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一说自号老泉,[1][2]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原文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苏洵,谨顿首再拜冒万死上书皇帝阙下。
臣前月五日蒙本州录到中书札子,连牒臣:以两制议上翰林学士欧阳修奏臣所著《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乞赐甄录。陛下过听,召臣试策论舍人院,仍令本州发遣臣赴阙。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于州闾,今一旦卒然被召,实不知其所以自通于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为。以陛下躬至圣之资,又有群公卿之贤与天下士大夫之众,如臣等辈,固宜不少,有臣无臣,不加损益。臣不幸有负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扬之心。忧惶负罪,无所容处。臣本凡才,无路自进,当少年时,亦尝欲侥幸于陛下之科举,有司以为不肖,辄以摈落,盖退而处者十有余年矣。今虽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终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诏。且陛下所为千里召臣者,其意以臣为能有所发明,以庶几有补于圣政之万一。而臣之所以自结发读书至于今兹,犬马之齿几已五十,而犹未敢废者,其意亦欲效尺寸于当时,以快平生之志耳。今虽未能奔伏阙下,以累有司,而犹不忍默默卒无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远切至者,臣自惟疏贱,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浅而易见者,谨条为十通,以塞明诏。
其一曰:臣闻利之所在,天下趋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为,则百家之市无宁居者。古之圣人执其大利之权,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则天下争先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权而不能用,何则?古者赏一人而天下劝,今陛下增秩拜官动以千计,其人皆以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报上之恩。至于临事,谁当效用。此由陛下轻用其爵禄,使天下之士积日持久而得之。譬如佣力之人,计工而受直,虽与之千万,岂知德其主哉。是以虽有能者,亦无所施,以为谨守绳墨,足以自取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处之,而不暇择其贤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农之钱谷。此议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窃思之,盖今制,天下之吏,自州县令录幕职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术,是以若此纷纷也。今虽多其举官而远其考,重其举官之罪,此适足以隔贤者而容不肖。且天下无事,虽庸人皆足以无过,一旦改官,无所不为。彼其举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为廉与能也。幸而未有败事,则长为廉与能矣。虽重其罪未见有益。上下相蒙,请托公行。莅官六七考,求举主五六人,此谁不能者?臣愚以为,举人者当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尝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尝有某事以知其能。虽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纪之状。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听。如此,则夫庸人虽无罪而不足称者,不得入其间,老于州县,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务为可称之功,与民兴利除害,惟恐不出诸己。此古之圣人所以驱天下之人,而使争为善也。有功而赏,有罪而罚,其实一也。今降官罢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当然,然后朝廷举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贪吏也,则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独至于改官而听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为,如此则天下之吏,务为可称,用意过当,生事以为己功,渐不可长。臣以为不然。盖圣人必观天下之势而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厌劳役,则圣人务为因循之政,与之休息。及其久安而无变,则必有不振之祸。是以圣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气。汉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于乱。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发其心,使踊跃于功名,以变其俗。况乎冗官纷纭如此,不知所以节之,而又何疑于此乎?且陛下与天下之士相期于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乐于小官而无闻焉者,使两制得以非常举之,此天下亦不过几人而已。吏之有过而不得迁者,亦使得以功赎,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艰之也。
其二曰:臣闻古者之制爵禄,必皆孝弟忠信,修洁博习,闻于乡党,而达于朝廷以得之。及其后世不然,曲艺小数皆可以进。然其得之也,犹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无谓者,其所谓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资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将复任其孙,孙又任其子,是不学而得者常无穷也。夫得之也易,则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学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于裁节,然皆知损之而未得其所损,此所谓制其末而不穷其源,见其粗而未识其精。侥幸之风少衰而犹在也。夫圣人之举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将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说,故虽尽去而无疑。何者,恃其说明也。夫所谓任子者,亦犹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尔。彼其父兄固学而得之也,学者任人,不学者任于人,此易晓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于可任者,举使任之,不问其始之何従而得之也。且彼任于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犹借资之人,而欲従之<角敻>贷,不已难乎。臣愚以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虽至正郎,宜皆不听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饰,而越录躐次,以至于清显者,乃听。如此,则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后皆奋志为学,不待父兄之资。其任而得官者,知后不得复任其子弟,亦当勉强,不肯终老自弃于庸人,此其为益岂特一二而已?古
