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别人的论说与自身的体悟》

“别人的论说”，指的是每个个体之外人们发出的议论和讲说的事情；“自身的体悟”，包括自我主体的身体力行与不断领悟。二者所指，都是最具广义包裹性的。

别人，对我们每一个现时代存在于此时此刻的个体来说，就是我之外的其他一切人。就论说而言，就是说，老子、黑格尔这一伙搞出了系统学说或理论体系来的，是别人之论说；大文豪或其他什么睿智之人，写出耐人寻味的哲理警句来，也是属于别人的论说。甚至，身边的开导你、劝解你的人，所说、所讲述的个体感受与大小道理等，也是别人的论说。

别人怎么论、怎么说以后，便有一个自己是不是听到了、听全了、听明白了、听进去了，及听了之后是否完全领悟了、是否在如此这般地做的过程中很好地践行了等问题在。这一过程，看似仅仅关乎自己、每个个体。但如果放到聚个体为群体、变社会说教为广泛行为、令文明意志转化为文明进程的更高层面上去看，则这一看似简单的说听、知行、传播、互动过程，就具有作用于文明发展体制机制的深刻与深层意义了。

也就是说，从一个文明如何实现万众世代知行合一的广阔深远角度看，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思维与西化模式主导整个人类世界、难以达成“哲思大头”与“行用小脚”之平衡统合的情况下，此“别人论说”与“自身体悟”的不起眼之小问题，更是一个堪称大得不能再大的大问题了。深入分析这个论说与接收、由知悟转化为行用、及个体体悟践履如何聚合成集群统一趋势走向的过程，无疑，是消除西方在知行合一上的源头性盲区和纠正当今世界之集体性偏失认知的、具有方向引导性的有益努力。

西方文明依照自身的路径与需要，在智思与行用的问题上，几乎始终就没有特别注意贯通两界与合二为一的问题。不仅如此，她还分别偏重于两个顶头的极端领域，一个是最体系化的形而上哲思领域，一个是最个性、感性、分离化的个体感受领域。这种执两界、行极端的做法，既是其分之道文明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也由于其这种基本属性与走向的规制而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了对和合统一的抵触与无知。

如此一来，在整个西方文明论说与行用的形态上，便出现了一个中国人往往不易理解的、有些怪异的现象，我们怎么看她，都觉得头是头、脚是脚，两头硕大、中间虚软，真个就是一个怪胎！然而，从西方分之道的秉性出发，循着其自身的轨迹来看，他们在高高在上的哲学理论体系与散乱极分的个体感受之间，虽然没有中华合之道那种道理体系的中合大道作为突出连接纽带桥梁，可由于其将哲学园地开发的郁郁葱葱、缤纷多姿以后，通过大量的思辨性文字著述与简易普及的拼音文字，使得绝大多数尚思有暇的人们，几乎总能从哲学论著中直接获取有益的东西，所以，西方没有形成纷繁、厚实、庞大、坚稳、凝炼、成熟的成语名句形态，却在反向的两极直接对接中，找到了任何文明所需的最低共识与认同。最低共识与认同，对西方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的文明，在总体上根本就不是通过统合一道而实现进步的，他们往往是以大分、大突、大极、大偏的方式，实现着令人始料未及的突破性进展的。

中华文明则完全不同。中华之道力主大合，不仅要合万众，而且要贯通统合万众的集体智思行用，甚至还要达成上上下下千年万代的整合一道、万变不离其宗。在和合一统上的全视域、大目标、高标准、严要求，决定了她必须走自己的路，决定了她通过西方那般头脚分离的异形构造，是根本无法完成其任务与使命的。因为，形形色色哲学理论体系与个体个性感知的反向直接对接，只是开通了一种管道，却并不能保证广大个体与文明集群意志的和合统一。学说化了的一套套体系，本身都是立足于各自的概念体系上的，都是各据一方、各自为政、划地为牢的。这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理论体系，如百花园里的朵朵奇特花卉一般，只会让每个到园区里来的人，各有选择地成为某一位、某一派、某一帮的“粉丝”，而无法达成凝聚万众一代代的整合效用。

所以，中华文明只能另求他道，一直走的都是不同西方的别样路径。在意识形态或思想文化形态的构建上，中华文明一直以来便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文明重形而上哲学体系和个体意愿感受，所以，他们有了发达的哲学思想体系和纷杂四溢的个欲个性；中华文明重统合、贯通、兼容，重大道中合，重头脚合于心、知行合于一、万众聚合一体、万代持守一宗，所以，我们始终有自己的目标方向、有自己自觉不自觉依循着的一整套。

