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地存在着海洋国土的争议，中国急需用制海权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海军，使海军走向深蓝。在这个时候，海权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海权论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海权论的指导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学术界对此研究非常薄弱。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求教于各位同人。
一
中国古代没有海权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也有海权思想，明清两代水师、海军，都是海权意识发展的产物，并在维护国家海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还有人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载《求索》1996年第2期）；已故的史学大师缪凤林在其《三代海权考论》一文中也认为，明清已有海权思想。
有海军则国防之巩固、国势之发展、国民之生命财产得保，国家之秩序安宁，以至维持中立、领海通航、通商征税、海上渔业等，均得赖保护之权利。其时无论常变，境无分内外，欲反变乱之景象，为和平之幸福者，胥于海军是赖。其关系如此，20世纪以后之国民，固不能外海军力而生存者。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没想到的是，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军捐，一时之间，各地出现了不少组织、团体、个人争相任捐的热烈场面。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企图像马汉着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侨对重建海军的空前热情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海洋、海军、海权的认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二是促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海权思想。中国人自己的海权思想主要体现在姚锡光的海军重建规划、《海军》杂志的海军建设设想和清廷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的活动等之中。关于前两项内容，前面已经叙述。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清廷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的活动。随着海权论的引进，清政府对海岛主权也开始重视起来。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我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得知此情后，于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查，并计划进行开发。两广总督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妥善布置，以辟地利”。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西沙群岛筹办处，在查勘后，拟议开办办法八条。东、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长期以来，受传统“重陆轻海”观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其一直没有予以重视。在晚清末期，清政府在列强环伺之下收复东沙、勘察西沙，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对于这些岛屿不容置疑的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在增强，传统的国防观念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海权对于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而言，已经不再陌生。
四
尽管海权论的引入和接受，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和世界其他各国相对比，晚清时期，马汉的海权论并没有使中国政府产生诸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控制印度洋、太平洋”之类的海军战略思想，并没有使中国如同美国、俄国、德国一样，通过实施马汉的理论，成为世界上的海军强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在晚清时期，中国对海权论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中国人是通过日文本的马汉着作来了解海权论的，翻译中的错漏比较多，即使是这种版本，中国人也只能读到马汉着作的第一章第二节 （前面已有叙述）。这个事实决定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马汉海权论认识只能是非常肤浅的。
第二，海权论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少数知识分子、海外留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官员之间，这就使本就不系统的海权论成为阳春白雪，只是在一些精英层中循环传播，而清廷统治者以及大多数官员没有触及这一理论，马汉的海权论并没有在中国普及。从清政府的各种谕旨、大臣们的各种奏折中根本没有专门论述马汉海权论的文字这一事实看，完全可以推断出这一点。
第三，晚清海权论传入的时机不好。1900年后的晚清政府处于风雨摇曳之中，变法、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此时的中国，就如同充满火药的空气，一点即燃。清政府此时的重点在于如何消弭社会矛盾，苟延残喘。他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中忙得焦头烂额，自然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来关心制海权和大办海军之类的问题。
第四，根据海权理论来重建中国海军，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对于当时几经赔款、囊中羞涩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纸上谈兵、画饼充饥。当时《海军》杂志提出的建立25万吨规模的巡洋舰队计划，仅开办经费就约需四亿元（约合白银2.88亿两），而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总数也不过一亿多两。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国家已处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境地。1909年，清政府提出七年海军发展计划，其经费预算总共不过1800万两，度支部和各省也都感到难以应付。可见，姑不论清廷是否有精力来重建强大的海军，就算有，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经费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由于以上四个原因，晚清政府并没有将海权论用于指导海军建设，国内高涨的革命形势令国人应接不暇，人们对海权论的热情很快就被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替代，以至于后来人们连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所以，晚清海权思想并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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