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与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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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皆不朽  今我复重来”——陶澍和左宗棠

      陶澍和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两颗闪耀着光辉的巨星。陶澍以其清正廉明的吏治和经济改革的业绩而震惊朝野，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左宗棠则以其赫赫军功、特别是其收复新疆的壮举而名垂青史，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探讨陶澍、左宗棠的思想、业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第一、 陶澍、左宗棠由忘年之交结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生于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小陶澍三十三岁。左宗棠出生时，陶澍早已进入官场。左宗棠自幼聪慧，饱读诗书；但科场不顺，会试累次不中，仍回乡耕读于陇苗，钻研经世之学。自视极高，以“今亮”自许。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左宗棠主讲醴陵的澧阳书院。这时的陶澍，已官至两江总督，奉旨回乡省亲，路过醴陵。左宗棠应县令之请，为陶澍馆舍题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月，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一见，对联意境贴切高雅，书法壮丽舒美，十分高兴。“乃激赏之，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左宗棠对陶澍仰慕已久，现又亲身体会了陶澍礼贤下士的风范，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陶澍“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从此陶澍与左宗棠“总督布衣之交”的美事，传为千古佳话。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左宗堂赴京应考落第，返程时专门绕道金陵拜访陶澍。陶澍以上宾之礼相待，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之相谈论”，并亲自与之多次议论商讨学问道德、国计民生，左宗棠大受教益。陶澍又多方鼓励，曾指总督之位对左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并且，为儿子陶恍向左宗棠之女求婚，“以子要文襄女而抚孤。”陶澍不顾门第差别之大，以总督之尊，求布衣举人左宗棠之女为媳，表明陶澍完全突破世俗之见，能以才取人；也说明陶澍独具慧眼，知人之深。
      陶澍逝世后，左宗棠“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恩，又重以吾师之命，既受重托，保此遗孤，惟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吾师之命”，乃指陶澍之友、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托左宗棠打理陶澍家事。左宗棠在安化小淹八年，为陶澍理家课子，维持家业。陶澍田产，除在安化外，多远在益阳、桃江一带，管理不易。左宗棠按地形方位绘成鱼鳞清册，注明丘名、面积、四抵界址、灌溉水源、佃耕要求等细目，便于经管。同时，左宗棠理家课子之余，尽心读书。他对周夫人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陶澍一生行水治盐，处理国计民生大政，所藏这类图书非常丰富，左宗棠得以知识大增，为其一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在金积堡发生水荒。左宗棠回忆阅读陶澍藏书知识，“骆驼能识水脉，行沙漠中缺水时，可纵骆驼视其前蹄所蹴处，即便开井，可以得水。”从而解决了缺水的难题，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左宗棠一直记念着陶澍，并以陶澍为师。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即陶澍逝世42年之后，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曾上奏朝廷：“陶澍总督两江，于一切国计民生，(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实有古大臣风。而陶澍莅任十年之久，勋业事绩，史册昭垂；当日德教沛然，感人甚深，惠政甚溥。追怀遗泽，民不能忘。”又说：“陶澍之两江也，于地方应办事宜，如筹海运、整盐纲、修水利、立学校诸大端，皆次第施行。当议改两淮盐法之时，震撼危疑，异论蜂起，卒能坚持定见，救弊扶衰，上荷宣宗成皇帝鉴谅允行，成效昭著，尤为时论所推重。”并请求建立陶澍和林则徐的专祠，左宗棠还题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语，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明确表明，要以陶澍事业的继承者自许。
      第二、陶澍、左宗棠的经世思想
      嘉道年间，湖南出现了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在陶澍的领导下，他们都有强烈的经世意识，主张积极入世，通经致用，“治国、济民、平天下”，大力推行改革，对漕运、盐政、水利、河工、币制、兵防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都提出了改革主张，并取得了显著效果。陶澍的经世思想和经世事功，对左宗棠发生了深刻影响。前人萧一山明确指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薰陶者也。”左宗棠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和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在陶澍经世思想的带动下，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积极入世，修身、齐家、医国、治民、平乱，处处以陶澍为榜样，成长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经世大吏。
      左宗棠对陶澍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主张通经致用、以理学为宗。
陶澍宗理学，推崇程、朱之言，认为经中含有致治之理，实学来源于宗经，故为文、为学、为政宜先宗经。“经者，常也。圣贤之言，如天地之常道，范围而不过，曲成而不遗，约之为四子，散之为《易》、《诗》、《书》、《礼》、《春秋》。”强调通经、用经，如果不知经，“或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尽，斯亦未可谓能尊经者也。”陶澍要求士人必须贯通《易》、《诗》、《书》、《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并在贯通的基础上学会应用这些经典。左宗棠也主张“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阶级可寻，涂辙自合。”在理与气的关系方面，也和二程的说法相似。陶澍说：“道即理也，气依理而立，理载气以行。既曰理气，岂有无理之气哉。”左宗棠亦认为理在气先，“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折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可见，在恪守程、朱理学、认识理气关系、通经致用等问题上，左宗棠出深受陶澍的影响。
