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编荐语 ——
以下是老时光的分割线………………………………………………………………………………
乡村生活札记：
逝去的故乡，逝去的时光
本文授权转载自丑故事（ID:chougushi）
过去的从未过去，未来的已经到来。此刻，我回到临海老家，和临海博物馆的陈引奭馆长约好去那里参观。
灵湖边新落成的博物馆人山人海，车辆把周围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博物馆入口处队伍排成长龙，一眼望不到头。问前面排队的，说已经等了两小时了。
放古老货的地方生意忒好？望西洋镜啊？进去逛逛。
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与传统博物馆不一样的空间。让我留连忘返的是这样的展厅：展出的老东西一点都不稀奇，二十年前的乡下遍地都是。可是说它们是“老东西”，不如说是刚刚逝去的生活；说是“临海的”，还不如说是“我的”。
是啊，那就是我的生活，我的时光，我的故乡。一切都历历在目，触手可及。
无论影像、绘画，还是仿真的生活场景、人物蜡像，都像是从我的记忆深处硬生生地抠出来，让我悲欣交集。
是那些过去的时光让我来到现在，又迎向前方。
解放街
我时时梦见这个画面。古老的街道，青石板路面，人来人往。
这是临海古城的解放街（现在叫紫阳街），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头戴笠帽，身穿灰布对襟，肩挑盛满油泡的脚篓担，脚篓线上挂着一副带秤锤的铜盘秤，正急步穿过永靖坊。古老的街沿下，一个小孩一边吮着右手的手指，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油泡看。
我仿佛看见父亲，正朝我走来。某一个瞬间，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父亲。
自从有了记忆，我就时常听父亲母亲说“解放街”。父亲和母亲经常去城里的解放街卖油泡。我还知道解放街上住着一位“老金伯爷”，还住着一位“木更老倌”。
除了农忙时间，每间隔一天，凌晨一点钟左右，父亲和母亲就早早地起床，挑着担子、打着手电出发去城里。如果这天晚上正好有月光，手电也免了。父亲和母亲要翻过三座山，趟过一条河，步行四十五里路，走进临海老城的西门头（朝天门）走进城门，正赶上解放街的早市时间——早晨六点钟。
父亲和母亲把整担的油泡（杭州人叫油豆腐）粜给家住解放街的老金伯爷和木更老倌零卖。然后，每人吃一碗一毛钱的馄饨，原路走回家。走出西门头时，通常是早晨七点钟，是家里的孩子们起床的时间。
重新再趟那条河，翻那三座山，走四十五里路，回到城西的村子通常是中午十二点左右。来回走十个小时。
稍事休息，父亲和母亲又开始下一轮的工作：浸泡黄豆；浸泡得差不多了开始用石磨磨豆浆，父亲拉磨，母亲添豆，孩子们长大了，也开始帮忙；烧一镬（直径二尺三，所以又叫“二尺三镬”）开水，冲进刚磨出的豆浆，搅拌；用纱布滤掉豆渣；再把豆浆倒进二尺三镬烧开；用盐卤把熟豆浆点成豆腐脑；把豆腐脑盛到豆腐匣里，搬起大石块把它压成两公分厚的老豆腐。
从头一天的下午开始做，到第二天晚上七点，通常能做成七匣的老豆腐。把老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在油锅里泡（临海方言，意为“油炸”）成油泡。一锅泡好了紧接着泡另一锅，一直泡到深夜十二点左右才能结束。
是的，父亲和母亲接下来可以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凌晨一点挑担出门，走四十五里路去城里的解放街，把整担油泡粜（临海方言，意为“贩”）给老金伯爷和木更老倌。
