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治的困境：从襄王“不能乎母”说起

【刘伟】儒家孝治的困境：从襄王“不能乎母”说起

作者：刘伟 　　来源：儒家中国 　　时间：2012-09-07

刘伟

　作者简介：刘伟，男，西历一九八二年生，河南灵宝人。苏州大学哲学博士。

      
 
     
     
     
    儒家孝治的困境：从襄王“不能乎母”说起
    作者：刘伟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9月7日
    
     
    
    孝敬父母是个人的美德，这一点毋庸置疑。一旦将“孝”转化为政治手段，用来掩盖权力运作的本来面目，那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儒家的“孝治”思想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困境。儒家对“移孝为忠”非常感兴趣。选忠臣于孝子之门，成为古代社会的一大风尚。忠孝是儒家的重要观念。从广义上讲，“忠”是诚敬无欺、尽心竭力地做人做事。例如曾子“三省”中的“与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就说明了这一点。朱熹讲的“尽己之谓忠”，最能概括“忠”的广泛涵义。作为政治观念的“忠”，则属于它的特殊涵义。与“忠”紧密相连的是“孝”。儒家内部有一股“孝治”的力量。他们将“孝”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使其成为统摄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孝经》、《大戴礼记》中涉及曾子的篇幅都是研究“孝治”的最佳材料。在“孝治”的框架中，自庶人以至于天子，都必须践履繁复细微的孝道，否则将会受到谴责与惩治。这一点在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得到系统说明。
    
    通常所谓王权，在干犯“孝”这一权威准则时，也会丧失其威力，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乎，“孝”也成为最佳的道德武器。《公羊传》讲到的襄王“不能乎母”就是比较好的例证。董仲舒将襄王判为“不孝”，明确指出：“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春秋繁露?精华》），为废黜襄王提供了理论依据。究竟襄王“不能乎母”意味着什么？这需要我们对“天王出居于郑”进行认真解读。
    
    一
    
    《春秋》僖公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这是一条极为醒目的记述。本来，天子是天下人中最高的权力享有者。儒家津津乐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对天子威权的描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上，并没有哪位天子真正达到这种统治效果。与那些身死名臭的天子相比，周襄王“出居于郑”算是幸运的了。
    
    首先，解读公羊学中“天王”的涵义。在公羊家所传的《春秋》经文中，有“天王”、“王”、“天子”的称呼。崔适《春秋复始》卷二十九专门讨论了“王称天王天子”、“王去天”的情况。关于“天王”的称号，何休讲解的最为透彻，指出：“言天王者，时吴楚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而上系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广是非”，就是说，《春秋》经文将周天子称为“天王”，是为了区别于吴王、楚王等夷狄之君。但其中也有批评周天子的意思。二百四十二年间，周天子违背礼制，屡见不鲜。
    
    其次，“天王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春秋》笔削大义。这个“出”字值得玩味。先看另一出与王室成员到诸侯国避难的事件，加以反证。襄公三十年“王子瑕奔晋”，经文不书“出”而书“奔”，何休认为：“不言出，周无外”。从礼制上讲，周王作为诸侯的共主，将一切诸侯纳入统治范围，可以称得上“无外”。王子瑕避难，逃到晋国，属于“奔”的情况。范宁对此的解释是“不言出，周无外”。既然王子瑕到晋国避难都可以称为“奔”，那么此前襄王到郑国避难，为什么不能称为“奔”呢？是否与“周无外”的依据相背离？《公羊传》的解释是“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可见，襄王逃到郑国避难，是因为不能得到母亲的支持。
    
    再次，襄王之母在这场政治波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既然《公羊传》认为襄王“不能乎母”，就是何休所讲的“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绝之言出也。下无废上之义，得绝之者，明母得废之，臣下得从母命。”从表面来看，襄王得罪了母亲，属于不孝。《孝经》所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天子不孝，是否也要受刑？又有谁敢对天子用刑？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何休的理解，臣下没有权力对天子用刑，只有天子的母亲才能飞触天子。臣下想要有所行动，只能追随天子的母亲。这样一来，臣下通过天子的母亲这道中间环节废黜天子，致使天子逃亡郑国避难。
    
