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地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平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平土著，象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古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平人。)北平也有北平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奔走相告，一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语言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反常，整天用英语叫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交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人力车沿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时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以项君最为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洗盥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号码，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吃。陈先生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至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需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纸，要我恭揩写信，年终汇订成册。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帐，而且是新式帐簿，有明细帐，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成要承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手术(原文如此，敲键盘者注)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淋。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轻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象水浒，红楼梦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子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捡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斥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次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记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没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大铜墨盒的同学既不嫉妒也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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