这样两天一趟，最多赚五毛钱。有时候一分钱都不赚，只赚那不花钱的豆腐渣、豆腐水，用来喂猪。把猪养大，卖掉，也是利润。
这样一趟接一趟，周而复始。
这样的生计，父亲和母亲坚持了二十余年。带大了六个孩子，供养了五个孩子上学读书。
大姐帮助父亲母亲做豆腐，卖油泡。十三岁开始孤身一人摸黑出门，挑担进城。只有她没有上学。
老篾匠
一位白头发的老人正坐在屋前的倒地（临海方言，意为“屋前的空地”）做脚篓。脚篓快要收口了。他的身后是鸡、鸭、鹅。再后面，是石头墙壁、木头柱子横梁的老屋，典型的浙东山村民居。
老人神情专注，脸上泛着健康的红色。父亲六、七十岁时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篾匠。
有一次，一根细细的竹篾深深地插进左手的大拇指，因为没有及时消毒和治疗，大拇指开始发炎肿胀溃烂。
没去医院。只是把土草药嚼烂敷在伤口，草草包扎。终于好了，可是大拇指已经萎缩变形，变得比小指还细，而且是尖尖的，像那种时髦女人的指甲套。
对一个篾匠来说，没有比两只手的大拇指更重要的了。篾匠这口饭是吃不成了。
但是家里的那把篾刀一直还在。 父亲农闲又不卖油泡的时候会拿起这把篾刀，慢慢悠悠地做他的篾匠。后来父亲年纪大了，卖不动油泡了，也会闲下来做篾，给家里添一些家什。
家里的所有篾席都是父亲亲手做的，其中有一张篾席睡了几十年了，变成了深红色。
家里有一张晒谷用的箳，也是父亲亲手打的。面积有睡觉用的篾席三倍大。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箳，用来晒谷、晒麦。我们管晒谷场叫“箳场”。
星光灿烂的夏夜，我们把卷起来的箳扛到“倒地”或“箳场”上，摊开，兄弟姐妹并排躺在箳上乘凉，一张箳上可以躺十个人。我们点起驱蚊用的艾草，摇着蒲扇，仰望星空。
鸡窠
博物馆展出的鸡窠和我家老屋的鸡窠长的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老屋的鸡窠头还放着一只垫着稻草的竹蓝，是给母亲下蛋用的。母鸡要下蛋的时候自己会翻进竹篮里。当然，也有不听话的母鸡会把鸡子（方言，“鸡蛋”）生在鸡窠里面，结果沾满了鸡屎。
画面上，一只草鸡带着它的孩子在进食，一只雄鸡立在鸡窠头，像在守卫，又像在显摆。
每天清晨，母亲把鸡窠门打开。公鸡母鸡蜂拥而出，欢快地奔向田野。傍晚天黑之前，它们又自己回来，钻进鸡窠睡觉。这叫“进窠”。父亲和母亲还养过多年的母猪，母猪生的一窝猪仔，叫“一窠小猪”。
刚娶媳妇的男子叫新郎官，刚出嫁的女子叫新妇娘。还没打鸣的公鸡叫小雄鸡，第一次生鸡子的母鸡叫新草鸡。快要生鸡子的新草鸡叫声里有一种秘密的兴奋，步伐和眼神都与往常不一样。为了引诱新草鸡到鸡窠头的竹篮下蛋，母亲会在竹篮里预先放一个鸡子，让新草鸡知道：这是它应该下蛋的地方。果然，每只新草鸡都很傻很天真。
捡鸡子是童年最大的乐事。新草鸡下的第一个蛋通常带着血，我把这个新下的蛋捡走，让母亲放的那只蛋继续留在篮子里。如果把全部鸡蛋都捡走，有些母鸡是会生气的，把蛋下到别人家去。
鸡子攒在“界橱”的抽屉里，留着待客用。稀客、远客都是贵客。贵客进门，落座，镬孔点着，鸡子茶泡起。鸡子茶，杭州俗称糖汆蛋，水烧开，把鸡蛋打进水里，慢火闷熟，放糖，盛起，端上。贵客，三个鸡子为敬。
有一次，我去外甥的“老继娘”（方言，意为“干娘”）家作客，端给我的鸡子茶里打了六个蛋。
鸡窠左侧放着一口酒雕，一只盐屉。送一雕泥封的黄酒，这是乡村很好的礼物。黄酒喝完，剩下的就是这口大有用途的酒雕。
盐屉，放盐的陶瓷罐子。上半截鼓出的部分，里面放盐；中间是带孔的隔层；食盐里融化淌下来的液体储存在下半截的容器里，乡村也叫“盐卤”，主要成分是氯化纳，乡村用它腌制咸蛋。
但这与我们点豆腐用的“盐卤”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点豆腐的盐卤，因为融化前长得像又厚又硬的冰块，所以我们叫它“卤冰”。
