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命运的随想 文章作者/刘心武 文章编辑/幽兰出幽谷
关于命运的随想 文章作者/刘心武
对于“命”,我主张心平气和,彻底地心平气和。 对于“运”,我却主张心潮起伏。 心潮起伏。起,就是迎上去,热烈响应或者奋然抗争;伏,就是避过去,冷静回旋或断然割舍。 “命”可以作定量定性分析。比如,性别、出生年月日时、籍贯、父母姓名、年龄、民族、血型、指纹、相貌(一寸至二寸免冠正面照),成人后的身高、肤色、发色、瞳仁颜色、牙齿状况,等等。
“运”却往往难以作定量定性分析。 时代、社会、群体,这三者或许还可做出一些定量定性分析。 灾变、突变、机遇,这就很难做出定量定性分析了,特别是在来到之前,而预测往往又是困难的,即便有所预测也是很难测准的。 “运”常被我们说成“运气”。 没有人把“命”说成“命气”。要用两个字,就说“生命”。“命”是生来自有的。
“运”却犹如一股气流。它从何而来,朝何而去,我们或者弄不懂,或者自以为弄懂了而其实未懂,或者真弄懂了而又驾驭不住,或者虽然驾驭住了却又被新的气流所干扰而终于失控,一旦失控,我们便会感叹:“唉,运气不好。” “运”又常被我们说成“时运”。没有“时命”的说法。 “运”却随时而变。“运”是外在的东西。“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间正道是沧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不能第二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明日黄花”、“随风而去” 这些中外古今无论是悲怆的还是欢乐的,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感喟和概括,都证明着“运”有“时”,也有“势”,所以有“时运”之称,也有“运势”之说。 从大的方面把握“时运”和“运势”当然重要。认清时代,看准潮流,自觉地站到进步的一面,正义的一边,这当然是关键中的关键。然而还有中等方面和小的方面。中等方面,如自己所处的具体社区、具体机构、具体群体、具体环境、具体氛围,如何处理好适应于自己同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自己同群体同他人的关系,就实非易事。小的方面,如邂逅、偶兴、不经意的潜在危险、交臂而来的机会,等等,抓住它也许就是一个良性转机,失去它也许就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或者遇而爆发便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躲过它去则就是万分地幸运,都实难把握。
西方人,特别是受基督教文化浸润的西方人,似乎在承认上帝给了自己及他人生命的前提下,比较洒脱地对待“运”,他们常常主动地去“试试自己的运气”,敢于冒险,比如去攀登没人登过的高峰,只身横渡大西洋,从陡峭的悬崖上往下跳伞,尝试创造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怪诞的“世界记录”而进入到“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他们甚至在本已满好的状态下,仍不惜抛弃已有的而去寻求更新的,主要还不是寻求更新的东西,而是寻求新的刺激,新的体验,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他们主要依靠社会契约即法律来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们的这种进取性一度构成了对东方民族和“新大陆”土著居民的侵略,所以他们的“运气观”中确含有一种强悍的侵略性和攻击性。 东方人,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儒、道、释”熔为一炉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我们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我们崇拜祖先,提倡孝悌,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我们要求个人尽量摆脱主动驾驭“运气”的欲望,我们肯定“知足常乐”,发生人际纠纷时我们宁愿“私了”而嫌厌“对簿公堂”;我们这种谦逊谨慎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变为了惊人地好客,我们总是“外宾优先”,我们绝不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我们的每一个个体都乐于承认:“我与群体共命运。” 我们不必就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模式作孰优孰劣的无益思索。既已形成的东西,就都有其成型的道理。好在现在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东方人、西方人,不过是“地球村”中“鸡犬相闻”的村民而已。东西方文化已开始撞击、交融、组合、重构,对“命”的看法和态度,对“运”的看法和态度,越是新的一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相似点或共同点似乎就越多。 你挺有意思——今天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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