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杰
女博士陈盈想要有一间书房。寒窗苦读数十载,她对书房的渴望,超过女人对摆满漂亮衣服和鞋子的衣帽间的憧憬。但在均价五六万元的北京,拥有一间哪怕只有10平方米的书房,对陈盈来说都极尽奢侈。她掰着手指头算,这笔钱足以在老家广西小城买下三室一厅的宽敞房子。
去年夏天,陈盈拿到博士学位,在高校谋得教职,老公在北京工作。结婚后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在北京买房安居。像很多年轻人的“6+1”买房模式一样,加微信rs123451,看更多内幕猛料。小两口及双方父母倾尽所有积蓄,凑出首付。
“你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终究没有长成自己期待的样子。”陈盈一直笃信“知识改变命运”。从小靠着勤奋和在学习上的天分一次次打败对手,跻身名校。
但当发际线和理想一起衰退时,在埋首还房贷、找工作、相亲生子的繁冗日常里,她和她的一些同学意识到,名校的录取书不再是跨越阶层的通关卡,年少时抱有过闪亮生活的愿望,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了。
看房
她至今记得看到大片的荒原,形色各异的垃圾山,以及长到腰高的杂草,“我觉得那是发生刑事案件的地方,千万不能住在这里”。
买房
陈盈感到奇怪,为什么之前一直说能按时交房,到了交房当天突然反悔呢?她上网一查,才发现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北京的房价不断上涨,每平方米涨几千一套房就能涨几十万,很多房主在交房时感觉自己卖亏了,就会占着房子不搬走。而她半年前买的这套房子,保守估计也已经涨了50万元。
她在高校的论坛上,看到有人说“老北京”要脸面,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买房人加钱,于是,就拖延交房时间,憋着买房人自己提出多给钱。
陈盈两口子先是动之以情,诉说两个年轻人在北京打拼多么不容易,北京房租多么贵,家里为了这套房子借了多少钱等等。但对方无动于衷,陈盈的婆婆听说后,十分气愤地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能示弱呢,应该示强啊!”婆婆立马给中介打电话施压,“别以为我们是外地人好欺负,能在北京砸几百万买房的,也不是一般的人家!”
各路亲朋都来支招,装修公司的师傅说“我给你拉一车民工来帮忙”;陈盈老公在北京的媒体工作,朋友建议“扛个摄像机过去,然后打110,有媒体在,很快会给你解决”。后来,他们找了一位社会经验丰富、满口京片子的“土著”,扮成陈盈丈夫单位的法务人员一起去交涉。
这时原房主家说话最有分量的姑姑出面了,陈盈祭出“大杀器”:“你侄子之前威胁我们‘卸胳膊卸腿’的电话已经录音了。”同学在一旁“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姑姑吓了一跳,出面“主持公道”,斥责了侄子,最后恭喜他们乔迁新居,还跟两口子握了握手。
这一场买房风波终于以一种颇为戏剧化的场面收尾,陈盈经过十多天的折腾,已经精疲力尽。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真正碰到要解决的问题,却那么无力。”
她感觉,周围的世界不再是好学生的天下,“小时候因为成绩好,所有人都惯着你,我们得来东西太容易了。”
买完房之后,陈盈希望房价赶紧涨,“跌几万元我心里都受不了,因为我们在付利息。”没买房之前,每平方米涨1000元,她都心痛得不得了;现在,涨了四五千元,还嫌怎么才涨这么点儿。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打开手机看看上涨的房价,人会开心很多。
她说,这种快乐像在一场没有认真准备的考试中拿了高分,完全是意外之喜。但从小,她被灌输的教育理念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知识改变命运。
小升初的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陈盈考上了重点中学,一件是她变成了近视眼。
当年她在床上支个小桌,在最艰苦的时候告诉自己:你现在努力奋斗将来就会有书房。后来发现,奋斗了这么多年,读了几箩筐的书,却离书房越来越远了。
陈盈的博士同门师兄在犹豫了一年之后,终于决定离开北京。他原本在北京一家国内顶级刊物工作,平台很好,但月薪只有五六千元,其中一半要用来付房租。师兄决定南下,去一所普通的高校,虽然平台小了,但新单位给他20多万元的安家费,外加每平方米3000元的购房优惠。
还有不少同学毕业后拿着博士学位去北京的中学工作,原因是中学有希望解决住房。
师兄离开的时候,导师很生气,但仍然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们的难处我知道。”导师在2005年来到北京,一直觉得房价贵没买房,蜗居在单位分配的一间小房子里,他和老婆都喜欢看《梦想改造家》这类节目。直到去年,导师才在六环外买了一套房,但因为不会开车,一直没人住,“他在北京这么多年,混到了博导,还是没法把父母接来住。”
“有时候失落的不只是我们这群外地人。”陈盈有个闺蜜,打小在北京的四合院长大,院子里种着梧桐,有她无限的儿时回忆。后来因为全家人都想住楼房,就把院子贱卖了。现在,闺蜜两口子经常夜骑自行车,来看一眼院子。闺蜜的丈夫学建筑设计,一直想开个民宿,他跟老婆说,“我们努力奋斗,有一天再把这个院子买回来!”