乡村里，有想不开的人把卤冰当作对付自己的毒药，它会让血液凝固。很多年前，有位男主人吵架后，端起一碗准备点豆腐的卤冰一饮而尽。虽然马上送到医院灌肠抢救，捡回性命，但从此一辈子落下“猪咸”（方言，“癫痫”）的毛病。
2006年，老家盖新屋，老屋拆除，鸡窠也被拆掉了，一堆旧木板塞进镬灶孔，烧熟了待客的一顿饭。
镬灶
家是什么？在我看来，家不仅仅是一座房子，家是当我回家的时候，看见母亲坐在镬灶前烧火，燃烧的炉膛劈劈啪啪作响，炉火映红了母亲的脸，镬里的饭快要烧熟了。
“小军，你回来啦！”母亲归家的问候就像一脉清泉，时时刻刻、年年岁岁流淌在我的心田。不管我飞得多远，只要想起母亲围着镬灶上上下下的身影，我就想着要回到那个山村，陪在父亲和母亲身边。
小学毕业，刚刚师范毕业的二姐带我和二哥翻出“天打岩岭”，从小海门搭车去临海，再转乘长途汽车去海边，开始了六年的中学生活。离家100公里，我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上大学以后，每逢寒暑假，我便归心似箭，以最快的速度回家。
回家，最有意思的事莫过于坐在镬灶前的长凳上，一边烧镬孔，一边和母亲聊天。炉火熊熊燃烧，镬里的食物滋滋作响，热汽从刚刚揭开镬盖的镬里升腾而起，直冲天花板，整个屋子弥漫着食物的香味。母亲和父亲都热爱烧饭，他俩从来都不觉得烧饭是一件麻烦的事。
到了冬天，天气越来越冷，一家人吃罢晚饭，一起围坐在灶前烤火取暖。经常会有串门的邻居推门进来，加入我们。我们搬来晒干的树根，耐心地点燃它。树根一层层地烧起来，炭火一层层剥落，火星升起，熄灭，落下。夜深了，村庄沉沉睡去。我们久久不愿意从灶前离开。
母亲在灶前烧饭的时候，经常给我们唱道情筒（台州地方戏）：
“外镬煮羹，里镬煮饭，十八个兄弟吃得饱〜墩〜墩〜”
我们三个兄弟，三个姐妹，吃饭要靠抢。我是家中老六，印象中每顿饭都可以吃得“饱墩墩”。但大姐、二姐、大哥的记忆不一样，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上顿不接下顿。
有一次，水已经下锅，镬孔已经点着，母亲发现米甏里已经没米了，只好去借米下锅。
吃大肉，经常要等到过年。家里养的一头猪，年前杀了，白肉卖掉，自己留一个猪头过年。猪头就放在里边的二尺三镬里煮。有猪头肉吃的年是不一样的丰年。
有一年，父亲和母亲去城里卖油泡， 让大哥和二姐先把猪头在二尺三镬里煮起来。可是等父亲和母亲从城里回来，锅里已经只剩下一付猪骨头了。肉已经全部被拆下来吃光了。
偶而，不过年也吃肉。大哥长到刚比镬灶高一点点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把猪肉放进镬里煮，天晓得什么原因，他哭了。他下巴勾在灶沿上，一边哭，一边问：“猪肉烧熟了吗？猪肉烧熟了吗？”大哥从猪肉下锅开始哭个不停。终于，猪肉也哭熟了。
现在，老病的母亲长年躺在医院，几乎不会说话了。我去医院看她，抚摸她的额头。大家都说，她的头脑已经不清楚了。可是，我知道她能一眼看出儿子来了。有一次，她扭头吩咐照顾她的阿姨：
“快点把镬孔点着，面烧一碗……”
逗得阿姨哈哈大笑。母亲想烧碗好吃的面给她的儿子吃——让每一个孩子吃饱穿暖，这是母亲穷尽一生而努力实现的事业，朴素而崇高。
八仙桌
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左侧一口水缸一双水桶。
右侧一口“界橱”。界橱是乡村必备的家具。如果一户人家，穷得连界橱都没有，那就可以叫“赤贫”了。
界橱，通常从上到下分四部分（画面中的界橱只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四门柜，里面还有隔层，主要存放食物和厨房餐桌用具；第二部分：一排四个抽屉，主要存放针头线脑、鸡蛋鸭蛋、零钱杂碎；第三部分：半敞开的碗柜，底部是斜钉的木条，用来晾放刚洗好的碗，方便漏水；第四部分：半敞开的甑柜，底部是平铺的木档，用来存放木桶、粥甑、饭锅等大件厨房用品。