究竟谁是正道？这就要看怎么看了。以西方为标准，考虑西方的实际需要与追求，当然西方的那套是其自身的正道。反之，则中华之道为正道。我要说的是，从全人类发展的大格局与未来发展大势上看，特别是在西学压倒中道、令中华道理难以完整阐发的今天，我们必须说中华之道才是那更好一些的正道、大道。中华文明所趟行与创造出的成语名句之意识形态的中合大道，乃是契合着自身和合目标与需要的，是对全球化时代和构建未来全人类一统新文明有着极大的启示、借鉴、指引作用的。

不必纠缠于口舌之争。我们要将更多地关注和努力，投放到对中华之道及其道理体系的新时期阐发上去。也就是说，我们要系统、深刻地讲明中华道理其内在的逻辑与道理。

在这个“别人论说”与“自身体悟”的大转化、大整合之看似自然而然的进程中，中华文明是这样来做的：

首先，确立以合和一统为最高目标。

其次，在统合一个个个体与文明集群群体上、在聚合万众与世代上、在整合万众世代的智思与行用上，做出顺应自然的人本努力。

第三，在最全面系统的大站位与视界上，找寻统合以上诸项的中合大道。因为，只有中合大道，才能像秦岭的山脊而非山沟一样，承担起守一行一终合一、全观全兼全相连的最高使命来。

第四，有意无意选择与趟行的结果，便是发展出和形成了大河聚流般存在着的成语名句之中华意识特有形态。这一形态，如同哲学体系在特别执着于形而上认知的西方，扮演着“大脑”的角色一样；在中华更讲求全员大一统的世界里，扮演起来驱动与统合着上头与下脚的“心脏”之关键角色。由于中华文明是看重全盘整体的，是注重活的生命的，是不愿走偏、走向单分、走出畸形的，所以，中华合之道往往重心更甚于重脑。这是不一样的站位与视野所根本决定着的。

第五，成语名句在别人论说与个体体悟中所扮演的中合大道角色，无疑是主贯通、汇集、整合与筑稳的。

这其中的机理与逻辑，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与形成的。最初，是基于一个个体的经验，比如一个孩子被绊倒摔痛了，自己在摔跤的行为中和自身的体悟里，获得了对该问题的体验与经验。这时，身边的妈妈或外婆，也会有相应的告知与教诲。这一阶段，虽有个体体悟与别人论说的两方面作用，但总体上是属于个体初步感知范畴内的事。

再大一些后，孩子常听人说要“知可知不可”、要“量力而行”，甚至在学校都背过这样的话。这样一来，这些古语俗语、成语典故、名言警句之类的，便开始以约定成俗的成型短语形式，进入到他的认知与行为世界中来了。不过，这个阶段，还仅仅是别人论说的导入与进入，加上自身的粗浅体验，还不是自身体悟与成语名句的进一步契合、结合、锤炼与筑牢。

再后来，比如他在考大学时，报了自己能力达不到的名校，结果名落孙山，让他再次想起了这几句成语名句来。甚至，到了三、四十岁了，有了升官、发财的难得机遇了，由于自己贪大求高，自不量力，又一次体悟到了人一定要“知可知不可”、要“量力而行”的深层含义了。至此，他将这类成语典故或名言古语，不仅牢记在心了，而且逐渐地进一步淬炼成自己的行为依循了。只有到了这一步，此成语名句对该人来说，才真正从“别人的”变成“自己的”了，才真正实现了知、行两域的彻底贯通与统合，才真正高筑为其理性依循的最高统一形态了。

这只是对一个人来说的。我们身边的许多人，我们同城的许多人，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我们看着相同文字与记忆着相同成语的一代又一代的千千万万人们，由于对同一个或同一组成语典故、俗语名言的知晓与认定，不断加入进来，纷纷集合、筑牢起来，是不是便等于成千上万的人，用自己的一双脚，把一条成语典故的众行大道给结结实实地趟踩了出来？这种众人世代不断踩实与趟宽、接续与筑牢的中华成语名言形态，难道就因为不是某位至圣大师一人独创自建的，就不可以被视作中华文明传承与构建体系中的一部分了吗？

所以，明白了中华文明合万众世代知行于一道的基本路数以后，明白了中华文明意识形态的最核心构建截然不同于那种偏重于形而上学最高哲思的西式追求以后，明白了中华文明智思行用一体构建不是由几位学究大师、而是靠着亿万民众不断凝筑与完成的以后，我们便会给中华成语典故或成语名句形态以应有的地位和评价；我们便会坚决反对力图摘除中华文明起中枢作用的“大心脏”、换上西方哲学体系之畸形发育的“大脑袋”的一切偏执可笑做法了。

总之，对不是以“脑”作引领、而是以“心”为统帅的文明来说，要看懂自身，便必须搞明白其担负着贯通、聚合、统揽整个“大一统文明”的“心”，便须将更多的研究与思考花在有别于西式形而上“大脑”的中华最核心之“心脏”上来，便须在这处于中枢统帅区的成语名言之广阔作业上好好地下足功夫。不如此，则中华之道难得以彰，则中华文明无法得到深刻通透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