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是唐贞观年间的名臣。他几次上书唐太宗，详细论述了自己关于治国理政的思考，疏文真切直言，针砭时弊，且深谋远虑。其中“理天下者，以人为本”，“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在百姓苦乐也”等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马周是山东茌平人，出身贫寒，但从小勤奋好学，尤精《诗经》《春秋》。他天性旷迈、不拘小节，一直不被上司看重。马周本人又比较高傲，与上司数言不合便拂袖而去，所以一直四处漂泊。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也十分赞赏马周。《新唐书》中虽然称赞马周乃“王佐才”，但同时认为他才能不及傅说、吕望（姜子牙）。对此，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才能远在傅说、吕望之上。贞观六年（632）及十一年（637），马周两次向唐太宗上书，详细论述了自己关于治国理政的思考。这两篇疏文，不仅新、旧《唐书》都予以收录，《贞观政要》也多处引用。对马周的这两篇疏文，毛泽东称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贾生《治安策》即西汉贾谊上书汉文帝的奏章。毛泽东十分喜爱贾谊及《治安策》一文，他不仅为贾谊写过两首咏史诗，而且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周及其疏文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那么，马周在疏文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其一，是规劝唐太宗要处理好与太上皇李渊的关系。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并逼父亲李渊退位，这让他与李渊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贞观三年（629），李渊搬出皇宫入住大安宫，一直到贞观九年（635）去世，基本没出过此宫。即使李世民出京到九成宫避暑，李渊也未同行。对此，马周在疏文中坦言，太上皇李渊所住的大安宫“极为卑小”，“蕃夷朝见，四方观听，有不足焉”。此外，李世民外出避暑，却让太上皇“留热处”，令人不安。应当说，马周的这番话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历史上，外臣介入帝王家事，往往不得善终。如秦始皇当年幽禁其母，连杀二十七人后才接受茅焦的劝谏；汉武帝废杀戾太子，久之才有令狐茂、田千秋等冒死上书为太子鸣冤。所幸的是，唐太宗对马周的话并没有生气，相反“善其言”。马周的直言、唐太宗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是规劝唐太宗要处理好诸王的问题。唐太宗在位期间，数度欲恢复世袭分封制，即裂土分地以封宗室功臣。此举受到马周、李百药等人的坚决反对。马周在两篇疏文中都谈到这个问题。首先，他指出世袭分封制的害处，若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则百姓遭殃，国家蒙患。其次，他征引历史，“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在诸王”，世袭分封实乃为后世子孙留下灭亡之隐患。至于欲爱诸王，马周提出当爱之有道，并举曹操溺爱曹植之例，反连累曹植在曹丕称帝后被“禁闭同狱囚”，向之所爱，却成后之所害。因此，对于宗室子弟，给予适当待遇即可，如有才行，则随器授职，这才是万全之策。正是因为马周等人的坚决反对，唐太宗才打消了实行世袭分封的念头。
其三，是规劝唐太宗要处理好近侍人员的问题。马周在疏文中提到了白明达、斛斯正等人，他们是当时常伴唐太宗身边的乐工、箭手等近侍人员。从马周的疏文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他们非常厚待，授予他们很高的爵位，并让他们参与朝会。马周对此深感忧虑，在他看来，对于近侍人员，不可过于亲昵，实在要奖赏，也只需“厚赐钱帛，以富其家”，万不可使其干预朝政。事实证明，马周的忠告具有先见之明，唐王朝最后就是在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双重打击下崩溃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明智如唐太宗，在处理近侍人员的问题上，也未能做到摈除私心。
其四，是规劝唐太宗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唐太宗即位后，引隋亡之戒，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创下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但此后，太宗奢侈之风逐渐浮现，役民之事逐渐增多，不复贞观初期的俭约之状，“百姓颇嗟怨”。马周在疏文中引汉代之例，文帝、景帝废奢务俭，所以百姓安乐，以此来劝诫唐太宗要保持俭朴的作风，做到善始善终。
其五，是规劝唐太宗要重视州县官员的选任。马周鲜明地指出“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进而说“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京官不称职者始补外任，果敢能干者先充内官，其次再补边州；此外，由于用人不察，“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应当说，马周关于加强州、县官员选任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基层官员特别是地方长官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建议，下令县令人选由五品以上京官举荐，刺史人选则由其亲自简择，从而加强了地方官员的选任，提升了地方官员在官僚体制中的地位。
纵观马周的疏文，可以看出有三个特点。
一是针砭时弊。疏文尖锐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现实问题。尽管在“贞观之治”这一光环下，这些问题尚不严重，但若不及时处理和预防，则千里之堤，必将溃于蚁穴！
二是深谋远虑。疏文揭示了国家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马周警告说这些问题在唐太宗在位期间或许还能够遏制，但若不重视，百年之后，必有可忧！
三是真切直言。疏文行云流水，当言则言，绝不含糊其辞，更不隐瞒实情。如说唐太宗“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五六年来……百姓咸怨”等等，议事之坦率，值得借鉴。
今天我们再来审视马周的疏文，会发现诸如官员选拔、身边人员管理，以及创业之初艰苦奋斗、承平之后渐入骄奢等问题，是古人今人都会遇到的。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要有超越古人的智慧和勇气，要用法律、制度而不是人治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此才能跳出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更值得一提的是，马周在疏文中还提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思想。比如他说：“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这不禁让人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刻反而正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正所谓狂风起于青萍之末，若不能抓住改革的先机，一些深層次问题任其发展，终将积重难返，成为体制机制的沉疴痼疾。届时解决的难度与付出的代价都将严重增大，甚至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又比如，马周提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在百姓苦乐也”。这不啻为今天的某些唯GDP论者敲响了一记警钟。首先，什么是发展？发展仅仅是指GDP的增长或者国家财富的多少吗？其次，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若不能带来民之安乐，则国家财富再多又有何益？进而，百姓之苦乐仅仅是由财富的多少来决定吗？如今人们已深切体会到，人的幸福感与财富的增加并不呈必然的正比关系，如何超越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观，使人民充分享受到美丽和谐与幸福安乐，或许才是最大的问题。凡此种种，都是马周的奏疏留给我们的深深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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