能做界橱的木匠叫“细木匠”。我的曾祖父就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细木匠。
画面中，如果你还能注意到界橱底下那只小木桶，并且叫得出它的名字，那就说明你曾经是类似生活环境的主人。
那是汲水用的“阿兜”。不用的时候，它通常被勾在水缸的边沿。在我的婴幼儿时代，大哥经常玩这么一出把戏：一把把勾在水缸边沿的“阿兜”扔进水缸里，然后对我撒下弥天大谎——
“阿兜漂走喽，漂出箬溪口喽〜〜”
箬溪发源于村北的白岩山，穿村而过向西流，在十里外的箬溪村汇入灵江的上游——永安溪。我听他这一唬就哇哇大哭。然后，大哥得意洋洋地把阿兜捞上来，重新勾在水缸边沿。我停住不哭。可是不一会，大哥又故伎重演。
才过去几十年，乡村就已经没什么人用阿兜了，用丑陋的铁桶。在中国的大地上，会箍桶的匠人也越来越少。
父亲和母亲，六个兄弟姐妹，刚好坐满一张八仙桌。
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如果有客人，母亲干脆不上桌，等客人都吃完下席了，她才吃一点剩菜剩饭。或者，就坐在镬灶下将就吃一点。
早年，家里来客人，或者办事业请客，母亲就负责整那一桌的饭菜。
后来，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田里的农活越来越少，油泡也不卖了，父亲成了家里的掌勺。母亲只负责烧火。父亲烧完菜，会和客人一起上桌。母亲还是不会。
等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娶妻嫁人生子，我们竟也成了家里的客人。父亲和母亲对待儿子像对待女婿，对待女儿像对待媳妇——我们难得回家，一回家就是贵客。连小辈们都可以先上桌，母亲不会。
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磨豆腐的日子。中午，全家围坐在桌前，每人一蓝边碗米饭，桌子正中央是一大海碗的豆浆，又香又浓、透着猪油和酱油的香味。勺子是共用的，你只能用勺子把豆浆舀到自己的碗里，和着米饭吃，不能直接用勺子把豆浆送进自己嘴里。
也有可能是一大洋盆的豆渣烧萝卜丝芋奶。豆渣早就吃腻了，大家总是先挑芋奶吃，可是芋奶埋在豆渣深处。你用筷子戳过去，戳着了芋奶算你本事。
后来我到杭州，再也没有吃到过童年时代香浓的豆浆和豆渣。后来，我还把老家做豆腐的整套工具，老家做豆浆的工艺，连同做豆腐的师傅，一起带到杭州龙井山两个朋友开的餐厅。朋友用豆浆做迎客汤。客人都说这里的豆浆不一般。可是我无论如何都喝不出过去的味道。
豆浆居然都不能像在临海老家那样凝固起来！
是黄豆的问题？还是水、盐卤、酱油的问题？研究了很久都找不出答案。也许什么都没有问题。只是乡愁而已。
铁匠
每年农忙过后，都会有永康来的铁匠像候鸟一样翻过山岭，挑着笨重的工具箱，走进我们的村子。
铁匠进村第一件事，是找户人家落脚。每次我们家都是不二之选。父亲做了二十多年的大队书记；而且，父亲母亲都很好客。
“落脚”意味着，住在我家，早饭吃在我家，炉子搭在我家，没有打铁主顾的时候，中饭晚饭也吃在我家。作为报酬，铁匠在离开这个村子之前打一把锄头送给我们。
来得最多的铁匠师傅名叫“关廷”。大家都是这么叫的，但名字怎么写，大家都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话也不多，笑容的幅度很小。我觉得他的眼中只有风箱、炉火和铁。
关廷浑身是健硕的肌肉。他通常会带上两个徒弟。他自己拉风箱，掌握火候。打铁的时候，他一手用铁夹夹住铁块，一手抡小铁锤。他的小铁锤锻打到哪里，徒弟的大铁锤就跟到哪里。和上面这张图片的情景一模一样。两个徒弟轮番赤膊上阵。
