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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陈寅恪“古典今事”的解诗方法

释陈寅恪“古典今事”的解诗方法

               胡晓明

一、“古典今事”方法的提出及其学术渊源

 融古典今事(情)为一,这是陈寅恪特创的解诗方法之一。也是现代中国诗歌学术研究中最具有创发力的方法建树之一。这一方法贯穿陈寅恪的治学历程始终以及学问世界的方方面面,应该说也是他最具个人特色的治学方法之一(同时也是他运用最为纯熟的诗歌写作方法,我将另文专论)。据现有材料,从最直接的学术渊源来说,陈寅恪应得力于两部诗学著作。一是杨锺羲的《雪桥诗话》。杨氏曾与王国维同直清南书房,王氏自沈之次日清晨,首至颐和园鱼藻望尸而哭。以此情理推之,亦是与陈氏有交往的重要友人。吴宓《空轩诗话》第一则略云:

  《雪桥诗话》正集十二卷,续集八卷。辽阳杨锺羲撰集。刘氏求恕斋刻本。陈寅恪尝劝余读此书。谓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正集卷十二末,条述本书撰述大旨,谓“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不卷括一代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云云。

  《雪桥诗话》的撰作体例与诗学旨趣,必对寅恪发生影响。另一部书即钱谦益的诗学名著《钱注杜诗》。陈寅恪少读钱氏之书,即深服其学问渊博。晚撰《柳如是别传》,特为指出:

  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然而陈寅恪最早自觉揭示此一方法最明确的文字,则是一九三九年刊出昆明《清华学报》的《读哀江南赋》一文:

  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学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⑵。

将这一方法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近十年之后,他又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白香山新乐府笺证》,进而对古典今典从解诗方法的角度加以更为具体的限定性辨析。略云: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⑴。

这样一来,古典不只是泛泛的出典(因为出典可能不止一处),今事也不只是泛泛的同时之史事(因为同样的史实还有更为深细的时、地、人因素以及极复杂的个人性感受),这就更清楚地解释了以前提出的的问题。

  根据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点滴回忆》,陈寅恪晚年对这一方法有两句很重要的总结:

  中国诗与外国诗的不同之处,是它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

  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

  第一句话是强调今典中的要素,第二句话简直将此一方法说成是内在于中国诗歌中的本质,是好诗的标准。用极平白的语言,说出了什么叫做同异俱冥、今古合流

  综合上述三段引文,从诗学自身的学理上说,仍含有三个问题有待探论:(一)在传统诗歌辞语典故中,每一个典故,明显应有一辞语系统。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属于第一义谛的写作依据?辞语与辞语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构?(二)按理,依用古典以述今事的通则,读者就应该将自己的知解力放在第一位,亦即对古典了解越深透,对于今事了解也越深透。那么,为什么陈寅恪偏偏要说其所感之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将读者的感受力放在第一位?(三)为什么陈寅恪将融古典今事的写作,视为文学之绝诣、作者之能事?这里有没有中国古代诗歌实际创作情况的依据?有没有传统诗学或文学美学的学理依据?

  从三十年代《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读秦妇吟》,到四十年代《元白诗笺证稿》,尽管陈寅恪这一方法已经得到相当自觉、充分的运用,但是,只有到了晚年《柳如是别传》中,才真正得以炉火纯青的表现。因此,我们将广泛采用这本书中丰富的实例,来回答以上三个问题。同时,在这篇文章中末尾,我们试图对于陈氏古典今事说的未尽之义,给予尽可能详尽的理论阐发。

二、辨析诗歌古典故实的语义系统

  陈寅恪在《别传》的《缘起》中发挥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运用自如的经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⑷譬如,钱牧斋《有美诗》眉怃谁堪画?腰纤孰与扌需一句中的扌需 字,最初的出处是《考工记》注以及《毛诗》郑笺。但是无论《考工记》注或《毛诗》郑笺,这个字都仅是用来指木匠对于材料的柔而滑之的加工,或女子对于衣服的揉搓之功。与腰纤是不相干的。但是《西厢记·千秋节》百般扌需就十分闪就可以用这个字来指腰肢的柔滑与搅腰之手的动作及情态。如此才可能懂得风流教主钱牧斋遣辞用意之妙。陈寅恪在《别传》的另一处,解说陈子龙的一联诗时,又明确用第一出典第二出典第三出典这样的分析用语,由此看来,典语应有一个自足的系统。系统中的诗意或是扬弃的关系,或是并列的关系,或是递进的关系,或是隐含的关系。有时候,第一出典仅是一个提示,诗人真正的用意却隐含在邻近第一出典的相关辞语中。诸如:

