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中华后学之三大偏

作者：王岩林

 

   先秦两汉以后的中华后学，在极其根本性的三大问题上，越来越脱离了中华学问初创时期的正道、大道。

　　其第一偏，是中华学人阶层越往后，越发淡化、甚至舍弃了自身关注全天下世界一切的一统站位与高远追求。

　　在先秦时期、特别是老子那里，中华学问是非常关心世界的本源与天道人文一统的天下世界的。从儒学、儒教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以后，中华后学便从这一恢弘宽广与全盘一统的平台上，一下子滑落到了人世、人间社会、家国人伦的俗世丛林中来了。“天下”概念，被“人世”、“家国”等概念所替代，便是这种大转变的一种最直接表现。

　　这一偏的直接后果，便是丧失了对自然而然整个世界的全面关注，放弃了对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天道自然的追寻，从而为后来自身的日益偏狭、不断僵化、过分师古和错失工商科技文明，埋下了伏笔、种下了恶果。

　　从自然天下一统站位，滑落到纲常人伦社会秩序的立场上，这是中华文明随后两千多年，偏离与丧失掉对自然而然世界、对客观社会现实、对个性欲望与科技工商新发展之直接密切关注的肇始起点；而过度尊古拟古、封闭学统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在中华后学与整个文明发展的客观现实间，制造出了越来越大的间隙与割裂。中华后学之所以越来越偏失僵化，之所以最终走向覆灭，其根源乃在于此也。

　　其第二偏，是过度偏狭化、世俗化、拟古化、教义化以后的中华后学，日益从经纬天地人文的天下根本大道上，滑落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王道”“世道”、“家道”人伦的纲常之道上。

　　此一遭，即便不是全然的“失道”，也是一种更广阔视野下的失“大道”。我们不能断然否认，儒道和其所倡导的王道、世道、家国合构、人伦有别之道，就不是大道。从社会现实选择上来说，其甚至可能还是中华文明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里的唯一中庸、可行之大道。对此点，我们不能不给予理性的判断。然而，这里，我们是站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是从全程思考中华学问和中华文明过去、现在、未来发展的层面上来看问题的。在此种站位与视野下，我们又不能不说，儒学确立主导地位后的两千多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文明看似走了一条堪称现实社会发展之大道的路径，实则在总体上，却是踏上了一条不断沉降、不断偏狭、不断背离了中华学问主旨和文明大道的无奈被动路径。

　　还是用最简单的字词演变观察法，来证明我的看法。昔日之“道德”一词，是道为始、是道为大、是道至高，是论道谓之大学，是尊道谓之大德的。可后来呢？在“道德”一词中，几乎全没了“道”作为首要前提的位置与份额了，反倒几乎成了后“德”之无关紧要的点缀词素与“隐形护卫”了。中华后学，失没失道？只要看看每个中国人耳朵都能磨出茧子的“道德”一词，是怎样被后学群体引导、诱导、误导着，是如何一步步地发展演化着，从先前道与德并立、道为得之先决前提的那般光景，沦落到今日只见德、难言道、不闻道为本的悲惨境地的，便再明白不过了。

　　重心过分后移、过度重“德”的结果，必然是要离道失道、隐道遮蔽道的，必然是会以偏正结构的“道德”架空和替代并列结构的道与德之一体建构的。此看似是中华儒学、儒道、儒教之偏，实则是整个中华后学和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必然决定着的。

　　其第三偏，是站位与视野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中华后学，在根本关注与倾力研究的切入点、作业面上，错失了贯通与凝聚万众世代知行两域的成语名言文化形态之正道、大道。

　　发现了“道”，并一度在学界甚至更广泛的领域内形成了对“道”、对整个道体系之普遍信奉与广泛追寻的中华文明，最后却基本撒手了对道、道本、大道体系的坚定值守与孜孜以求，这一中华学问两千多年前发生的大转变，几乎注定决定着中华后学在自己的开度、关注与致力方向上，是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出大偏差的。

　　道，最根本的本义与实质，是首足并用、知行相合、前后贯通、主客交融。对一个文明来说，其发展之大道的本身，更几乎可以直接地标定在万众世代普遍认知与集体践行的这一点上。因为，道、大道，不是以人们的认识、特别是被视作指导实践的前期认识所决定的，她是聚合着认识与行为、并最终更多地以行动来拓展趟行出来的。甚至，走得人多了所形成的“道”，无论是否被我们认知、是否被我们认可，其只要是聚万民于一途的，是趟行出了坚实通达之路径的，都业已是“走出”“道”来了的。可见，道，连接着知行、聚合着知行、靠许多人持久的知行合为拓展而成，甚至还是要靠着很多人的共同行为、行动、行走最终铸就的。其在总体与根本上，往往是超越了认知范畴的另一种大交合、大交融之创造性存在。

　　正是因为如此，尊道、以道为本和在大道体系下来看问题，我们便必须首先特别重视万众世代的集体认识与践行。这与当今大行其道的认识论、或认识先行伦、或唯认识论，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道体系，是比认识论体系更为恢弘综合的伟大体系。道体系，尤为注重和倚重万众世代的集体总体思行。只有万众世代集体总体的认知与践行，才是大道出、大道通、大道成、大道明的直接开拓者与制造者。在以道、而不是以认识论看问题的视野下，即便是道学家、如老子般伟大的道理家，也只是对整个文明社会发现道与趟出大道，起着启示、引领、推动作用的辅助者，而不是道、大道之形成的主体力量、主力军。大道形成与其之所以称其为“大道”的动力源泉和唯一标准，不是局限在意识形态之内的，不是取决于谁怎么说、怎么看、如何释道明道的，而只在于我们这个文明更多的人或总体集体，是怎么去走的。只有文明集体总体走过的、正在走的和将要走下去的，才是大道（这种走，必然是聚合着更多人的集体认知与行为的）。

　　道之站位视野、或者大道观，不仅能让我们彻底地摆脱以认识论解释、看待一切的偏斜学问追求，而且，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看重和倚重于广大民众、文明集体的辨别力与行动力。这是一种更为广阔、深沉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一种能够凝聚起一代代人集体面对、思考、选择、行动的全员一统之综合站位。有了这样全员一统的站位之后，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看到和信服那些聚合民众世代知行的、文明核心文化形态的不可替代之作用了。

　　过去，因为我们背离了文明的大道，因为我们在为学问而学问的圈子里越走越偏，因为我们被自己过分形而上化的学问之见所局限与阻隔，我们丧失了对万众世代聚合知行之道的重视与关注，我们没有很好地发现和揭示出其所特别倚重的汉语字、词、句核心文化形态来，从而也就没能在中华之学最为重要的切入点与作业面上，展开对贯通和凝聚万众世代知行两域的成语名言文化形态之发掘、研究。

　　这种两千多年中华学问的失道、偏离大道，恰恰需要我们在中西交汇之际、在复兴重构中华文明的今日，来很好地加以纠正和完善。这也是我提出中国需要“复兴重构”，中华学问需要“归本纠偏”的深意所在。我们必须持有同一种利弊相随、扬长避短的态度，既不能全盘照抄套用今天西方文明、西方之学，也不能一味地去沿袭继承古代中国的所有。我们必须学习和继承中华学问之道的根本、正道，摒弃中华后学一切走偏、走歪了的东西。这才是今日和未来复兴中华文明、中华之学体系，以中华之道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所必须持有的正确态度，所应该步入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