临时铁匠铺就搭在我们家大门左侧或右侧的屋檐下，每天吃过早饭，临时铁匠铺的变奏曲就开始响起：风箱开合的声音，炉火被风鼓起越烧越旺的声音，叮叮梆梆的打铁声，火红的铁块扎进水里发出的“滋”的一声……我天天立在旁边看，都看呆了，直到母亲喊我吃饭。
被风箱鼓起的炉灰四处飘散，只一会儿，我们家的房屋里里外处便蒙上厚厚的炭灰。我用手指在桌面上写字：“毛主席万岁”。吃饭的八仙桌、坐的凳子、烧饭的镬灶、睡的床，用之前都必须好好擦洗。但整座老屋通常要等到铁匠们离开，才进行一次大扫除。
特别是铁匠睡过的被子，已经睡得“漆黑烂大泥”（母亲的话，意为“像阴沟刨上来的烂泥一样漆黑”，形容脏极了）；汗水、炉灰和污垢把被子的“布丝眼都塞满了”（母亲的话，意为“脏得已经看不到被子的纹路”）。母亲把被子泡在溪水里，等泡软了再用练槌猛击。一条小路傍着溪水穿村而过，不断有人路过，都说，被子洗出来的脏水可以肥田三亩。
铁匠们每年来一次，一次半个月。打完最后一把铁器——通常是我们家的，一把锄头、 或者朱锄、或者钉钯、或者镰刀。然后收拾工具行囊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
有一年，铁匠关廷没有来。第二年，关廷还是没有来。
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开始不停地念叨：今年关廷怎么不来了？
他们的神情是落寞的。这么多年下来，父亲和母亲已经把关廷当作一门亲戚。和其他亲戚不同的是，我们只知道他住在遥远的永康，但不知道具体的住址。我们也无法捎信过去，因为没有可以捎信过去的熟人。
第三年，关廷还是没有来……直到父亲2012年患病去世，关廷都没再来过。但我知道，因为那一段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经历过的岁月，关廷在父亲和母亲、在我们每个兄弟姐妹的心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生命印记，就像铁匠在最后出品的铁器上刻下的名字。
对彼此来说，我们都不是生命的过客。
西门头
这张照片和临海博物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一晃又两年过去了。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这一次漫长回忆的最后一部分。
我觉得相对于临海博物馆，临海古城及其连接的广大乡村，是一座更广阔的时时变幻的博物馆。
2016年清明节，兄弟姐妹商量，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父亲和母亲。我们决定重新走一遍当年父亲和母亲卖油泡走过的路。从村子出发到临海西门头，要翻过三座山，趟过一条河，一共四十五里。
早晨7点钟，我，以及家族里大大小小14个成员，背着水和干粮，从村子出发，浩浩荡荡朝城里（临海）进发。成员中最小5岁，其次8岁。大姐走在最前面，只有她知道这条路。她从13岁开始挑起油泡担，先是跟随、后来独自走这条路，直到出嫁。
村子群山环绕，青峰簇拥，通公路之前，村民只能翻山越岭出去。我小学毕业跟随师范毕业的二姐到海边的四岔上学，翻的是“天打岩岭”。翻过山岭，再步行五里，是小海门车站，我在那里搭车去城里，然后转车去四岔镇。
父亲、母亲和大姐去城里卖油泡，翻的是“清明寺岭”。我们从家里出发，走两里，就来到这座山岭脚下。
山谷里原来有小块小块的梯田，种着土豆、番薯等作物。最近几十年，山区开始禁猎，野猪泛滥，山间田地成了野猪的乐园。此刻，山间的田地里长着密密的茅草和灌木。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村子通公路以后，就不太有人走这条山路了。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汽车，平路都懒得走了。