其三曰:臣闻自设官以来,皆有考绩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废绝。自京房建考课之议,其后终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无官无课,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识也。然更历千载而终莫之行,行之则益以纷乱,而终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胜考,今欲人人而课之,必使入于九等之中,此宜其颠倒错谬而不若无之为便也。臣观自昔考课者,皆不得其术。盖天下之官皆有所属之长,有功有罪,其长皆得以举刺。如必人人而课之于朝廷,则其长为将安用。惟其大吏无所属,而莫为之长也,则课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课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齐;其数少,故可以尽其能否而不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贤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贤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职司之不明。职司之不明,其咎在无所属而莫为之长。陛下以无所属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贤不肖,当使谁察之。古之考绩者,皆従司会,而至于天子。古之司会,即今之尚书。尚书既废,唯御史可以总察中外之官。臣愚以为可使朝臣议定职司考课之法,而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之司。中丞举其大纲,而属官之中,选强明者一人,以专治其事。以举刺多者为上,以举刺少者为中,以无所举刺者为下。因其罢归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为之赏罚。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当特有以偿之,使职司知有所惩劝。则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复有所依违,而其所课者又不过数十人,足以求得其实。此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法无便于此者矣。今天下号为太平,其实远方之民穷困已甚,其咎皆在职司。臣不敢尽言,陛下试加采访,乃知臣言之不妄。
其四曰:臣闻古有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无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杀予夺、富贵贫贱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何者,其署置辟举之权,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于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虽奔走顿伏,其谁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归之京师,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农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县吏,虽贵贱相去甚远,而其实皆所与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余年间,天下不知有权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犹用汉、唐之制,使州县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礼。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于大官,不忧其有所不従,唯恐其従之过耳。今天下以贵相高,以贱相谄,奈何使州县之吏,趋走于太守之庭,不啻若仆妾,唯唯不给。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于曲随谄事,助以为虐。其能中立而不挠者,固已难矣。此不足怪,其势固使然也。夫州县之吏,位卑而禄薄,去于民最近,而易以为奸。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厉其廉隅,全其节概,而养其气,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异材焉,后将以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县令従州县之礼。夫县令官虽卑,其所负一县之责,与京朝官知县等耳。其吏胥人民,习知其官长之拜伏于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轻之。轻之,故易为奸。此县令之所以为难也。臣愚以为州县之吏事太守,可恭逊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于通名赞拜,趋走其下风。所以全士大夫之节,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
其五曰:臣闻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窥。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仓卒,而取其禄位。唯圣人为能然。何则,其素所用者,缓急足以使也。临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传》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使天下屠沽健儿,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得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
