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我们之所以总是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错误地定性为“专制”，且搞出了一套不伦不类的、中华既为文明又处在极不文明之“君主专制统治”下的牵强悖论来，一切，或者说在根本 上，都是因为迷失了昔日的文明路径，不再具有之前两千多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极其与众不同的文明视野了。
“文明”，既是与“国家”形式类似的人类社会系统组织方式，却又不是以政治、政权为最高与最根本之整合平台的。她是一种昔日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了的、国家社会与文明导向合构一体的 “大一统”形态，她是一种努力实现着人类集群全面精神文化与客观物质追求相统一的、立足且超越了国家形态的高超高明组织方式。
“文明”，存在于国家社会之中，却又超越国家的边界和形态，以文明取向规制与导引着国家统治，从而成为人类更广大范围和更长久时期内的一种客观独立之存在。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 有了超越国家体制的文明形态之存在，正因为有了文明追求与国家治理的双重叠加、两系合构，我们的中华，才走出了一条光彩照人的文明发展之大道来，才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大一统” 文明！------也即：中华文明，因有另一更高的文明取向置于国家之上而成为文明；中华“大一统”，因实现了文明系统与国家系统的有机合构而成就出了兼容统合、气度非凡的“大一统” ！
文明，是一种路径取向，是一种比较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不断摸索演进、最终世代天成的社会构成系统，更是一种被中华民族尤其倚重与特别发扬光大了的、看待自己和整个天下世界之方式 。
她与生根于西方、代表着西方话语、伴随西方崛起而主导现代世界的“民族主权国家”之路径、形态、方式、构成等，或者说与整个西方式的“分之道”“主权国家”系统，既是一种完全不 同的体系类型，又是一种怎么看都毫不逊色的人类集群社会整体化发展之主流方式。
从积极探索与繁荣兴盛的时间跨度上看，西方民族主权国家之近现代化，至今也就是三五百年的光景；中华为最高核心代表的、盘踞大半个东方世界的道合文明时代，算起来只比其长、不比 其短，两千多年是有的吧！
从对周围区域及世界范围的影响来看，虽在人类广泛联系与交流手段远不如今的古代，我们还是通过文明成就、文明感召、文明认同、文明教化、文明丝路、文明征服而非武力征服等，做到 了八方朝贺、东方屹立、丝路连接、影响世界。当年清朝朝贡体系辉煌之时，周边有19个藩属国称臣“加盟”，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美国与西方同盟的势力吧！
从紧密聚拢辖内民众与铸造统一国家的角度看，找到了文明之目标与道德教化之利器的我国古代，经过长期执着地努力，构建起了一个人口第一、区域广袤、阶层庞杂、经济发达、文化多元 却又极具“合之道”合力的“大一统”国度。这个体量与权重巨大的大国，即使近一二百年以来一直处于不多见的自保与收缩之态势，却仍以几百年前文明发展期所奠定的底子，稳居当今世 界不可忽视之一大国的位置！
从全人类视野下的领先性与突出贡献之角度看，她更是除了西方近三五百年尚可以相较之外，再无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了。她，除了与西方近现代一样，都为人类的繁荣发展趟出了一条大道 、都主导了人类世界发展的一个大周期之外，她在更加上善文明的大道取向上、更加广泛多元的系统融合上、更加均衡自然的精神物质之统一上、更加健全饱满的集体社会共生分享上等很多 方面，做出了今天西式现代化生存发展模式尚且无法实现与不能企及的伟大贡献。
对现今、往后的中国和世界来说，比曾经走出了一条文明化发展之大道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其昨日的路径、经验、兼容统合成就、体系架构方式等，极有可能是人类迎接西方后现代之 后新文明的曙光------甚至不出意外的话，复兴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之道，实际上便意味着：我们无论从思想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作为上，都找到了一个全面系统纠偏、弥补、扶正、甚至兼 容统合西方现代化的新文明发展路径与全套解决方案！这是俯视古今、举目四望，没有任何国家、地区或文明体（包括引领了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本身），所全面具备与可以提供得了的！
