枇杷黄时秧苗青

枇杷快要黄了时，母亲电话开始多了。她担心顽童摘，担心飞鸟啄，担心狂风骤雨摇落。见我久久不回，母亲急了，叫乡里的大巴司机捎一袋给我，我打开一看，黄中带青，尝了一颗，酸多于甜。

插秧时节，我上了回乡的大巴。脚刚跨进车里，便听见亲热熟稔的叫声，抬头一看，是隔壁的云嫂子。她急急地立起身来接我笨重的行李箱，又招呼我坐她身旁。虽是嫂子，其实她已年过六旬，只比我母亲小了两三岁。

平生第一次在车上相遇，她很兴奋。我问她到城里干啥，她说在城里做保姆，伺候一位九十来岁的老婆婆吃喝拉撒，每月工资二千四，吃得好住得好，还不用下厨做饭菜。她满面兴奋的光，仿佛正享着前所未有的福。我细看一下了她的脸，还是像从前那样瘦削黯黑。因这瘦削与黯黑，她那几颗裹着锡箔纸的假牙愈发显得硕大刺眼。

许多年前，这张脸也应是桃花般的色泽。我记得她的两个女儿，水云与水莲，大眼圆脸，白嫩里透着红润，有莲花般的明媚娇艳。

大巴晃悠完三十六弯，天色已暗。我拖着行李箱下车，迎接我的是薄暮里黛青色的群山，公路旁的灯像是母亲欣喜闪亮的眼。母亲问我到哪了，我说已到卫生院门口。时光改变了九峰山下许多景物：公路、学校、工厂、民居……唯一不曾改变的便是这所小小的乡镇卫生院。

土砖堆砌的墙壁，木板隔出的楼层。岁月剥蚀了白石灰粉刷的外墙，粉虫啃碎了厚实宽大的木楼板。一块“危房”的标识牌将它与这个世界隔离。

那间公厕还在，公厕外有个小小的粪池，粪池用水泥板遮住了半边。当年，无数被流产引产的婴儿便是从那敞开的半边池子里塞进去，最终化为粪水。做妇科手术的是母亲的闺蜜，高高大大，白白净净，非常富态秀丽，脸上有观音的和善慈悲。

 快到学校门口时，母亲来接我。她刚从秧田里上岸，小腿、脚背上尽是泥。路灯下，母亲花白的发凌乱如草，有泥水溅在她的鼻梁、脸颊上，她的面皮眼皮分明有些浮肿。“今天佝了一天，插了八分田。”六十几岁的母亲干起活来，便会忘记自己是个病人。

我进了屋，父亲正在切笋，那种清明前刚刚拱出一丁点黄泥的大笋。父亲用开水将玉白鲜嫩的笋淖一下，然后放进冰箱冷冻，一直冻到我回家的时候。他们一个扯秧，一个插田，忙到这个点，还没吃晚饭。我说我来炒菜，立马放下行李，操起锅铲。

第二天清晨，唤醒我的不是鸡啼，而是卧室窗外的鸟鸣。娘家阶沿边那株枇杷，高数丈，枝枝桠桠伸进二楼不锈钢的防盗网窗里。满树金黄甜香，成了鸟雀们的天堂。它们在枝桠间欢跳、挑啄、探讨，吃腻了，便将那最大最甜的果，一嘴啄下树来，让树下的人捡食我们的残羮剩炙吧，它们在心底得意地叫。

我站在二楼的木窗前细看，看它们近乎放纵的快乐，看清风拂过，树下枇杷雨落。母亲系着围裙，从厨房跑出，捡了满满一围裙，边捡边兴奋地念叨：这枇杷都不用摘了！树下捡就是。无论生活多么艰辛，母亲脸上永远有孩童般的率性天真。

我看看树上欢快的鸟儿，看看树下欢欣的母亲，想起多年前路过我家门前的水仙婶子。也是这样的时节，也是这样的清晨，她挑着两箩筐金黄的枇杷去赶集。母亲正好在路旁的田里插秧，水英婶子放下箩筐，叫母亲吃枇杷。她家的枇杷像她家的四个闺女，水灵丰硕香甜出了名。母亲满手是泥，笑着回复道：吃就免了，拿一串来给我做种吧！母亲拎了一串枇杷，回家后，挖开阶沿下的土，连皮带肉夹核种了下去。

