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公众社会的主导者？》

王岩林

谁，应是公众社会的主导者？这个问题，似乎显而易见：在这一广大民众由个体人转换为社会化公众的地方，在这一各类别公众们充当着主体与主角、并享有着社会化群体生活的主场里，那当然应该是以广大公众们自己为主导者了。

可实际上，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应该说，导致这一显而易见逻辑在现实世界中常常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实现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这样两点：

一是，人类社会，在每个人及广大民众的社会化生存发展过程中，还创造出了同样属于社会化范畴的、却更加具有强大系统组织力的国家统治体系。其往往能够独立和外在于庞杂多元的社会形态之上，并时常扮演起对个体与整个社会发号施令的主导者之角色来。

第二点则是，广大民众、公民与公众赖以栖身其中的社会，虽然比之以个体方式纷杂生长着的每个单独个人，更具有群体依存的特征，也更多地以自洽整合方式构成了大大小小的、或明或暗的、或成型或不成形的阶层、群体、社团、圈子、帮派等，可毕竟，他们更多的是多元庞杂存在的蓄养地、滋生体，是主行广集、兼容之道的宽厚宽松空间，而非追求社会集群之强大统一意志的梦工厂，而非把现实统治与政治强权置于一切之上的国家机器。-------这两点，既是由它们二者不同的人类社会分工与定位所决定的，也是会因它们二者间不同的取向与追求所必然呈现出来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两点，社会，或最广大公众担负着主体参与者身份的公众社会，在很多时候、甚至通常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总是由社会的主体构成者、也就是最广泛的社会公众们自己说了算。------这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呢？------从表面上与单纯社会的观点看，的确是这样的。但从更大的人类社会（或我更爱用的人类文明、人类集群）之高远视野看，则恰恰相反。

简单地说就是，当人类在自己的人类社会化生长或人类集群式生存发展中，不仅创造出了一种叫做社会的群体性生活场所与形态来，还创造出了另一个更为有着系统组织性的强权体系以后，在现实世界中处于中腰和纽带地位的蓄养者、兼容者之社会，便不可避免地需将系统统合与全面统治的权利，不同程度地让渡于比自己更高层的上位者。这种让出部分之程度上的差异，既与这个人类集群之国家体系的发达集权程度有关，也与这个人类集群的社会化建设之现实成就有关，还与这个人类集群中的大多数个体之觉醒及积极主动的知行有关。

也即：一则，国家机器越强大的，社会所交出的部分也就往往越多；二则，社会化建设越健全丰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插手也就越比较地少；其三，独立个体与个性自我发育程度越高、越丰沛的，从根本与长远看，他们为社会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也就越大，相应地也就越能逼退国家机器对个人生活、社会生存的较多不必要干涉。

过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催生出了一种既重文明和国家最高集权强权、同时亦重全面系统社会秩序规划与建设的人类集群建设之路。其在激发独立个体与不同个性方面，重视不够，积极性、建设性的努力也不够。这是昔日中华文明的一个短板，甚至是其在遭遇西方文明时瞬间便会坍塌的一大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我们毋庸讳言。

不过，我也不赞同另一种认为中国只重国家统治、不重社会建设的偏颇极端之看法。可以说，今天之前，没有一个成功的人类集群或文明，是只重国家、社会、个人其中的一方而抛却另两方的（今后就更不会如此了）。任何一个持久发展壮大并创造出伟大文明成就的人类集群，之前，至少都是需要在两个以上的基本构成方面，实现相对成熟与健全的发育的。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集群中，只强健国家、社会、个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这个游戏便没法玩了，便一定会被自己推到对立面去的另两方之强大势力所淹没掉的。而从现实的逻辑看，不管是一个个个体人托举起来的国家，还是立于这样那样社会架构基础上的文明，最高权力系统，总是需要有坚实雄厚的民众资源为其所用并作为基本支撑的。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如果只有上层组织与系统构建，而没有这个集群中具有天然主体性的群体社会或个体民众堪为依托，那她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是无法长久有效地运转下去的。

仍以中华传统文明为例。如果只有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系统的建设，只有皇权统治之一维的强权治理，无论如何是无法将近千万平方公里上的多种族人们世世代代地聚合捏合在一起，并貌似合理合法地生息演进两千多年的。所以，我不同意一提传统中国，便直接且单纯地讲是一种“皇权统治”。而说成是皇权统治与士人-乡绅的“联手共治”，显然更加符合历史事实，也更加地合乎人间道理！

如果从中华文明建构之垂直坐标来看，我更愿意将昔日中华之国、中华文明、中华历朝历代的最高集权统治系统，与其中位、下位的社会和个体，看作是一种大树与该大树之根基的关系。这棵大树，之所以能够长久安稳地繁茂着，正是因为她有一个高度社会集约化取向的、以伦理道德秩序实现了系统整合的、盘根错节有机贯通的超级繁杂稳定之社会！大一统集权统治的实现，乃是因为其背后连着、靠着一个更加丰厚强大的大集合、大熔炉、大母体之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文明，总的来看，是靠着国家强力集权系统与深厚繁复有机一体之社会系统的协同一致、联手努力，才创造与成就出来的。它们二者，以其各自的强大有力与联手后的势不可挡，将一个个本应独立自主的个体，死死地栓牢、绑定与挤压到了极其狭窄有限与冰冷阴郁的角落。这使得她在成就了一个伟大文明、一种繁复多彩的道统社会、一套高效与近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同时，也冷落或压制了个体人们的个性追求与创造力。