  例一:陈子龙《秋潭曲》,是崇桢六年,即与河东君相识的第二年,与她同泛舟于松江白龙潭时所写的诗。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陈氏指出这里用《古今乐府·杨叛儿》第五首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本来已完成此一典语的考释。但他认为更应扩散及于这首古乐府的旧题即《杨伴儿》。在他看来,倘没有这一扩散,说这里表达了陈子龙情现乎辞的心理,仍然泛而不切

  例二:陈子龙《蝶恋花》一词,是有感于有情人终将散离于天地之间的沉痛之辞。其中泪痕落尽红明灭一句,直接出典即元稹《古决绝词》三首之二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但是元稹此诗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而攀折”“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正是陈子龙《蝶恋花》真正结语所致意之处。这是由一句指涉到其它句子,掘出隐含的诗意。

  例三:牧斋《题画》戚戚秋声卷白波,青山断处暮云多。沉沙折戟无消息,卧看千帆掠槛过。很明显,用杜牧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辞意。其中前朝即用来寓指牧斋亡明的伤悼。但是一般人想不到这首诗的诗意,更应隐含在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一联中,因为牧斋当时到金陵的目的,正是为了迎接郑成功从长江进攻江宁的船队,只是等到九月,风向变易,牧斋才没有继续等下去。这样的用典,正是将诗意扩散加大了容量。

  陈寅恪的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其意义在于掘发原诗字面没有的意思,而这样的意思又并非是由猜谜而来,古典实际上已提供了一把开启的钥匙,由此及彼,用这专用的钥匙才能打开诗意的秘奥。

  有时候,第一出典与第二、第三出典的关系旨相互加强、重叠的关系。诗歌典故运用的魅力,往往正是利用诗语的层累效果,扩展其容量,达到以少总多的妙境。诸如:

  例四:陈子龙《吴阊口号》之十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乃用《洛神赋》《神女赋》等为第壹出典,李义山《可叹》等句为第贰出典,温庭筠《偶题》等句为第叁出典。颇疑此时河东君有诗篇投赠卧子,而卧子深赏之也。入梦之明珠,即因梦寄江淹红锦缎也。三个出典的关系,是相互重叠、加强文意的关系。使诗意具有高度的浓缩。

  例五:柳如是《梦江南·怀人》,是一组别后相思的词。其中人去也,人去画楼中。……端有夜来风一句,亦有三个出典,第一出典即李义山《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点明所思的地点(即松江南楼);第二出典即《玉台新咏·夜来曲(柳浑)》飒飒秋桂响,悲君起夜来,点明相思的主人(柳姓)以及相思的时间(秋);第三出典即李清照《怨王孙·暮春》门外谁扫残红,夜来风,点明相思的心情之悲以及回忆中的分离的时间(暮春),三个出典亦是相互重叠的关系,使诗意犹如织锦,绵密深厚,言简味长。

  有时候,诗歌辞语可能存在相反或不同的几个出典,但是巧妙的是,不同的意思可以并存于诗意之中,这也正是异中求同的佳例。诸如

  例六:牧斋《赠濮老仲谦》少将楮叶供游戏,晚向莲花结净因一联。濮仲谦是著名苏州艺人,晚年曾遁入空门。据考证,六十岁以后亦曾为河东君制作弓鞋。因而,在陈寅恪看来,莲花,即可释为结远公莲社之净因,亦可释为助潘妃细步之妙迹。这是两种相反的意思,并存于同一典故。