      其次、重视实践、反对空谈。
晚清时期，学风流于空虚，陶澍对专注形式的八股文和繁琐的宋学、迂阔的汉学都提出了批评，并指出：治《易》者“相寻于虚也”；治《诗》者“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学术之所以不能如古，盖在是矣。”为此，陶澍在书院教学中，明确提出“以实学为教授”的原则：“夫学何以实？盖必从‘衣锦尚絅’之始，以驯致于不见是而无闷之域，而后读古圣贤之书，恍若謦睽接而声与通。” “衣锦尚絅”，意即在锦绣的衣服外面加上麻布单衣，使文采不外露，引申为只求得到实事，而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左宗棠也反对空谈，倡导实学。他认为人才之少，在于受了科名之害。他说：“八股文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他教育儿子“读书非为科名”，不要去追求“世俗之名”，而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他认为“贵仕不及三世，良农可及百年”；如果“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因此他要求子女“立志学做好人”，强调“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要研读实学，多做实事。他自己则精研实学，并自号“湘上农人”，亲自从事农业的耕作。
      再次、重视实学、研究实学。
陶澍对史志、舆地等实学非常重视，并深有研究。他非常称赞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有千古之识”。他对史志、谱牒的修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的原则；并主持了许多志书、族谱的修撰，或为之作序。他的《蜀輶日记》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舆地学著作。左宗棠和陶澍一样，重视实学的研究。他“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诸务。将求其书与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一是承继陶澍“史地经世”的思想，左宗棠着力研究地理学。有段时间，他每日“左图右书，以日以夜”制作全国及各省、府地图、历代各朝地图。又先后抄录各种通志、图志几十册，详细研究地理、地图。二是钻研农学。左宗棠认为“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他在全面考察农业的基础上，撰成《朴存阁农书》，是对农业科学的一大贡献。三是重视和参与荒政。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左宗棠参加湖南赈灾活动，先后到长沙、宁乡、湘阴、湘潭等地劝捐放赈。此外，左宗棠对盐政、漕政、兵防、河工、水利等实学都十分关心，多有研究。
      第三、 陶澍、左宗棠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业绩
      陶澍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改革家，是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陶澍的改革取得了“震惊朝野、利垂后世”的巨大成就。一是在江苏首倡漕粮海运。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陶澍将苏、松、常、镇、太仓之漕改归海运，江广之漕仍由河运，一举将一百六十多万石漕粮由上海经海运抵达北京。二是在淮北改纲盐为票盐。陶澍裁革总商，废除根窝，从根本上打破了纲商对盐务的垄断。三是在江苏、安徽兴修水利的活动中破除陈规，推行改革。史称其“兴修水利普江南”，“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四是提出自铸银币。主张在中国建立近代银本位自由制度，既有利于解决当时的货币危机；又能维护我国民族经济，进一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左宗棠继承、发展了陶澍的改革思想与改革事业，在革新盐政、整饬漕务、兴办洋务、振兴茶业、开发经济、整军运饷等许多方面，都推行改革措施，并取得了成功。在闽淅、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采用陶澍票盐办法，并进一步充实，清除浮费、革汰陋规、严禁私盐、减免商欠，使票盐更加完善。他还主张“永定章程”，实行票盐，使“裕课、便民、恤商三者兼权。”在陕甘，左宗棠大力推行改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设赈局、招流亡、垦荒地、给牛种、兵屯、民屯交错其中，且战且种。”又改革茶务，“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实行“商贩并招，正课照定额征收，杂税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商贩领票，先纳正课，并添设南柜，招徕湖茶。”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左宗棠又在军事、军粮、军饷、军运等方面采取改革措施，为新疆的回归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陶澍、左宗棠改革思想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坚持依靠商人的力量，坚持实行重商、用商、便商、利商的政策，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左宗棠更特别支持、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表现了他高于时人的眼光和魄力。
      第四、 陶澍、左宗棠的吏治思想
      陶澍、左宗棠的吏治思想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反对腐败，非常重视吏治。陶澍曾任御史时，曾比较系统的揭露了当时官场的各种腐败现象，特别重视选用州、县基层官员。他说：“治民莫亲于县令，而察吏莫亲于郡守，督抚司道总其成而已。故守令得人，天下可得而治。”又说：“州县为亲民之官，必须得人而理。”“州县得人，而天下咸理矣。”陶澍在两江任督抚近二十年，始终坚持州县要“得人而理”，地方也相对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好局面。左宗棠也认为：“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指出官场腐败是人民起义的一个根本原因，“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故“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饰吏治。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治者，弭乱之未发也。”强调吏治重于军事。
      其次，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率作用。陶澍曾于厅堂书一联自警：“绕案风清，尘埃扫除吏牍；举头日近，光明洞照吾心。”又书一联于座右：“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左宗棠为官，一任巡抚、三任总督、以大学士入值军机，在总理衙门行走，参与清廷最高决策；却是封建官场清正廉明的表率，堪称能员廉吏。他曾在兰州官舍撰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用来表明自己从政的心意。他认为“察吏莫如先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尽于心，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可否。”他在《治学要言》中提出：做官要“爱民”、“清廉”、“勤于治事”、“慎于用人”、“熟悉法律”。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严于律己，曾断然拒绝“别敬”，送礼，不许儿子在外应酬，不徇私情。