我用脚刀（柴刀）砍了一些棍子，分给大家。山路已经完全被灌木覆盖。我们循着隐隐约约的山路，在灌木和茅草丛里钻进钻出，一会儿就汗流浃背。
终于爬到山头。山风吹拂着我们的脸。我想起从前，父亲和母亲走到这里的时候，天还是黑的。45里的行程才刚刚开始。
翻下山岭后是“山头何村”、“里岙洋村”。我们走出“里岙洋村”的村口，大姐突然热泪盈眶，对我们说：
“你们看见前面那棵树了吗？那里原来有一座路廊，可以歇脚。13岁那一年，我第一次独自到城里卖油泡，爸爸一直送我到这座路廊，他对我说：
“女儿，你看那边的天色，有一丝丝的鱼肚白，天马上就要亮了。我就送你那这里，前面的路你自己走。不要怕！”
一个13岁的小姑娘，那一刻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孤寂地走向黑漆漆的不确定的远方。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终究，我们要离开保护我们、引领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独自去经历生命中未知的一切。父亲和母亲目送着我们远去的背影，我们不敢回头，害怕他们看见我们脸上脆弱的眼泪。爱是我们唯一的力量之源。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过“陶岙村’。以前，父亲、母亲和大姐要翻越右侧的“官庄岭”，下山后还要绾起裤管趟过那条恐怖的河流——始丰溪，灵江的支流。
大姐说，有一次过河的时候，她一脚踏空，差点被水冲走。
这一次，我们一行14人，不需要翻越官庄岭，也不需要趟水过河。我们沿着新开的乡村公路笔直往前走，越过042乡道，从“坊前大桥”越过始丰溪，然后右转，沿着一条乡村公路一直走到永丰镇。
前面是茶园岭。如今，104国道穿山而过。从前，山路边有一座庙，叫茶园寺。
大姐13岁那年，第一次独自去城里，挑着油泡担翻越茶园岭，走到茶园寺的时候，天还蒙蒙亮，她看见一辆手拉车搁在寺门前，上面盖着一张旧草席，几个人围着哭。大姐走近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她看见草席外露着两只煞白的小脚。一个小孩淹死了，刚刚捞上来。
大姐说，13岁以前，我什么都不怕，受了这一次的惊吓以后，胆子变得很小，经常被吓得心脏怦怦乱跳。
一行14人，走到西门头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单程45里，我们走了七个小时。我们没有挑担，但我们带着三个分别5岁、8岁和9岁的孩子，没有人背他们、抱他们，是他们自己一路走来。相对他们的年龄，完成这次旅行无疑也是一次壮举。
我们在西门头合影留念。
走进西门头朝天门的城门，我的脚步又变得轻盈起来，我仿佛看见父亲和母亲就在前面走着。他们挑着重担，长途跋涉走到这里的时候，一定特别想知道此刻街市上油泡的行情，想着老金伯爷和木更老倌是否会给他一个更好的价钱。
但是他们一定不会知道几十年以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会一起重走这条路，他们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纪念他们，为了让祖辈勤劳朴实的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以及逝去的乡村生活。
2018.6.11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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