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在空气中的大量污染物阻碍了光线的传递，从空中望去，北京城像是个蒙着一层黄光的蒸笼。
位于北京丰台区的城市照明监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要在雾霾天里控制城六区的241124盏路灯。今年1月到10月，路灯提前开启了149次，延后关闭了132次，一共为这座深陷黑暗的城市多带来了近66小时的光亮。11月2日是他们最近一次因为雾霾而延迟关灯，早上6点12分，市区多处路段能见度仍不足百米，值班人员时春才先后发布了两次延迟口令，原本应于此时熄灭的路灯多亮了20分钟。
密实的悬浮颗粒对于光线来说就像堵墙。能见度下降到3米时，这座城市里的超过46.4万个可以横向旋转360度和竖向移动180度的摄像头全成了瞎子——在一堵“墙”跟前再怎么转都是徒劳。
连卫星信号都对污染物无能为力。长跑爱好者王靖先生在运动时，通常戴着一块具有测速、测距、计时功能的GPS手表，晴天时它搜索卫星定位只需要10秒钟，在9月一次能见度小于50米的雾霾天里奔跑时，王靖整整等待了5分钟，这块手表还是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一天，北京城上空1000米范围内，空气中悬浮着的5042.4吨污染物质（这几乎相当于1000只成年非洲象的总重量），是造成他的手表失灵以及跑步结束后咳出一口黑痰的罪魁祸首。
2013年，北京市民在雾霾中迎来新的一年。1月份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北京儿童医院在7天内平均每日接待了3000个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其中不少于900人通过雾化治疗方式洁净了气管。最严重时，北京封闭了10多条高速公路中的6条。首都机场11个小时内共取消航班49架次，至少8000名乘客在听到停飞广播后，哀叹着涌向退票处和改签处。
外国人为深受其害的北京空气发明了很多专属名词。“北京咳”（“BeijingCough”）被用来指代来了北京就咳，走了就自然消失的症状。2008年1月，有医生资质的英国人理查德·史密斯来到北京之后，以精确到小时的细节描述自己每10分钟发作一次，每次持续90秒的咳嗽。这个词和北京烤鸭一道被写进了“北京旅游指南”之类的小册子，作为外国人来华必备生活常识。
不了解空气污染危害的早些年，北京市民骄傲的自尊心屡屡被来自空气标准更好国家的客人冒犯。2008年8月，来京参加奥运的4个美国自行车运动员蒙着黑色口罩走下飞机。“驴子才戴口罩。”中国网民愤怒地指责说。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布雷西拉西耶先生曾拒绝来北京参赛，他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无意冒犯中国人民，“但不想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一些研究报告指出，雾霾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强。发表于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显示，在中国人的死亡可能性中，室外空气是顺数第四位杀手。这一年在中国，室外空气颗粒物污染（主要指PM2.5）导致120万人过早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市西城区常住人口的数量；造成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的损失，平摊到13亿人头上，每人要少活7天。
西北风如今是北京摆脱雾霾纠缠的唯一指望。但人人心中都明白，靠天办事是件摊手无奈之举。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来说明有多少人因为雾霾而离开北京生活，这个群体已被称为“避尘一代”，比如“绿色和平”志愿者钟峪女士就向她工作了10年的“绿色和平”组织递交了辞职信离开北京，辞职理由一栏只留了一句话，“再也忍受不了北京的空气了”。
无论你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职业，收入多少，阶层高低，都必须正视雾霾顽固存在且一视同仁这一事实。不论结局如何，这场人类制造出来的致命污染物与傲慢无知的制造者之间的缠斗，都将在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记，并永存后世。
文/钱杨 《人物》记者
本文转载自《人物》杂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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