我们一定要从人类文明发展两大主流路径-----也就是当今尚大行其道的分之道和更早前就以为更广泛区域内国度所遵从的合之道的、二者有其一的高远辽阔视野上，来将文明牵引型的或者旨 在塑造文明核心、文明中央高地的文明发展之道，看作是与西方近现代化之路同层级的、足以主导全人类相当长发展阶段的另一种新选择。这种因接续古代中华文明而拓展走出的未来时代新 文明，将是下一个几百年到一千多年人类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主流和新主导。
对于这点，我深信不疑。而且是建立在系统全面地认知与发掘中华之道的基础上的。现如今，能看到此的人不多，更多人还只是沉浸在西方思维与话语的迷梦中，一味地随风飘摇，久久地难 以自拔。
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一切错误中之最大的错误，从过去的观点看，是僵化自满了，是固步自封了，是没能自觉发现与发展出西方路径上的一系列成果来，是没有早一天搭上这三五百年来西 式近现代化发展的“高速快车”、“顺风车”。可要是从今后回归文明、重构中华之道人类新文明的视野看，这最大的错，却根本不是什么学的晚了、学的不彻底了，而是我们没能在发现与 学习西方、西式现代化的同时，更多地、更好地、更不失底线地保有与秉持自己千年不改的文明追求与文明路径，并一度使今天前后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中国，丢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走了一段大大的弯路。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普遍接受和认同了“专制说”，除了上文我所分析的一些客观历史原因外，最主要的，从主观思想认识上、或者更直接的原因看，便是我们在选定最重要的概念基石与整 个话语体系的基础平台时，从一开始就走到了“被人牵着鼻子走”的邪路上去了。
立足于“民族主权国家”，我们便会对自身原有的文明感召教化区、甚至最核心的中央文明体，进行一番生硬的、破坏性的、基于一个个国家疆域和分之道思维的切分与撕裂。这种切分、撕 裂，对原本根本就不是拘于种族、民族、地域、疆域、权力、占有，或者不是以国家边界、而是以文明不同感化深度为内外围度的文明体文明圈来说，是不是直接意味着的，便是肢解和宰割 呢？-------就像西方建立在器官分向解剖基础上的西医，对立足于整个有机生命系统上的中医所做的那样。
西方“民族主权国家”之平台建立起来，并取得了无视“文明”生长大道路径的思想理论及话语霸权以后，第一个被曲解和被钉死在“耻辱架”上的，便是所谓国家最高统治的“专制性”了 。按照西方“民族主权国家”思维的理路来看，无疑，现实国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们，便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最高权利的拥有者，一直是打下江山、便世代相袭着的，这，不是皇权皇族 、帝王君主“专制”，还能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按着它所预设的概念平台和基本思路，接下来的推论，必然是相当合理的，是具有无可争辩性的了。
可问题是，对有别于国家、特别是根本不同于“民族主权国家”的文明独立形态，对“文明圈”及文明圈系内那居于中央核心地位的“文明国度”，我们根本就不能这么看！------就像我们 不能用解释物质的那一套去直接解读所有活的生命一样。我们必须将文明、文明体、文明圈系，作为另一种独立于单个国家之上的、根本不同于“民族主权国家”的人类特有形态与方式，加 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
中华古文明，是文明，是文明体，便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了。她与完全不同道的“民族主权国家”，怎么看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我们不能让中华文明“削”自己的“足”，去“适” 西方主权国家的“履”！文明，有文明自身的路径、形态、基因、机理------一句话：中华为文明，文明自有道！对于一个以文明为目标、以文明视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文明之道激励 与规制整个国家社会各方面各阶层各色各类人们的文明来说，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按照文明自身的道、道理去推论、去解释呢？