“永远不可能了,吹牛吧。”陈盈也觉得伤感,但还是又加了一句,“永远不可能了。”
陈盈的师兄决定走了,作为一名文学博士,他研究了多年鲁迅。他最后能做的,就是选择在鲁迅离开北京的日子,离开北京。
教书
买房只是社会给陈盈上的第一课,走出校园后,她发现,很多课只有“社会大学”能给予。
她迷恋校园,认为教书是一件“自由而有尊严”的工作。她在课上给学生放郭川读的诗《海,海和海》,她跟学生讲,“我们有农耕文明的诗歌,曹操那样的枭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是站在岸上欣赏海洋的,很少有人站在海洋中心跟风浪搏杀。”
她很希望讲台下二十来岁的学生,那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在有一天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后,能像郭川一样,有勇气追求下去。
但现实总是抢先展示它冷酷的一面。有女生在课后找陈盈咨询,说自己爱好文学,也想像陈盈一样读博士,要做什么准备。说完学习上的准备后,她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我告诉她,读博士很长时间会没有收入。”她从来不敢跟学生聊房价,但那天,她十分想告诉那个女孩,“同学想读博吗,先买个房吧!”
陈盈极力克制自己的焦虑,怕传染给学生。学生们评价陈盈的课,有趣不无聊。在跟手机抢注意力的争斗中,陈盈总能赢。
但有一次一位学生的话把她说哭了,“陈老师在上课铃声响起前和下课铃声响起后,是忧郁的。”
“工作的第一年也是买房曲折的一年,生活诸多不如意,我特别怕影响学生,但还是有人看出来了。”陈盈说,我们总在扮演别人眼中的角色,一说是博士,应该是理性的、知性的;一说学文学,应该是风趣的、幽默的。“别人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并不是。”
陈盈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艰难重重。在获得这份教职之前,她和三个女博士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型招聘会上投了20来份简历,“凡是符合年龄要求的都投了”,没有一个拿到笔试通知。
“我的成绩很好,本硕博985,各种社会实践实习,怎么就没人要呢?”她的导师也感到奇怪,拿着她的简历说,“除了是个女的,没什么可挑剔的。”他后来亲自把陈盈引荐给上海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院长。副院长直截了当地回复,“不好意思,我们只招男生。”
她去投中学、技校、出版社、学术网站,统统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陈盈硕士毕业找工作时,银行、电力、电网这些“好单位”,“很顺利进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陈盈曾进入北京一所中学的最终轮面试,二选一。“要了硕士,没要我”。那所中学有位好心的学妹告诉她,“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没听过,应该看看考纲,中学生跟大学生还是不一样的。”
这种错位感时常发生。陈盈的一位同学,是文艺学女博士,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务员。现在做会务,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场地,周围是喝白开水的阿姨,看股票新闻的大叔,还有讨论“双11”该淘点啥的同事。那双习惯了写论文的手,费尽心思想写出好看的公文来,“感觉她过得不开心,朋友圈有时发鸡汤,有时发牢骚”。
女博士们忙着投身高速运转的社会齿轮里,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颗合适的螺丝钉。
“大部分女博士毕业后都去做博士后,因为实在找不着工作。”陈盈曾遇到一位做了两年的女博士后,烫着长卷发,叼着烟,学校出台了严苛的科研标准,达不到就得离开,而她已经32岁了,“备受歧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家用人单位都明里暗里地问陈盈,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读书期间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压力了。”
女博士毕业后,通常已经30岁,婚姻问题咄咄逼人,买房生子紧随其后。陈盈的同学,“长得特别像人们心中女博士的样子。”她35岁,看起来却像45岁,头发白了,脸上很多皱纹。一直未婚,别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恋爱这件事,陈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
一开学术会议,男博士们都在研究课题,女博士则聊多大生小孩,痛诉“血泪史”。但在科研压力下,陈盈不敢轻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孩子是个宝贝;如果生活都没理顺,那就是个累赘。”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样。有个师兄,从山沟沟里考出来,他当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最终上了大学,通过努力同样能够赶上城里人。
等到师兄有了孩子,才发现,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那个世界跟你隔着,怎么赶都赶不上。”作为大学教授,他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已经能把希腊神话讲得非常顺溜,接触到的世界决非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能比。
