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兵集团）后，局面更加不可收拾。这些土皇帝们原本是想用这一方式加强自己的控制力，但马上就发现，这样做其实是自己在自己身后又建立了一个小“藩镇割据”，你不忠于朝廷，“牙兵”也同样不忠于你，最后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很快就被这一骄横的亲兵集团所掌握，于是，藩镇刺史的废立权又一次下移，社会乱象，越演越烈。后世的历史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兵患”，唐亡之后的
五代十国，达到了“兵患”的
高峰，梁、唐、晋、汉、周五个中原王朝简直就成了这些骄兵悍将们手里的“走马灯”。连
黄袍加身的
赵匡胤也是走这条路子登上皇帝宝座的。因此，深知其中奥妙的他，睡到了“龙榻”上反而更加“辗转难眠”，于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新主人，趁悍将们还没有醒过味的时候，来了个“杯酒释兵权”，才最终解除了中华大地上这场长达百年的“兵患”，神州重归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
但是，历史又总爱矫枉过正，大宋王朝偃武修文过了头，“兵无常帅，将不知兵”，确使地方势力无法割据，但这又大大削弱了军人的
尚武精神，“兵患”没有了，“外患”却成为常态，并最终毁了大宋王朝。这种风气使整个大宋时代的皇帝本人（除开国者外）也都成了文弱书生型，北宋末代皇帝
宋徽宗更为畸形，干脆成了一个艺术家，论治国一窍不通，而书画、金石水平却堪称一绝，史称“风流天子”，其独创的
瘦金体书法流传至今。
但是，艺术家皇帝同其他类型皇帝一样喜欢被拍马屁的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臣子的“拍技”、手法也迅疾改变，一批附庸风雅的马屁精如雨后“狗尿苔”般滋生出来。当时的大名是大宋北方重镇、五都之一，称为
北京大名府，时任大名
府尹的梁子美就是其中之一，他拍马屁的手段更别具创意———盯上了那块竖立在府城东门外的头号大碑。
梁子美原为大名左丞，政和初年被提拔为大名牧守，为讨好皇上，他决定将何进韬的功德碑抹去字面刻上徽宗皇帝的“五礼新仪”。何为“五礼新仪”？这也要从大宋王朝的基本国策说起，偃武修文是大宋一朝的国策，为适应这一需要，儒家程朱理学应运而兴（
二程为北宋人，朱熹为南宋人）“五礼新仪”则是
宋徽宗为宣扬这一伦理道德、粉饰天下太平，而亲自主持编纂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包罗了吉、凶、宾、军、嘉等五种场合下复杂繁冗的礼仪方式，宋徽宗还用他那著名的
瘦金体亲笔书写，颁布天下实行，为传之后世，还刻石藏于东京汴梁宫中。梁子美摸准了皇帝的“痒痒肉”，将皇帝的这一得意之作刻于天下最大的石碑之上，当然大讨圣上欢心。但这一动意却招来了文化界极大的非议，许多人认为，何氏功德确实“固无足道”，但那是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手书，在当时也是公认的珍贵文物。李清照的丈夫、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就指责说：“磨旧刻新，甚为不妥，柳公书法不存，此好古者之损失。”然而，文化从来不是权力的对手，最终大碑还是被磨平重刻，竖立在被称为“北门锁钥”的
北京大名府城外。但太平是粉饰不来的，大碑重刻仅十余年后，靖康元年金兵大举南来，北宋国亡。到几百年后的明朝，文人们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明一统志》对此事的评价是：“君侈而臣 ，识者知宋祚不长矣”！
那么，竖立于大名府东门外的大碑究竟是何时倾倒断裂，又是怎样被重新竖立于五里屯碑林公园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