  例七:程孟阳《朝云诗》第五首主客琅王干 情烂熳,神仙冰雪戏迷藏一联,或用李白《寄远》朝共琅王干 之绮食,表明美食;或是用张衡美人赠我金琅王干 ,表明诗章酬和;或是用杜甫留客夏簟清琅王干 ,表明实写竹簟,与上下联粉汗冰雪相照应。这是不相同的意思,可以并存于同一典语。

  有时候,典故的字面意思非常隐曲,全靠说诗人全面深入掌握材料,体察诗人细微心境与具体生活情境,才能说出其真正意蕴。诸如:

  例八:柳如是《梦江南·怀人》凤子啄残红豆小,首先是互易杜甫《秋兴》八首之八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中的鹦鹉”“凤凰两辞,其次,之所以将凤凰改为凤子,因凤子即是蛱蝶,即含有欲做韩凭夫妇之蛱蝶之意。此一层浓重的相思欲死之情,典故字面看不出来,也不一定提供证据,端赖说诗人的细心抉发。

  例九:程孟阳《正月同李茂初沈彦深郊游,次茂初韵》贮得瑶华桃李时,寻花舍此欲何之?陶情供具衰年乐,送老生涯画史痴,因程孟阳工于人物肖像画,又曾为河东君画像,故用《晋书·顾恺之传》画史之典。陈寅恪又指出:孟阳以能画而痴绝之顾虎头自比,固甚确切,但未具顾氏棘针钉邻女画像之术,以钉河东君之心,殊为遗憾”⒁。这一层意思,正是读诗人的补充,十分合符作诗人的生活情境,使解诗变得真切而又富于故事性。

  例十:陈子龙《自慨》四首之四难偕紫府仙人梦,即用许长史《真诰》之语,原意是梦天阙榜名。谁知后来牧斋即取《真诰》之语,以绛云为楼名,暗寓河东君之原名,然则河东君与陶隐居殊有文字因缘,而陈杨关系未能善终,岂难偕紫府仙人梦之联,乃其诗谶欤?”⒂这样解诗,须通识作诗人的整幅生活脉络,才不致于流于臆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陈寅恪之所以要说其所感之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是有他的道理的。解诗人并非一冷冰冰的解剖者,他贯注于诗歌本文中的感情越深入,他就越能够全幅体会到诗歌中的典故的已含之意及未尽之义。从例诗之一、二、八、九、十均可见出。第二,典故辞语不仅有文献的系统,如《文选》系统、史书系统、唐诗系统等,更有诗义结构的内在系统。结构关系因作品而异,或是并列,或是背出而合训,或是连环而加强文义。从例诗之四、五、七最可见出。

三、考释诗人结语致意的特定事件

  所谓今典,即当代史事、或当前故事、当事人之间的文字与物品交涉,以及在诗人结语致意时的特写使用。有时候,当代史事与特写个人生活情境之间,是一种层层深入的关系。诸如:

  例十一:牧斋《顾与治书房留余小像自题四绝句》之四褪粉珠丝网角巾一句,即含蕴丰富的今典。今典之一,网巾是明室标帜。周晖《续金陵琐事》:太祖一夕微行至神东观,见一道士结网巾,问曰:此何物耶?对曰:此网巾也,用以裹之头上,万发皆齐矣。次日,有旨召神东观结网巾道士,命为道官,仍取其网巾,遂为定式。其二,网巾含有当代烈士故事。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先生既失网巾,盥栉毕谓二仆曰:衣冠历代旧制,网巾则我太祖高皇帝创为之,即死,可忘明制乎?取笔墨来,为我画网巾上。画已,乃加冠。二仆亦交相画也。每晨起以为常。军中哗之,呼曰画网巾云。(王之纲斩之,)挺然受刃于泰宁之杉津。泰人聚观之,所画网巾,犹斑斑在额上也。其三,网巾亦含有牧斋的学生兼友人的烈士故事。据《小腆纪传》:瞿士耜张同敞在桂林谕降不屈,死之条:同敞手出白网巾于怀,曰,服此以见先帝。”⒃可见,牧斋此诗,从一个细小的制度风俗层面,逐层深化为个人生命所关涉的情境层面,不仅包含着一般的故国情思,而且寓托着深切的个人感受。这自然不是泛泛标举同代之史事的说诗人所能达到的境地。