按照文明、文明体、文明圈域的事实与逻辑看，首先，因其有一种高过“主权国家”的“道合文明”之存在，她也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两套大的形态与系统，而且是一种以文明之道覆盖与统合 治国之道的、两套合一之大形态与大系统。正因为如此，这种根本不同的、超越了主权化之国家的文明体，也就因此而获得了一种一般国家所没有的、也几乎很难理解的文明取向、文明使命 、文明性质、文明风貌了。
道理体系（以权力观看，也可理解有一种更高的文明之道“话语”或“道权”-----不过，这只在为了让大家易懂时可用，我不愿更多地这样看），对自己的文明体、甚至抱有相同相近文明向 往的所有朝贡国和地区而言，那是要比一个疆域内之国家的现实统治权，更高、更大、更高尚全面、更契合着人类社会自然之道的最高权-----这其中，有“话语”、“话语权”的成分，还有 更重要与更深刻的、不是“话语”与“权力”所能解释的知行理性之依循在其中。中国人形象地称之为“天道”或“天人之道”。
谁能掌握“天道”，深谙“天人之道”，谁便能自成且使他成，便能内圣而外王，便能不被抛弃和立于不败。是故，皇帝打下了江山，要称“天子”；坐江山，须“得道多助”、“替天行道 ”；被抛弃，一定是缘于不行大道、“失道寡助”；反了、起义了，也总是会声称统治者们是“大逆不道”、遭“天怒人怨”了。
可见，昔日的中国人、中华文明视野的上上下下（包括统治者自己们），都是把“道”、“天道”、“天人之道”、“文明之道”而非“国家统治权”，放在更高的第一位的。这也就使得， 在中华文明的语境里，似乎很少有“最高统治者”之类的提法（天与天道之下，谁还能是最高者呢？），反而普遍有种“天赐王权”、“君权天授”、天道至高的理念与认识。
我们今天的许多人，总是把古人所言之天、天道等，视作一种虚幻神化的迷信或者集体想象。我不这样看。我认为那是他们基于综合格局理性系统深透思考之后，真真切切得出与相信的、天 人有道及文明乃更高大道的一种便于理解与普及的说法罢了。简单地说，有了“天”、“天下”、“天下文明”、“天人之道”、“文明之道”等高于现实的存在以后，特别是有了高于国家 、社会与人的文明、文明大道之后，拥有国家最高现实统治权的皇帝君王们，是不是也就不再是天人合构、文明与国家一体化之“神州”的“最高统治者”了。
“最高权力”归上天、归天人之道，落脚于文明的发展和人民的内心民意。中国古人不仅这样认为，也通过“天人”与“文明”的道化统构，将这一西方难以理解的思想理念，贯穿到整个文 明国家社会的存亡与发展过程始终中去了。------这个问题，后面我们再另作分析。这里，先强调一点，在中华“文明体”或“文明圈”的背景下，皇帝、君王、天子们，并非毫无悬念地就 是所有大权的拥有者，并非就是完全与最高的统治者；他们只是现实国家治理系统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他们只是在顺应文明发展与遵从文明之道时才能获得天赐身份、位置和权力的集权者与 统合者。在许多时候，甚至从这种格局安排的根本处看，他们，通常是不能够自己将所有的权力、特别是把天人之道或文明之道的“道权”，始终与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中的。其是否能够获得 、拥有、或者被剥夺这种有限的“现实治国权”，取决于他们是不是在道上、在更高的天人与文明之道上。而天人与文明之道，不是哪个集团或阶层的专属品。她最终，只是掌握在明道、遵 道与致力于道为努力者的手中，居于社会和民心的另一端。统治者们，得道，便能拥有这份权力；失了“道”，其“现实治国权”，就是“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了。
总之，在中国，只知有“统治权”（甚至不能称之为统治权、而只是“治国权”），而不知还有天人、文明之“道”，不知还有“道权”的分置他处及“道权”对“治权”的系统规导，便算 不得真知道什么是“中华文明”，也不能说真的很懂“大一统”文明的“集权制”！要想很好地认识与理解中国古代大不同的“集权”之道，我们便须首先从文明站位和“文明之道”对“治 国之道”的全面统合处出发。-----这是我们在面对一个伟大且与众不同的文明时，应有的立场、态度。我们都应去做那基于其自身的理解者、探索者，而非以外力野蛮强加于她的肢解者、指 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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