其六曰:臣闻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后能御也,则其疏远小吏当复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无可信之人,则国不足以为国矣。臣观今两制以上,非无贤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职无过而已,莫肯于绳墨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于绳墨之内也。臣请得举其一二以言之。夫两府与两制,宜使日夜交于门,以讲论当世之务,且以习知其为人,临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来,意将以杜其告谒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无防之,是以欢欣相接而无间。以两府、两制为可信邪,当无所请属;以为不可信邪,彼何患无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来邪。今两制知举,不免用封弥腾录,既奏而下御史,亲往莅之,凛凛如鞫大狱,使不知谁人之辞,又何其甚也。臣愚以为如此之类,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负。若其犹有所欺也,则亦天下之不才无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诛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闻朝廷之风,亦必有倜傥非常之才,为陛下用也。
其七曰:臣闻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许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国家以科举取人,四方之来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为姑收之而已。将试之为政,而观其悠久,则必有大异不然者。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为两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长,而擅终身之富贵,举而归之,如有所负。如此则虽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风畏之,不敢按。此何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贵贵相承,使天下仰视朝廷之尊,如太山乔岳,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与出群之才,则不可以轻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觊觎。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于公卿,得之则不知愧,不得则怨。何则,彼习知其一旦之可以侥幸而无难也。如此,则匹夫轻朝廷。臣愚以为三人之中,苟优与一官,足以报其一日之长。馆阁台省,非举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従入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无所举。此非独以爱惜名器,将以重朝廷耳。
其八曰:臣闻古者敌国相观,不观于其山川之险,士马之众,相观于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兽怪物,时见其威,故人不敢亵。夫不必战胜而后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发;使吾常有所恃,而无所怯耳。今以中国之大,使夷狄视之不甚畏,敢有烦言以渎乱吾听。此其心不有所窥,其安能如此之无畏也。敌国有事,相待以将,无事,相观以使。今之所谓使者亦轻矣。曰此人也,为此官也,则以为此使也。今岁以某,来岁当以某,又来岁当以某,如县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专对、捷给、勇敢,又非可以学致也。今必使强之,彼有仓惶失次,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执简记其旁,一摇足,辄随而书之。虽有奇才辩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观之,以为樽俎谈燕之间,尚不能办,军旅之际,固宜其无人也。如此将何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哉!臣愚以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责之以文学政事,不必强之于言语之间,以败吾事。而亦稍宽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为艰危,故必均而后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辞免;后有缓急,使之出入死地,将皆逃邪。此臣又非独为出使而言也。
其九曰:臣闻刑之有赦,其来远矣。周制八议,有可赦之人而无可赦之时。自三代之衰,始闻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离之后,盗贼垢污之余,于是有以沛然洗濯于天下,而犹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侥幸也。平时小民畏法,不敢<走咨>趄,当郊之岁,盗贼公行,罪人满狱,为天下者将何利于此?而又糜散帑廪,以赏无用冗杂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万亿。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节用爱民,非不欲去此矣。顾以为所従来久远,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为少恩,而凶豪无赖之兵,或因以为词而生乱。此其所以重改也。盖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忧必深,改之,则其祸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为先郊之岁,可因事为词,特发大号,如郊之赦与军士之赐,且告之曰:吾于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残之民,知吾当赦,辄以犯法,以贼害吾良民,今而后赦不于郊之岁,以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岁而得郊之赏也,何暇虑其后。其后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従而尽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远矣。且此出于五代之后兵荒之间,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侧耳。后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无虞,何畏而不改?今不为之计,使奸人猾吏,养为盗贼,而后取租赋以啖骄兵,乘之以饥馑,鲜不及乱矣。当此之时,欲为之计,其犹有及乎!