  有时候,今典中所包含的当事人之间的文字情缘,带有层层关锁、丝丝密扣的暗码性质。非细针密线的黏合材料功夫不能使之清楚呈现。诸如:

  例十二:柳如是《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中此去柳花如梦里一句,泛泛读去,只能得出一份惘惘之情,很难确知河东君此时的心理活动。陈寅恪认为这句首先关涉陈子龙《补成梦中新柳诗》,不仅字面上有字、字的关涉,而且这首诗有太觉情多身不定的情思恍惚之语,是崇桢六年陈子龙为河东君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深情相思之作。其次,河东君此句诗,又关涉陈子龙《满庭芳》词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是崇桢八年陈子龙与河东君分手的伤心之辞。河东君此诗与卧子《梦中新柳》诗,同用一韵,殊非偶然。盖因当日我闻室之新境,遂忆昔时鸳鸯楼(与陈子龙同居之松江南楼)之旧情,感怀身世,所以有泪漫漫之语,能通此旨,则以下诸句皆可迎刃而解矣。不仅如此,河东君此句诗又关涉接下来牧斋的和诗《河东君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诗。诗有句云: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陈寅恪指出:牧斋既深知河东君梦里’‘愁端两句所指之事实及心理,因和韵以宽慰之。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实在其后四句。……‘新柳乃指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之新柳,自不待言。……牧斋新柳全身耐晓寒句之意,尚不止摹写河东君身体耐寒之状,实亦兼称誉其遭遇困难,坚忍不挠之精神。盖具有两重意旨也。。由此可见,柳花作为一前后关锁之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事。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此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⒄这一诗例,是陈寅恪今典分析中最为精彩的解诗之作。王湘绮曾说:词章知难作易。信乎!

  有时候,今典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细节,可藉以反映出诗人性格、心理、甚而生理诸特征,可达到说诗如说故事的效果。诸如:

  例十三:牧斋《冬日同柳如是泛舟有赠》每临青镜憎红粉,莫为朱颜叹白头一联,憎红粉不仅以张承吉诗却嫌脂粉污颜色为古典,红粉与白头不可泛泛读过,当与特定的生活细节相关。首先与题《河东君传》之白牛道者谓河东君冬日御单袷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一今典相关涉。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即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其次与陈子龙为河东君而作的《长相思》别时冷香在君袖一句相关涉,谓河东君应如《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服用冷香丸(即砒剂)。第三,与河东君诗句凭多红粉不须夸雪里山应想白头相关涉,证明河东君淡扫蛾眉与心仪牧翁。最后,此诗典又衍变成故事,与笔记野史中所传乌个头发白个肉相关涉,可见史文蜕嬗(即野史与诗文之演变关系)之迹。如此说诗,不仅非常富于生活细节,且从心理透入生理特性。如此解诗,非透彻挖掘全部材料不能办。

  例十四:陈子龙《腊日暖甚……今日剪刀应不冷,吴绫初换画楼人(古典即元稹《咏手》因把剪刀嫌道冷,泥人呵了弄人髯),今典即陈子龙《蝶恋花·春晓》:故脱馀绵,忍耐寒时节及牧斋《有美诗》:轻寒未折绵。陈寅恪指出,此馀绵,即《红楼梦》第一九0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中的丝锦短袄。因此,这又是描写河东君生活细节与身体特性之笔,未可以泛语视之。

  例十五:陈子龙(同上)简点凤鞋交半折,其今典即刘銮五《石瓠》濮仲谦条,河东君自爱其纤足之美,又与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戴幅巾著男子服,然仍露其纤足一事相关涉。由此可见,陈寅恪解诗,决不以字面讲清楚为满足,他更要探赜求隐,深入挖掘辞语典掌中人物生活与心理的丰富细节,如此解诗,已由诗语的赏析层面,进而深入到小说与纪实文学的层面。

