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家卫计委提出对报考儿科专业降分录取引起业内一篇哗然之后，国家卫计委继续接连出招：“儿科医生不够内科医生上”、“协调恢复儿科招生”，继而广州地区相继出台委托高校“订单式”定向培养
其实儿科问题突出并非一朝一夕，顶层也早已经清楚。儿科人才短缺与精神医学、产科、康复、病理、药学、老年医学、老年护理等被列为2016年要解决的紧缺人才的重点。《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与全国平均每千人配备2.06名医师水平相比相去甚远。有人测算过，几年前，我国的儿科医生缺口就是20万。
而今，儿科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是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逐年落实，和高龄育儿带来的问题，儿科医生的缺口越来越彰显，“社会压力”把儿科医生短缺推向社会至热点。儿童的看病问题也许面临新的挑战。也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并没有关注到为什么儿科医生缺乏以及目前的执业环境带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要从长计议，更要找出儿科医生短缺的根因。根据当前的几个热点问题，分述如下：
首先“恢复儿科招生”之类的想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甚至要问意义何在？儿科从本科就开始专业化定向培养，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或者“定向分配”的，可能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有两点需要我们研究。一是为什么17年前（1999年）某些院校停止招生，是行政的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二是尝试儿科本科招生之前，也就是没有定向培养的1998年之前，没有出现儿科医生这么短缺？而市场经济的美国也没有从本科就定向培养，千人儿科医生数却在1.6人。因此，本科培养是不是儿科医生短缺的缘由值得商榷。广州“订单式”定向培养儿科医生也许是一条解决儿科医生“适销对路”的办法。与美国儿科医生的培养异曲同工。美国的儿科医生是在读完“全科”之后从住院医生时开始的选择与定向，从而进儿科医生住院医训练计划，出来就是儿科医生。至于儿科里的专科如儿科放射、儿科麻醉、儿科普外等则在做专科前、中、后加入更多儿科轮转。如儿科神经内科，一般至少二年、大多三年儿科全科之后，在进行二年儿科神经专科fellow 训练。由此可见，儿科医生的成熟培训与经验的积累更为重要。像“儿科不足内科上”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是专业技术问题。
其次，“恢复儿科招生”、“内科转儿科”是一个一厢情愿的问题。目前我们医生的教育培养、就业完全是市场行为，政府完全没有“指派”能力，因而，报与不报儿科专业、转与不转儿科专业设计的因素很多。其中是业内对儿科专业的认识，我想在儿科医生“纷纷”逃离的现在，有谁有“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呢？再说“订单式培养”谁出钱，培养出来之后如何使用？如何稳定队伍？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曾经邻省的以为主管医政的领导曾对我说，“廖厅，我不再送医生到广州进修了……”因为送来培训的都是优秀医生，大部分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停招儿科专业的这17年中有医改7年，7年医改的任务也有对加强儿科等专业人才培养的说辞，但实际上，医疗市场无序的状态下，公立医院无法实现它的公益性，也只能这种状态了！
第三，要考虑的儿科医生的出路问题。出路，无非就是待遇与就业环境。待遇，与我们公立医院的分配制度和医保的支付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的公立医院的分配制度完全处于“分产到户，各食其力”的状态， “创收”能力差，儿科病的特点之一就是起病急、病程短，更多的是医生的判断能力，这种“看不见”的价值往往不被人们认可，因此儿科的医生价值与其他医生的价值一样基本被“抹杀”，而儿科医生依靠检查、药品“维生”不如其他专业。这种情况越是到基层，越是明显。因此，儿科医生大多数只能专科医院或在大医院谋生，而他们也只能是通过“薄利多销”来维持“体面”的收入。由于不完善的“市场”，配套医疗资源无力，过度的集中加上实际的缺员。
以上观点归纳如下：儿科医生困境是当前“市场化”环境下，医生择业（择专业）一个缩影，已经产生蝴蝶效应。医生培养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产销、适销对路”才是“产”的因由，销的出口。如果儿科专科或其他如麻醉专科医生等培养出来的“产品”，如果“销”得好，相安无事；如果“销”不好，知识面窄，不好“转型”。在僵硬的“市场准入”下，加上执业的环境恶劣，就会迫使这些专业的医生转行。因此，问题最关键的是——医生价值不归本，这几条措施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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