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
日前，一封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的请求信”被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5月7日《法制晚报》）
177名大学生的愿望并不会作为法律量刑的标准。客观上，他们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上已经慢慢接受了黄洋这条生命被人剥夺的事实，接受了死者已逝的无奈，他们朴素地认为自己能够包容林同学的犯罪事实，以为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不让这一条生命消逝、不再让另一个家庭遭遇痛苦，笔者理解，这或是一种善良与包容。
作为未决之前的讨论，“格杀勿论”也好，“刀下留人”也罢，两种截然相左的意见，都是被允许的。谁都不应该因为这些学生的诉求，而将他们摆在公众道德与法治的对立面。把象牙塔内大学生的人性善意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其本身就是不客观的。成熟社会应该允许每个人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愿，只要这些意愿不违背社会良心就行。学生表达意见是他们的自由，学校没有必要去干涉他们的自由，而法院依法审判同样是司法机关的职责。
情与法的冲突背后，不妨让法律的归法律，让情感的归情感——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也不唾弃情感的价值。民意值得尊重，但对民意的尊重应当更多地体现在立法上——倾听公众意见，将其上升为法律，这才是法律尊重民意的应有之义。比如在死刑适用问题上，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而对于如何“严格限制”，就应当充分听取民意，不断总结减少死刑适用的规则，并通过立法、立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等形式去推广。而司法机关的职责，则是依据法律独立审理案件，既不受公众情绪和不当舆论的影响，更不能无原则地屈从民意。（作者系南京大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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