四、同异俱冥、今古合流的境界如何可能

  指涉繁密的古典语义系统,前后关锁的人物心理层面,高妙精准的写作能事,婉曲周详的情感扣合,丰富细致的生活细节,陈寅恪的古典今典合一说诗,使我们真正进入古典诗词精细优美的审美世界。下面,即以一首被陈寅恪称为明末最佳之诗,看今典古典所合力创造的艺术境界。例十六:柳如是《次韵奉答》一诗,是酬答牧斋崇桢十三年《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之作,诗的主旨是表达对于牧斋心许之意。诗云:

  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佩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

  第一联:古典用《北史》无愁天子骄奢荒唐之事,以及《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君暗臣明之典,今典竟指崇桢帝为亡国之暗主,而钱牧斋为高才之贤臣。从诗歌结构来说,以君臣关系发唱,道出男女之辞,既古老又新鲜。君臣关系的可贱与亏缺,恰反衬出此一知己情缘的可贵与圆足,正是从乱世人生背景中来珍爱有情世界的呈露。牧斋见此两句,自必惊赏,而引为知己

    第二联:古典用《韩诗》汉皋神女为郑交甫解佩,及《说苑·善说篇》越人歌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故事,河东君取两典联用,以神女指自身,以鄂君指牧斋,一男一女,意旨通贯。其巧妙诚不可及也。今典一则含有河东君与钱牧斋以知己相感相惜之意,另一则又与今日水滨泛舟之情事尤为相适。从诗义脉络看,为下面的相知相感,铺下了一个极富于时间的神圣性与唯一性的背景,言切而旨长,语简而意深。

  第三联:古典用刘禹锡雪里高山头早白诗语、阮步兵青眼向知己典,及史邦卿青未了,柳回白眼词语,今典即针对牧斋每临青镜赠红粉,莫为朱颜叹白头诗语。牧斋憎红粉一语极妙,既典雅,又切当,河东君与之相接的典语窥青眼,正是又典雅又切当。牧斋表达的是对河东君极富个性的爱慕之意,以及自己争取河东君的信心。而河东君辞锋相接,对牧翁报之以知己性情之语。

  末联:古典以《玉台新咏》《歌词》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头上金钗十二行”“平头孥子擎履箱”“恨不嫁与东家王为第一出典,以李义山《代应》诗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为第二出典,今典以钱牧斋《次韵答柳如是过访山堂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为第一出典,以《永遇乐》词东流河水,十二金钗敲折。何日里,并肩携手,双双拜月为第二出典。前尘后缘,丝丝关锁,如五音繁会,丝竹交响,组成一曲含蓄优美的爱情咏叹。其中又以三字,点出此咏叹的主题所在。以陈寅恪融化古典今典的标准看,这首诗歌遣辞用意,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这首诗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学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陈寅恪称为明末最佳之诗当时胜流均不敢与抗手,信哉!

五、古典今事:诗美学之分析

  这篇文章,虽以《别传》为讨论中心,实又蕴含着不少值得探论的诗学理论问题,下面,从传统诗论与现代西方诗学的进路,以申论陈寅恪古典今典说中未尽之义。

  1,抒情与叙事。人们一般将诗歌分为抒情与叙事两大类。抒情美学的品质是:用语言符号构成表现其内在的精神特质、精神性格,相反,叙事艺术则通过指涉性(referent)符号的运用,外在地投射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抒情美学关心的是情感体验,个别性而向普遍性敞开,而叙事艺术则更关心经验,从经验出发的特殊性的场合的独特感受。我们如果将陈寅恪的古典看作抒情美学的象征性(symbolization ),而将今典视为叙事艺术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则今典古典合一的诗歌写作可视为叙事的抒情诗抒情的叙事诗,抒情可以转化为叙事,叙事也可以转化为抒情。亦即陈寅恪所说的史文蜕嬗。于是,可以提供一种西方美学传统分类之外的新美学品质。内在的精神生活既是其表现对象,内在世界的投射及其反应与欢乐的痕迹、飞鸿雪泥般的人生经验,亦是审美创造的目的。这是兼有生命的内敛自足与生命的感通融合的东方美学。交流的当下性、创造的独特性,与形而上的抒情传统思想之流的永恒性、延伸感,在这里统一在一起。精神能量既保留在一种中,也延伸到一种Idea)中。

