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花鸟画变体临摹与创作高研班招生
在中国书画史上，郑板桥因其一反常态的独特言论和书画风格而被世人称为“怪”，书法之怪更为明显——他敢于把不同的书体混在一起而构成一件书法作品，这是他书法最大的特点。然而，在唐人的书法中也有把不同书体混在一起构成一件作品的，如颜真卿的《送裴将军帖》等，但是，为什么在唐代颜真卿不被称为怪，而偏偏郑板桥就怪了呢？更不可思议的是，就书法而言，到唐代时各种书体都已成熟，后世书家，都遵守一书一体的惯例，为什么在清代的郑板桥那里，又把各种书体混杂，这不是一种文化倒退吗？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解读、研究郑板桥时遇到的理论难题。另一方面，在书画史，狂怪之人莫过于徐渭和郑板桥，为什么徐渭被定性为“狂”，郑板桥被定性为“怪”。难道是理论界随便说说的吗？
颜真卿 送裴将军帖
郑板桥 行草论书史
“怪”和“狂”：郑板桥与徐渭的区别
从行为和观念互动层面讲，任何一种社会行动的产生都和观念有关[i]，审美活动也是如此。经过近五年的研究，徐渭的思想和绘画（包括书法）风格受阳明学的影响已十分清楚：其《读龙惕书》借用佛理以述良知，《论中》从方法论上阐述致良知的修身方法，而“狂狷”行为是阳明后学的思想意识在徐渭身上的体现，是良知的自负。何谓“狂狷”？“狂狷”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子路》，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宋代理学家如程颢、程颐、朱熹多不对“狂”作正面评述，程颐说：“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明代心学家王阳明却十分推崇“狂狷”，“点也虽狂得我情”，认为“狂狷不与俗谐”，“狂”可入“圣”。明末刘宗周对“狂狷”的进路作了分析，他认为“狂”和“狷”都能走向“中行”，他说：“二者就其所学而进之，进取者反于平实，有所不为者扩而大之，则皆可进于中行，而斯道之传厥有攸赖矣，夫子所以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也。狂者所见极高，合下便欲为圣人，毕竟非身经历过，如人欲上长安道，便理会京师务身尚隔几程也；狷者所守极峻，只是识不宏宁学圣人而未至，不屑以流俗而自溷。如人上长安道，怕有他径，只索印步走不肯趂一帆风也。”从思想史的角度讲，这些都是在心性论儒学范畴中的讨论。而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讲，作为正统儒学思想下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观念，其最终目标是“中”，即“中和之美”。何谓“中”？《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创作时对“喜怒哀乐”的表达就是“情”。一旦在艺术创作中对情感的表达“过”和“不及”，在审美上就走向或“狂”或“狷”。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对成“圣”的看法不同，但最终目标是“成圣”，艺术创作也是遵循着“成圣”的目标，审美理想也是“中和之美”。由于徐渭禀承阳明之学，而王阳明又推崇“狂狷”精神，故徐渭的艺术创作高扬自然情感的表达，是对程朱理学审美精神的反叛。故世人多用“狂狷”来评判徐渭的艺术思想。
与徐渭一样，郑板桥在后人眼里也十分狂怪。而郑板桥对徐渭又十分推崇，更有甚者，刻印“青藤门下牛马走”以明其志，那么，为什么世人不用“狂狷”而用“怪”来评判郑板桥的行为和书画风格呢？这是值得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何谓“怪”？《说文解字》曰：“怪，异也，从心圣声。”在十三经中，“怪”字凡7见。凡形容“物”时，“怪”指奇异之物，如《尚书·禹贡》：“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即指与众不同的、能引起审美愉悦之事物，属于中性词，属博物学概念，即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杂物奇怪，山神海灵”所指之异物；形容“人”时则是指“性行古怪”之人，如《周礼·阍人》有“奇服怪民不入宮”句，“奇服”可解为“新奇的服饰”，“怪民”郑玄注：“狂易”，意为“性行古怪、精神失常之人”。形容“天象”时，指偏离正常状态的天象变化，即天象的异常状况。《礼记·祭法》曰：“见怪物，皆曰神”。孔颖达疏：“怪物，庆云之属也。”即自然界的奇怪现象。而在道家的著作中，如《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这里的“志怪”指记述怪异之事，与十三经的词义同。
可见，在儒学传统中，由于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后世儒生多遵循孔子遗训，对于奇怪、勇力、叛乱、鬼神只作笔削春秋式的记载，而不做任何道德价值评判，都进入博物学和志怪小说的范畴。对人而言，凡偏离正常行为的都叫“怪”，即不含儒家道德价值的一种状态。而“狂狷”一词由于孔子的定位，孟子的阐述，历代儒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挥，而成为儒家道德价值评判的一种标准而纳入心性论儒学范畴。因此，就现代人而言，都具有狂怪行为的徐渭、郑板桥，在古代人的眼中，一个是狂，一个是怪，即徐渭是属于心性论儒学范畴的，而郑板桥则不是。
“怪”和儒学的考据学倾向
要说明郑板桥的怪，首先要了解郑板桥的思想方式，而要证明郑板桥的思想并不容易。因为郑板桥一生都致力于书画的创作，几乎没有义理思辨，且仅限于书画领域。虽然表面上看，清初学者有汲取、甚至褒扬宋明学术成果之处，宋明理学仍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但从总体特征看，两者是对立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重义理，不重考据。清儒反对心学和程朱理学，企图在考据中寻找义理。从《板桥书目》、《板桥自叙》、《刘柳村册子》、《板桥后序》等自述生平、出仕、归田、诗词唱和、书画应酬的篇章看，郑板桥的思想属清代实学无疑。
从《板桥书目》的内容看，郑板桥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1、重五经。
2、重史实。
3、重基础理论
总之，如果把宋明理学视为对孔孟儒学的复兴和继承，具有强烈的儒家道德价值评判的特征，那么，考据学则是对传统儒学的考证和鉴别，通过对文本（包括观念）的考据寻找孔孟原典的义理，而不作过多的道德价值评判。郑板桥的思想正是这种考据思想的体现，反映在书法中，表现为复古倾向，和对可能在书法的演变过程中出现过的书体的还原，反映在书体上则呈现为“怪”。
（节选自《郑板桥之怪与清代实学》，《中国思想与绘画教学与研究集（四）》，2015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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