其十曰:臣闻古者所以采庶人之议,为其疏贱而无嫌也。不知爵禄之可爱,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无所爱惜顾念于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诸臣所不敢尽言者,臣请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贤,思致太平,今几年矣。事垂立而辄废,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则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犹未也,虽得贤臣千万,天下终不可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礼,凡在位者不敢用亵狎戏嫚以求亲媚于陛下。而谗言邪谋之所由至于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为陛下不疏远宦官之过。陛下特以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阴贼险诈,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无由至于陛下之前,故皆通于宦官,珠玉锦绣所以为赂者络绎于道,以间关龃龉贤人之谋。陛下纵不听用,而大臣常有所顾忌,以不得尽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窃闻之道路,陛下将有意乎去而疏之也。若如所言,则天下之福。然臣方以为忧,而未敢贺也。古之小人,有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为天下之祸者,臣每痛伤之。盖东汉之衰,宦官用事,阳球为司隶校尉,发愤诛王甫等数人,磔其尸道中,常侍曹节过而见之,遂奏诛阳球,而宦官之用事,过于王甫之未诛。其后窦武、何进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汉之衰至于扫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尽去乃无后患。惟陛下思宗庙社稷之重,与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疏之,又疏之。刀锯之余必无忠良,纵有区区之小节,不过闱闼扫洒之勤,无益于事。惟能务绝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谟易以入,则天下无事矣。惟陛下无使为臣之所料,而后世以臣为知言,不胜大愿。
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当世之要。陛下虽以此召臣,然臣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贾谊之策不用于孝文之时,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余论,而施之于孝武之世。夫施之于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于孝文之时之易也。臣虽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胜越次忧国之心,效其所见。且非陛下召臣,臣言无以至于朝廷。今老矣,恐后无由复言,故云云之多至于此也,惟陛下宽之。臣洵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书。
赏析:
苏洵一生科举不第,嘉祐元年欧阳修向朝廷推荐了老苏,并将老苏的多篇文章推荐给皇帝宋仁宗。嘉祐三年仁宗召苏洵试舍人院,同年十月老苏上书仁宗,以病为由未参加考核,倒是给仁宗提出了十条施政建议。这是老苏唯一一次给皇帝的上书,集中了他一生的政治主张。虽然不被当时的大多数士人所认可,但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做事要重视采用新的理念,用利益引导人们。“利之所在,天下趋之”,为了防止引起只讲“仁义”的士人的反弹,他提出“古之圣人,执其大利之权,以奔走天下,意由所向,则天下争先为之”。古代的圣人也是这样用利益带领人们的。但是关键的一点,要注意方式方法。老苏指出,当时的宋仁宗有个问题,“增秩拜官,动以千计”,动不动就给很多人加官进爵,但结果并不好,“其人皆以为己所自致”,这些人都以为这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并不觉得是皇帝的赏赐。同时由于考核方式的固定,只看官吏有没有“可称之功”。于是所有的官吏都“生事以为己功”,搞点事情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之前没有提用“利益”引导人们,是因为天下初定,要与民休息。但太平太久了,官吏就开始怠惰了,应该用功名来激发他们的心思,让他们明白踊跃做事才能获得高官厚禄。
第二,反对任子之法。任子之法在北宋很普遍,就是上一辈的“爵禄”下一代可以继承。除了继承,还有就是对一个人的封赏到了一定程度不能再加了,但还觉得赏得不够,怎么办呢?那就把剩下的部分赏给他的家人。这种制度,老苏认为是“最无谓者”,因为这些人没受过太好的教育,获得官位又太容易,“以不学之人,而居不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
第三,对官员的考核方法,“考绩之法”。老苏认为对所有的大小官员都考核是不现实的,“不可胜考”。那应该怎么考核呢?只考核最高长官,而最高长官负责自己部下的奖惩。各部门最高负责人一来人少,可以认真对每个人进行考核而不会发生错误,一来位置尊贵,可以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一旦部门最高负责人考核好了,自然会治理好部下。
第四,要注意高级官吏与下级官吏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中,很多下级官吏是由高级官吏征辟、荐举的,因此高级官吏都把下级官吏视为自己的属下,随意调配使用,态度就像对待奴仆。但老苏认为到了北宋大家“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大家的爵位都是皇帝封给的,俸禄都是天子给的,凭什么下级官吏要被上级官吏视为臣仆呢?