  2,表现与感应。我们常常将艺术语言理解为表现。即单单强调作者对于自我的呈露,以我为主的传达。其实,深度的艺术语言乃是一种感应。对于传达对象的沟通与印心,亦即陈寅恪所说的思旨印合。今典中有古典,古典中有今典,能所双亡、主宾俱冥,这就超出了艺术表现自我这一浅见,透入生命照面、灵心呼应的层面。这里涵有东方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秘奥。

  3,记忆与交流。一般人都认为诗歌语言主要是交流功能。今典则昭示了诗歌语言有贮积功能,将记忆中的情愫静静释放。这亦是东方艺术的魅力之一,即极富于内省功能。利用诗语作内省的工具,希望理解现在,并重新找回情感中的过去。这样的诗,就是对主体自身的反观。对那些企图为将来进行反思和重新复原记忆的人而言,成为一种具有优势的语言模式。我们从本文中的关锁型典故中,可以看到这一美学品质的极佳例证。

  4,棱镜与心屏。抒情对象通过想像进入诗人情感,在古典之棱镜中,抒情对象不是一般对象,而成为艺术对象,然而在今典的心屏之中,抒情对象又由艺术对象回归于日常人生对象,由古典今典的共同作用,这就将艺术与人生天衣无缝地融合为一体了。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陈寅恪所说的同异俱冥、今古合流。同,可以理解为生活世界,异,可以理解为艺术世界。

  5,比兴问题。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原点与根本大法。首先是眼前景、心中事、当下情在诗人心中所引起的创作冲动。亦即诗歌原质中最基本的感发力。有诗兴的诗歌必然保证审美表现的相当的新鲜度。而诗兴与创作冲动的联系,使中国诗歌非常注重某一特殊的从经验(而非超验)出发的场合,以及某一特定、不可重复的时刻的强烈感受。这是中国诗从《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中的深层要素。《诗经》中的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以及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楚辞》中朝夕句式的不断重复,均是饱含诗兴的佳例。义经过汉儒的诠释衍生,更与具体、特定的相关联,使第一次诗兴都成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创造。

  另一方面,兴义在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固定用法,又与引譬连类兴者比也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等说法相关联,与寄托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相关联。这又使义不仅具有上述直接性、当下性、感发力、唯一性之外,更涵具延伸性、间接性、厚味、深酿性等特点。在传统诗学中义往往随文足意。然而义的吊诡,实际上并非古典诗学术语的贫乏与夹缠,而是体现了兼岐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⑸的汉语特点,反映出中国诗歌质素的内在张力与自我圆足。

  陈寅恪融古典今典为一的解诗方法,实为一项有本有源的创造性成果。其依据与本源,实即中国诗学传统的义。古典相当于义中的间接、延伸、厚味、深酿等特点,今典相当于义中的直接、当下、感发、唯一等特点。其创造性在于他将二者的关系说了。而且发明了一套经得起科学检证、同时又非常富有文学想象力的技艺,我们欲深入了解中国诗学,不能绕过陈寅恪为我们提供的典型。

  6,新诗与旧诗。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理论目的亦关涉中国诗的用典隶事。白话新诗的倡导者胡适说: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词,故用典故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寄陈独秀》)胡适以自己的诗为例: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说: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达得出的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新文学的改良纲领之一正是不用典。越白、越不含糊,就越好。胡适的主张偏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新诗一度过分地走大众化的通俗明白道路,更大的代价是强行割断口语与书面语的联系,割断语言与文化传统的联系,不仅是古典诗凝炼隽永的美学风味的丧失,而且是整整一代文学健全精致的审美能力的蜕化,甚而是文字之品格的丧失(江亢虎语)。文字之品格包含诸如隐性信息的浓度、构思的密度、精巧细致的语感、以及与民族文化传统血脉相连的语言符号,这些要素,我们都可以在陈先生的《别传》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说诗过程中一一发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别传》这样的名著,恰是为今人补给养料,疗治他们的文化侏儒症以及审美粗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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