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陈寅恪，史法援庵老”，与陈寅恪齐名的陈垣生于广东新会。早年参加革命，见证辛亥风云；后长居北京，专注学术，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被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是“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其子陈乐素、孙陈智超，亦承家学事史，于史学亦颇有建树，陈氏三代治史成美谈。
“励耘学谱—陈垣三代学术人生”系列由陈智超先生口述祖父的学术思想及人生经历、生活交往等，兼及其父陈乐素先生和他本人的学术、生活等，披露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口述的形式，再现陈垣及其后辈的学术人生。通过这一口述系列，我们希望能部分还原中国近现代的文化生态，读者诸君亦可得窥中国文化之厚重与悠远。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祖父陈垣的一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其一，他是一位大史学家。他被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三十年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其二，他是一位大教育家。从教时间七十四年，其中担任大学校长长达四十六年之久。其三，他还是一名炽热的爱国者。
兼祧两房
祖父是1880年（清光绪六年）11月12日在广东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出生的。石头乡今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新会也成为江门的一个市辖区。六岁前，祖父一直生活在新会石头乡。
祖父中年时曾赋诗回忆儿时与堂姐共食酸姜的情景：“久别容颜异往朝，儿时旧事未全消。不知姜性酸仍辣，持向檐前雨水浇。”还有几句注文：“儿时在四宅旧屋与莲姐共食酸姜，辣甚，则持向檐前雨水浇之。”
祖父陈垣出生在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创业者是他的祖父海学（1811-1878年，名社松）。海学二十六岁那年（1836年）以贩卖新会特产陈皮起家，后来扩大为经营药材，在广州城晏公街租下闽漳会馆旧址，开设“松记”店。道光十七年（1837年）改店名为“陈信义”。店铺门联为“信人所任，义事之宜”，家族堂名为“陈宁远堂”，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之意。海学是陈氏家族药材生意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海学共有9个儿子，在旧中国，生女儿不会登载在家谱上，我不相信他生下来的9个孩子都是男子，应该还有女儿。这9个儿子基本上都是继承父业，经营药材，将陈信义行的经营范围扩大至香港、上海、天津、重庆、湛江、海口、新加坡等地。
维启是海学的第五个儿子。祖父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为湖南湘潭宁姓朋友《锄耕图》手卷题诗两首，第一首为：“两世论交话有因，湘潭烟树记前闻。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并自注云：“吾先人在湘潭办茶。先父名田，号励耘。”可知维启除经营药材外，还曾远赴湖南湘潭县采办过茶叶。
陈垣先生是维启的大儿子。之后维启的妻子周氏又接连生了4个女儿，中间还有一个儿子，但是夭折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维启的三兄维举（名满年）去世。维举比维启大两岁，死时年仅三十三岁。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在过去，一个人死时没有儿子是最大的憾事，维启、维举在九兄弟中感情最好，于是维启将自己的儿子过继与三兄；又因为维启当时只有一个儿子（在祖父十五岁时，他的弟弟才出生，大名宗强，后改名国键），按照宗族家法，祖父当时“兼祧两房”（三房、五房）。
祖父过继与三房后就与三房曾祖母李氏一同生活。当时他只有五岁，恋母之情使他常常先在三房过继母亲处吃几口，然后又偷跑回五房亲生母亲那里吃饭。好在三房在第一排，五房在第二排，两家隔得很近，往返也很方便。祖父的生母活到七十六岁，过继母亲李氏一直活到九十岁。
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
1885年，曾祖父维启就将五岁的祖父从新会带到广州。一年后，祖父便进入私塾学习。他五六十岁时还能清楚地记得每年所念私塾的业师、地址和课程内容。出生在这样一个商人家庭，祖父能成为家族第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并在以后取得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得益于曾祖父维启的支持。
当时的私塾，经过启蒙阶段后，就是学习“四书”“五经”。祖父十二岁的时候，偶然在私塾老师书架上发现张之洞著的《书目答问》。据他回忆，“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第二年，他又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大开后，便不满足于只学习儒家经典，而是广泛阅读所能看到的书，尤其是史籍。
十四岁时，广州发生大疫，学馆解散，祖父回忆道：“因此不用学习科举的八股文，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在三年时间里读了不少书，打下初步基础。”（《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
当时有些长辈认为他读《四书》《五经》以外的“杂书”是不务正业，曾祖父维启力排众议，支持他买书、读书。祖父多年后在家书中深情回忆说：“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老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其非之者则诃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又说：“余始稍稍寻求读书门径。幸先君子放任，尽力供给书籍。今得一知半解，皆赖先君子之卓识有以启之也。”
他十六岁那年，买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了曾祖父一百多两银子。此外，花八两银子买了《四库全书总目》；花七两银子买了《十三经注疏》；花十三两银子买了《皇清经解》等等。维启别号励耘，祖父后来把自己的书斋命名“励耘书屋”，刻的书名为《励耘书屋丛刻》，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怀念。
代作中举自己却落榜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曾祖父花了八两银子，为祖父买了一个监生资格，使他可以跳过童试阶段，直接到北京参加录取名额较多的顺天乡试。
祖父那年十七岁，从广东只身来到北京，住在新会会馆。北京有新老两家新会会馆，他住在新的会馆，梁启超也在那里住过，相当于招待所，有些没带家眷的新会籍京官也住在会馆。当时有个叫伍叔葆的老乡也住在会馆，他是老翰林，问祖父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老翰林很欣赏这位小老乡。
祖父踌躇满志，考试时放笔为文。考完试出来，那位老翰林就问他考得怎么样？祖父很得意，自认为必中无疑，告诉老翰林试题以及他如何作答。老翰林点点头也没说话。结果榜单公布名落孙山，这对他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近半个世纪以后，祖父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榜发下第。出京时重阳已过，朔风凛烈，叔葆先生远送至京榆路起点之马家铺。”临别之际，老翰林指点他：“你的文章不合八股程式，如果不改，再考十次也不会中举。”这话深深刺激了他———“虽感其厚意，然颇以为耻”。
回到广州后，他开始一面用心学八股，一面教书。当时还没有新式的小学，十八岁的他就当蒙馆老师，用教书收入来维持生活，再也不要家庭供养。同时，他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前十科乡试、会试中试的试卷买来全读了一遍，“取其学有根柢，与已性相近者”，反复筛选，“得文百篇，以为模范。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余而技粗成。”
就这样过了两年，他小试牛刀，参加县试、府试，中了秀才，得了一个廪生的资格。后来祖父填写学历的时候，他都写的是前清廪生。
同年，他到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的补试，这次考试前曾有一位姓甄的同乡请他代考，他想自己写作快，便答应下来。考试时，他写了两篇文章，给了同乡一篇。谁想到发榜之日，同乡因他代作的文章而中了举人，自己却再次落败。他后来回忆：给别人写的那篇文章，根本没下工夫，非常普通；而自己的文章却是动了脑筋，下了工夫，但因思想独特，不合考官口味。自此，祖父放弃参加科举的仕进之路，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过这两年的功夫也没白费，他认为“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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