第二年，阶沿下长出了两株碧绿的小苗。水仙婶子每每路过，都要在我家阶沿边坐上一会儿。她的娘家据说远在江西，她如何来到九峰山下，这过程可能比小说更传奇。她的丈夫唐四爹，身形魁梧高大，不苟言笑，绰号'唐（谈）不服'，好讲理，好打抱不平。因生性高冷，与亲戚邻里均无多少往来，却与我的父亲交情极好。他没读过什么书，却对读过一中的父亲膜拜不已。

七十年代，略通文墨的父亲用一副骨质麻将牌，一把小刀，刻了一副军棋。那时的父亲正是风华正茂好青年，那时的四爹也是人见人爱好郎君。见了这军棋，四爹两眼大放异彩。父亲道：喜欢便送你咯！自此，两人友谊万岁！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四爹即便六亲不认，怂天怂地怂干部，但对父亲这小弟总是言听计从。

四爹的妻年轻时应是江西本地有名的美人，为了追得这美人，他用尽了男人的洪荒之力。当大功告成，美人愿意抛父弃母，跟随他落根九峰山下时，四爹却搞了个恶作剧：在江西返回湖南的火车上，故意把美人撇下。这水仙婶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欲哭无泪，遂孤身一人，千辛万苦寻到九峰山下，住进四爹两间破瓦屋里。

婚后连生四女，最终得一子，分别取名：丽、花、菊、芝、艾。四爹对外人甚是客气，但对妻儿子女，却是霹雳手段。他的几个女儿，许是为了逃避他的打骂，早早的，便外出打工或远嫁。晚年，他到女儿家作客，女儿们不敢久留，这老爹一言不合便要开煤气炸屋的。

他惟一的儿是我小学同窗，许多年未见，直到今天，依然未见。乡人们私下议论：哪里还有什么儿咯？早不在人世了。但四爹活着的时候，从来都道：儿在外面打工赚钱呢！

枇杷树长得愈来愈高，水仙婶子的腰弯得愈来愈低。她每经过我家门口，必要小坐一会，与母亲唠叨一番。有时是因为挨了四爹的打，有时是因为自己的病。她与母亲一样，都有高血糖。

年过七旬的四爹依然像四五十岁的时候那样精干，四个闺女出钱，他出力，修建了好大一幢红砖楼房。为了节约开支，楼地三层粉刷装修，全是夫妻俩日夜加班完成。父亲想去帮一把，去了后傻眼，这两口子贴外墙瓷砖，居然不用一粒砂子。

房子内外装修全部搞完，水仙婶子病了：拉肚子。腹泻不止的水仙婶子让四爹甚为恼火，眼看着一条又一条裤子、一床又一床被子弄脏，四爹索性移开床板，床板下放个大便盆。其时已是深秋打霜天，夜间寒气袭人。母亲听说后，立马去他家。四爹不肯再拿被子：都弄脏了，女儿们回家没得被子盖了。

这外表凶狠的爹到底还是惦记着女儿们的。他只是大意了：女儿们回家有被子盖，却没得母亲喊了。

躺在冷床板上拉了一夜肚子的水仙婶子，第二天中午便不行了。母亲去看她时，她将头扭向一侧，侧旁的小桌上，放了一堆女儿们买给她的蜂胶等保健品，有的还没开封。她的意思叫母亲拿去吃，母亲看了一眼，泪水涌了出来。

水仙婶子走后不久，四爹病了，全身发黄，最后连眼珠子也黄了。人们说，是水仙婶子的魂来勾他了。他的女儿回来，劝他进医院，他不肯。也许是怕花女儿太多钱，也许是对妻子心有愧疚，也许是担心死在外面，回不了夫妻俩拼了老命修建的豪宅。

乡下有习俗：死在家外的人，尸体不能停放家中，最多在户外搭个临时窝棚放置棺椁。

水仙婶子前脚走了，四爹后脚跟着走了。阶沿下的两株枇杷树已长及阶边，母亲拔掉了一株，让余下的一株既经受风霜雨雪的洗礼，也接受明月清风的馈赠。枇杷黄了落下，秧苗青了生长。这世间，人与万物一道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死去的未必真痛苦，活着的未必都幸福。就像隔壁的云嫂子，就像我的父母，在完成了修房建房、养老送终、生儿育女带孙等诸多人生大事后，即便须发皆白，腰身人如弓，他们依然执著地劳作，不舍对金钱的执念。

他们不敢生病，尤其是大病重病，因为一场大病便可能让家中多年积蓄清零；他们不敢痛快花钱，因为每月几十元的老龄补贴应对人情往来都不够；他们不愿向儿女们伸手，因为儿女各有艰难。

所以，他们一直劳作，也许是因为习惯，也许是因为看不见的压力，他们将劳作持续到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