同样，从西方来看，由于其不论生成社会、还是构建国家，都更多地是从个体与个人意志之层面出发的，所以，她走的是一条通过实现个体、个性解放，焕发出民众无限科学、艺术创造力，然后不断推进社会建设、国家权力系统完善的别样路子。可以说，西方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其社会的发育，受制于个人中心主义、受制于宗教压迫、受制于对国家权力的警惕制约、受制于直接作用于个人的戒弊性法律体系等等，始终没有在高、大、上、善、德等不同的取向上，出现东方文明常有的繁茂升腾景象。然而，就西方自身三位一体的建构而言，我们又不能不说，她的个性群体生存、宗教化生活、触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法律、以及选举民主和代议制分权之探索与实践等方面，就大社会而言，也是其社会自身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其实等于说，西方立足于个体，有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但在追求和构建国家、人类集群共同体上，却也毫无例外地同是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上展开着的------尽管其强力国家集权的大一统建设，比起东方、特别是中华文明来说，那太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抛开中西方的分头解读，一个基本的共同前提或统一认识是：自“国家”这种人类的组织体制形式与管治社会化生存的方式出现以后，任何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一个人类集群中的社会，便再也不只是仅有一个主导者、主宰了（翻翻历史，在此之前，发育不太成熟的种种社会，也似乎很难推举出自己统一的主导者来吧）。甚至，或许有些武断，可我还是不得不说，社会，从来就是一匹多头怪！她在根本上，就是与国家集权统治系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她，与最终总要将最高、最核心之权力，归集到一个唯一的主宰者、决策者、拍板者身上（不论其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决策的唯一机制）的国家系统，大为不同。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社会，一直都不是以推举、选出或确定唯一的主导与主宰，为其基本取向和根本目标的；而是以多元共存、包容蓄养为其基本性格的。

换句话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角，或者更确切地讲多头存在、多元协调、多方洽合并呈现出一种各有所归、各得其所、各自芬芳、有机关联、互动洽合，这，才是社会之所以称作社会的根本之道，才是社会发展与建设的硬道理。社会，从来都不是能够推出、选出唯一主导者、统摄者的地方。社会，就是一种繁杂多元的社会多样化存在。社会，是连绵大山中整片森林，其中什么都有，什么都自成一体，什么都相互关联、相安无事，什么都相争相害、相济相容着。

那这么说，是不是社会便没一致性、统一性可言了？也不是。只是其统一性、一致性、一体性，被其厚厚实实的繁复多元性、自发自在性，挤压成了极其稀薄、边缘的一小块了，并更多地只是在与国家、个体基本构成部分的区分中显现出来罢了。社会，对其自身的主导，也更多地是在以一种背后隐约和多不明见的方式，持久与根本地起着作用。而不是较多地以其主体公众们的表现，登台上位，指点江山的。

在这一广阔坚稳和无所不包的社会之舞台上，国家意志、社会公众意愿、个体个性诉求等，都如同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多刺球上之凸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境况里、不同的浪潮中，它们各自都会有或轻或重、或主或次、或强或弱的表现机会的。其中，又往往是轮番上阵、携手共舞者为多。社会公众，并非天然地、一直占据着这个世界的主导位置。

比如当今之中国。个体意识，在社会日渐开明和更多人经济独立、个性独立的情况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觉醒状态。社会呢，虽说是处在千年大厦坍塌后的重构重建前夜，却已有了一个东西方兼有的全新“大底盘”。这是好的一面。不足的是，它们二者，都还处在一个相当散乱、虚弱、自发与无序的“准实现状态”。相比较而言，唯独国家集权统治系统，是前所未有地强大，而且拥有着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所从未有过的超大权利（对党政军的一把抓，经济政治外交等各领域的强势控制，城市土地的国有、农村土地的重新整合倾向，各种改革与发展手段的可供选择，以及国外意识形态政经外交等压力越来越不构成威胁等）。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两个或三个主角中，缺谁也不可缺党和国家这一方。更何况，现在的形势是，没有国家放权，没有国家允许放开社团，甚至没有国家权力系统的支持与帮助，社会，仅靠自身自发的零散努力，很长时间都是无力改变其极度混乱、虚弱与苍白的现实的。

从长远看，社会，在其自身的社会事务范围内，无疑，最终的优先主角，一定应该是社会自己最广泛的公众阶层与群体了。只是，牵涉到国家方向、国家利益、国家统合建构等更高层、更重大的方面事项时，社会要服从经过充分论证和得到信任的国家意志。即便到那个时候，国家与个人之另两个方面，也不应不会全身退出的------除非，我们连构建一个比昔日古代中华文明社会更好的社会志向都没有了；除非，我们闭目塞听地也同时拒斥一切西方积极成熟的社会努力与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