形”，完全忘掉了“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宗旨，从而引来灭族大祸。历史上史家被诛者还有很多，难道都是民族矛盾的结果？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成也“秉笔直书”，败也“秉笔直书”。文人务从实录的修撰精神，正好给小人留下了告他们“暴扬国恶”的把柄。崔浩倒霉，就是撞上了有人告他修国史“暴扬国恶”。而人性大都喜歌功颂德，不喜“疮疤被揭”。即便今天的人们修个家谱，好心写点某人的缺点，留给族人引以为鉴，族人都不允许，说是记了人家的家丑，甚至会大闹，杀了笔杆子。这事，我在好心编撰王氏家谱的时候，亲自经历了的。何况帝王们，怎么会喜“暴扬国恶”呢。看他国他族他人的，都希望“秉笔直书”，写自家自族自己的，又希望“取舍有度”，这是人性最大的弱点。
还是王夫之评价的好:“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薉，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愧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薉，而诘汾、力微之薉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
所以，不久以后，太武帝北巡阴山，又后悔诛杀崔浩。
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拓跋焘说:“李宣城可惜!”
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05.大儒刘昞
魏世祖返回平城，乐平王、凉州刺史拓跋丕赶忙率众官拜见经学大师刘昞。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十分重视凉州的文人学士。凡年龄不到七十岁者，一律迁往平城，为北魏效力，推广儒学；凡年龄七十岁以上，不想远离故乡，不便车马劳波者，尊重个人意见，继续留在本地本乡，并专门留一子侍候，抚养老人（“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这一年，刘昞已经八十多岁了，不愿远去平城，而想返回他的故乡敦煌。世祖十分崇尚刘昞的学问（“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再三叮嘱拓跋丕，要尊请刘昞出来，继续为北魏振兴文教。拓跋丕在平城的时候，亦很尊崇刘昞，就聘请他继续留在姑臧，挂职出任从事中郎。
刘昞出来向北魏凉州刺史拓跋丕报到那天，颤巍巍的掏出了一摞典籍清单:《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还有作注的《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
这是刘昞二十多年来，完成的全部著述与成果。刘昞看着众人极度震惊的神情，天真灿烂地笑了。他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上次好像还是迎娶小师妹的时候。
刘昞在姑臧又待了一年。完成了师徒三代的守护传承。到第二年，因身体实在吃不消了，他申请回老家敦煌终老。拓跋丕就用豪车送刘昞回家。出了姑臧，不几日，已经西行四百里，路过张掖时，刘昞想到临松薤谷看看当年他隐于南山教书的地方。刘昞站在临松薤谷，当年他开凿石窟的印象还在，只是那些粗粝的刀斧凿痕已经磨的无比光滑。他怀念起了妻子、师父、师弟...，还有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刘昞最终没能叶落归根，在看完临松薤谷后，好像心突然空了，毫无牵挂了，在临松薤谷染病去世(至凉州西四百里谷窟，遇疾而卒)。他的魂灵虽然没有回到故乡，但回到了临松薤谷这一人生最美好的地方。
刘昞有六个儿子，结局都很悲惨。刘昞一生专注于学问，不肖官场之事，不肖请客送礼，也没为儿孙们谋一官一职。长子僧衍，早亡了。次仲礼，留在了乡里。次字仲，次贰归，少归仁，又皆迁代京，后分属诸州，沦落成了普通的城民。朝中一些有良心的官员念及大儒刘昞的功德，尽管时过境迁，还在不停地为刘昞的儿子们鼓与呼。太和十四年（490年），北魏尚书李冲奏曰:“昞河右硕儒，今子孙沉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但李冲的谏言并没有得到当朝者的重视。
三十年后，仍然有人为民请命。正光三年（522年），北魏太保崔光感念刘昞的功绩，再次上奏曰:“臣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爱树，自古称美。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如或愆衅，当蒙数世之宥；况乃维祖逮孙，相去未远，而令久沦皂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臣忝职史，敢冒以闻奏，乞敕尚书，推检所属，甄免碎役，用广圣朝旌善继绝。敦化厉俗，于是乎在。”
四年（523年）六月，孝明帝元诩才纳了谏言，下诏曰:“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
河西人深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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