       再次，他们都致力于整顿吏治。道咸年间，官场黑暗，吏治腐败。有一首讽刺诗说：“仕途钻剌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无庸，驳也无庸。”针对这一现象，陶澍提出了“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良莠以安良善，别猾蠹以慎勾稽。”的原则。其具体办法是：重视州县，强调选用基层官员；区别贤否，提拔表彰能员；严格制度，革除官场弊病；拣贤用能，栽汰冗员闲官；察吏恤民，清除官场腐败。左宗棠则提出了“察吏、训吏、恤吏”，作为整顿吏治的具体办法。所谓“察吏”，就是对官吏勤加考察，对“文武各员性情才识，无不随时随事详加考察”。对地处边远的官员，则“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凡人才臧否，舆论是非，具已默认辨别，得其梗概。”所谓“训吏”，左宗棠着力搜集前人有关吏治的言论为《学治要言》，散发给各属官吏，要求其认真学习，注重治理。他还经常以咨文、批札、书信告示等各种形式，直接向下属各官进行规劝、表彰、申斥。所谓“恤吏”，即爱护、关心官吏。左宗棠认为：“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训”和“恤”相辅相成。他曾拿出薪俸贴补廉洁而又有困难的官吏，关心下属官员的生活。此外，左宗棠主张严惩贪劣，裁汰庸吏，提拔能员，端正士风、学风、官风。强调：“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这一段话反映了左宗棠重视吏治、整顿吏治、关心民瘼的思想原则和良苦用心。
      第五、 陶澍、左宗棠的人才思想
      陶澍是“湘系经世派”和“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重要领袖，被称为“晚清人才第一”。当时全国的经世人才，大多团结在他的周围。陶澍非常重视人才，认为“当今之要，首在得人。”
      左宗棠深受陶澍的影响，是以陶澍为“源”的“以天下为已任，包罗万象”一类人才中的一员。左宗棠的人才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教育的重视；和陶澍一样，左宗裳把“养士劝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首要任务。他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所谓“学术不讲”，实则没有办好教育。左宗棠的公式是：吏治——人才——人心——学术——教育。左宗棠出身于教师世家，他进入官场前的二十年，也多以教师为职业；位高权重之后，仍把教育、培养人才放在重要地位。如在淅江刊刻“六经”；在杭州建设书院；在西安设立书局；在甘肃兴办和修复书院；在陕、甘、新疆大办义学，仅甘肃就建立义学三百多所。他认为“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他要求培养德才兼备的“真人才”，不在科名，不求虚名，要有实学，要重实际。他还强调：“学术端则士习正，士习正则民气厚，而礼义廉耻因之而明，休祥瑞应由此而出，非细故也。”即只有良好的学风，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第六、 左宗棠对陶澍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道光时期，中国正处于由古代向近代的过渡时期；同样，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也开始转变、发展为中国近代爱国主义。陶澍的爱国主义思想属于古代爱国主义的范畴，但包含着某些近代爱国主义的因素，或者说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内倡导改革，海运、票盐、自铸银币等，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的解体，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生长。对外反对侵略积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左宗棠继承并发展了陶澍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陶澍的爱国主义一样，左宗棠的爱国主义基本上仍然属于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的范畴，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但又比陶澍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具备了许多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首先，左宗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将。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洋务运动则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左宗棠办洋务更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他办洋务的时间不及曾国藩早，办洋务的规模不及李鸿章大。但在强调自立更生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等方面，却非曾、李可比。他强调：“自强之道，宜求诸已，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诸己。”他曾自豪地说：“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从船厂主事到技工、从船长到水手，全为中国人。
      其次、左宗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关系复杂，麻烦大增，左宗棠在陕甘、直隶、两江及总理衙门任内，都有大量的中外交涉。左宗棠的原则是：其一，坚持“主权在我”，这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其二，主张“学习先进”，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其三，强调“自强为本”，这是最终目的。左宗棠对于西方国家的侵略，坚决主张抵抗。在中法战争中，他是坚定的抵抗派，曾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再次、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同治年间，新疆阿古柏匪部、英、俄殖民主义者相互勾结，分别占领南疆、伊犁地区、乌鲁木齐。清朝统治者则因所谓“塞防、海防之争”，而举旗不定。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新疆的重要地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国家“将无晏眠之。”左宗棠还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方案，并坚决请战。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左宗棠以古稀之年，“舁榇西行”，率军远行。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完全收复新疆。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的蹂躏，彻底粉碎了俄、英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美梦，为祖国保卫了一片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它不仅是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体现，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