第五,针对北宋武力薄弱的问题,老苏提出“复武举”,就是重新开始招武举人。因为这类人才需要提前训练好、准备充分,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仓卒,而取其禄位”。就是天下出现危急情况的时候,不能用从来没用过的人,不能让其他人趁机获得权位。否则他们就知道朝廷的意图了,老苏认为“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窥”。以前也有过武举,但是都是“市井之粗材”,通过策试中举的,也只是“记录章句”,都是“区区无用之学”。取的人又很多,待遇自然都很差,所以都是一些贪污无行之徒才会参加,真正的豪杰之士“耻不忍就”。所以朝廷要重视实实在在的人才,要取精英来培养。
第六,老苏提出“法不足以制天下”,只有法度是不能治理好天下的。目前朝廷中的高官都是“奉法供职无过而已”,不求用功但求无过。为什么?因为“陛下待之于绳墨之内也”,就是只会用法度约束他们。比如根据法度这些高官不能互相往来,用来防止他们互相“致其私意”,就是以权谋私。但老苏认为,禁止他们互相往来,倒是妨碍了他们高效的做事,他们真要以权谋私,不明着互相往来也能做到。因此应该要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他们自然不忍心辜负信任。真遇到偶然出现的以权谋私者,那就严惩,让他们知道朝廷的立场。
第七,不要轻易以“名器”授人。老苏认为,读书人科举考试及第之后,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做事能力来确定给他们的官位。但目前是一旦及第,“天下望为卿相”,似乎一定会做高官,而实际上的确不到十年,就能做到高位。结果“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于公卿,得之则不知愧,不得则怨”。人们都觉得公卿之位很容易做到,得不到还有情绪,这对这个位置很不尊重。因此,除非人有大功或出群之才,否则不能“轻得高位”。
第八,外交问题。“敌国相观,相观于人而已”。敌国看朝廷,主要是看朝廷出使的人。由于当时大家都觉得出使很不好做,“以奉使为艰危”,所以大家都轮着做,还有小吏跟着随时记录说的每一句话,这样即使有好口才也不敢发挥,在敌国看来,使臣都很软弱的样子,于是很容易被敌人轻视。因此应当是“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就是要有专门的外交人员,有能力就上,没必要非要大家都轮着来。
第九,赦免制度要慎行。“有可赦之人而无可赦之时”,就是赦免制度要根据人来定,而不能根据时间定。古人的“八议”等制度都是根据人的身份来赦免的,没有根据时间赦免的。但北宋郊祭之后,都会“照例”进行赦免。这样到了要举行郊祭的这一年,“盗贼公行,罪人满狱”,因为大家知道要赦免了,都肆无忌惮了。更别提每次祭祀都要赏赐,“一经大礼,费以万亿”,而这些费用又都是向民众征收的。于是老苏建议皇帝,应当公开宣布因为有奸人趁祭祀的赦免为非作歹,因此要废除郊祭赦免的制度。
第十,去宦官。对于仁宗一朝出现“事垂立而辄废,功未成而旋去”的原因,老苏认为是“小人之根未去也”,这里的小人指的就是宦官。老苏认为虽然皇帝觉得宦官只是侍候皇帝玩乐的人,但实际上最为能接近皇帝的人,朝中大臣都会有所顾忌。天下的小人则通过贿赂宦官影响贤人们的政策施行。因此要远离宦官。同时老苏听说皇帝有疏离宦官的打算,进一步提出“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尽去乃无后患”,必须彻底疏远才可以,否则从东汉宦官为祸的历史来看,宦官被攻击后反扑,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宋仁宗
最后老苏提出以前仁宗看到自己的文章就征召自己未必是觉得自己的建议可用,可能只是觉得“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因此这次又提出了治国的十项建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苏的一点失望和小的希望。对于仁宗未能采纳自己之前的建议,他是有点失落的,这次借着上书的机会,认真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也算是最后的努力了。
整体来看,苏洵的政治主张基本都切中了当时北宋政治的弊端,如果能被采纳施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情况未必不能有所改善。可惜,当时欣赏老苏的也不过欧阳修等寥寥几人,而北宋最终还是亡于这些老苏很早就提过的弊害。当时的其他士人,还有后世的很多文人包括王夫之等有名的士大夫,对老苏的主张是很不屑的。在他们眼里,不把仁义等儒家原则作为处理事务的最高准则的都是旁门左道,像老苏这样公然将以利益引导人们的更是离经叛道。然而儒家如何解决问题呢?通过各种道德主张,人们讲道德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那是道德水准不够,应该继续加强道德修养。那眼前的问题怎么办?先放着吧。儒家的历史其实就是一直在转这个圈,毫无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