“以前,贫寒家的子弟可以通过勤奋弥补的差距,现在再也弥补不上了。”
如今,陈盈的人生进度条在稳步向前推进。她最终幸运地进了一所985高校教书,也早早地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了婚,虽然她要因此将生活掰成两半,四天放在天津,三天留给北京,并且承担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六年内如果评不上副高职称就要走人。
她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入了社会的系统,人们注重回报,关心现实利益。很多学生会下课跟她套近乎,他们看起来聪明、自信、见多识广,高中就开始读海德格尔,读康德,拿着苹果手机在课上咔咔拍PPT,下课后给老师写邮件报姓名和学号,说自己要出国读书,希望老师给个高分数。
“我收到过很多说自己要出国的邮件,却只有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找我,并不是要高分,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数。他想要奖学金,其他成绩都很好,如果这一门也考得好,就能安心地回家过年了。”
房子外的精神空间
本科的时候,“未来”对陈盈来说还是个充满诱惑力的字眼,她幻想着自己以后将在外企上班,住在离工作地点很近的公寓,节奏快,压力大,报酬高,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啪嗒啪嗒,雷厉风行。
现在,有时下课晚了,陈盈在7-11便利店买个便当,走在无人的小路上,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总要咬牙顶住呢?就像一个被拉得疲惫不堪的松紧带。从小地方到大学,需要绷,硕士时,继续绷,绷到博士毕业,进了高校,还要绷。
“我为房子魔怔,不是我很想在北京买房,而是我这根弦要断了,为什么不能让我有个歇脚的地方?”沮丧至极的时候,她也会想“我这样的家庭条件,是不是不该买房。”
她曾努力克服买房的焦虑,用前辈的故事激励自己。读本科时,学校有位敦煌学泰斗,没有宿舍,他就住在夫人的宿舍里。夫人是教音乐的老师,每天很多人来唱歌弹琴,他在旁边支个小桌子写字,钢笔的头裂了一个口,歪到一边去了,他用手拨回来,接着写。
“我有时觉得,中学时候老师、家长灌输给我们的三观有问题,把人的成功具体化成很多标准,比如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有房有车,但其实成功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定义吧?”
陈盈的导师说,虽然现在买不起大房子,但做学术的好处是“心中自有欢喜事。”
“在专业上,提出独到的有价值的看法,推陈出新,即便大冬天窝在被子里读书也开心。”这是属于陈盈的快乐。她在书里看到更宽广的世界,远比繁华的北京大得多。
“一百年前的女性还在裹着小脚,而我已经能够在大学课堂上讲课了。”陈盈说,有的同学喜欢天文学,把得失放到浩渺的宇宙,放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里,渺小得不值一提。
她身边,身居陋室,但“心中自有欢喜事”的例子不少。陈盈的闺蜜两口子,住在一个大开间,局促狭窄,每天晚上老婆开灯加班都让老公睡不好觉。有一年冬天,老公看到窗外的落叶很美,就收集了一把放在家里,老婆开玩笑说,“我们家又少了一平方米。”
他们喜欢在晚上绕着故宫骑自行车,说角楼很美,地下通道的坡度刚刚好的舒适。后来他们又买了电动车,为了在秋天阳光好的时候,带着篮子去野餐。他们很早之前就摇到了号买了车,却因为堵车很少开出去。
父母想让他们攒钱换更大的房子,他们却更愿意花钱买老式的手摇放映机看电影。陈盈说,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到热门的“文艺圣地”拍照,营造一种自己是文艺青年的错觉。闺蜜两口子衣着普通,老公是典型的理工男打扮,他们不会把放映机和野餐发到朋友圈来让大家点赞,只有三五个密友知道他们的兴趣爱好。“是骨子里的文艺。”
只是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了,陈盈看到她出身优渥的学生,喜欢摄影,喜欢骑行,却很少有人写诗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写诗这种最廉价的疏解方式不再像80年代一样,流行于校园。加微信rs123451,看更多内幕猛料。如今倒是打工诗人层出不穷。“到了物质生活这么丰富的今天,精神生活反倒成了奢侈品。”
她看话剧时发现一个现象,通常晚上九点半话剧还没结束时,有一半人就离开了,一路小跑赶去地铁,“你能想象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都是坐立不安的。”去年,北京统计局首次发布北京环路的人口数据,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住在北京五环外。
陈盈决定,把新家采光最好的房间当作书房,9平方米,理应是个主卧。关于这间书房,她曾有过很多设想:客厅可以是美式乡村风,有蜂蜜色的实木家具和仿古砖;但书房一定要简约日式或者北欧风,木头保持原来的颜色,微风把窗帘一吹,看着心静。(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盈为化名)
文字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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