    最后，襄王贵为天子，如何面对母亲的责难与绝罚？按照《孝经》勾勒的“五等之孝”的模式，天子也被纳入“孝治”的范围。如果襄王胆敢对母亲采取政治行动，那么将彻底沦为罪人，不仅会失去权势，而且将身陷绝境，成为万世唾骂的恶徒。相比之下，逃到郑国避难，不失为明智之举。
    
    当然，这种解读方式的出发点是儒家伦常，而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历史上的“天王出居于郑”的全貌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回答了。现代人只能通过史料分析来获得一些信息。至于它们是否与史实相符，那就无从可知了。以历史事件作为例证，讲述伦常与权变之术，这是“经”的专长；原原本本地讲述历史事件，从中归纳总结兴衰更替的道理，这是“史”的专长。“经”脱胎于“史”，又不等同于“史”。就“天王出居于郑”这件事来讲，探讨它的来龙去脉，为后世提供警示，这是史学的工作；以特有的礼制与伦常去解读事件，将拨乱反正开太平之道寓于史事之中，这是经学的工作。二者既有区别，又有重合，共同发挥着人文教化的作用。
    
    二
    
    假定襄王“出居于郑”的直接原因是“不能乎母”，即所谓不孝，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他在什么程度上干犯了他的母亲。在一般人看来，不能赡养尊敬父母是不孝。反过来讲，赡养父母，尊重父母，是孝的最低限度。当谈到孝顺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究竟是有条件地顺，还是无原则地顺，这需要权衡利弊了。当父母殴打子女时，儒家主张“小杖则受，大杖则逃”，以免父母将子女殴打致死，成为不义之人。这是一般人处理孝道问题的方式。天子就不同了。
    
    襄王“出居于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子与职官之间的冲突。作为职官中的具体组成部分，臣下与天子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更有斗争的一面。襄王被逼逃亡郑国，就与臣下追随天子之母，反动政变有关。在政治领域里，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享有无上尊荣，拥有极高的权力。作为职官的巅峰，尽管存在“天子爵称”是否成立的争论，但谁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名义上，天子凌驾于整个官僚机构之上，而实际操作中，天子并不能做到完全的乾纲独断，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的独裁者也非常少。大多数情况下，天子既要和朝廷里面的官僚周璇，又要同各种亲属处理关系，甚至要保持警惕，防止被身边的人篡夺权位。天子是王权的人格化的呈现，这只是儒家理论的一个层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那个将天子高高托起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握有更大的权力。天子是巅峰，而巅峰一下的部分更具实力。包括天子在内的整个官僚结构，也就是所谓“王制”，共同行使统治权。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统治格局，形势恶化，往往不是天子与个别职官的问题，而是一个构成“王制”的各个职官之间的协调能力出现了故障。无论儒家理想中的“圣王”还是“圣臣”，都应该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待一些重大变动。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天子身处“王制”的巅峰，应该如何处理与“孝治”方略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孝经》“五等之孝”的框架中，天子必须做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而襄王不能妥善处理与母亲的关系，以至于臣下有机可趁，以不孝作为口实，追随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废黜襄王；第二，天子的“爱敬”能否取代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合法性与稳定性？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天子与庶人的最大不同是政治的象征意义。问题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就襄王“出居于郑”这件事而言，《公羊家》所谓“不能乎母”，其实是一种托词。它的背后隐藏着不同政治势力的角逐。这里所说的“母”，并不是襄王的亲生母亲——齐姜，而是襄王之父惠王之妾——陈嬀。陈嬀所生之子为王子带，也就是襄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惠王在世时，陈嬀就已经开始积极为王子带谋求权位。惠王驾崩，襄王秘不发丧，凭借齐桓公的势力登上王位，而后才昭告天下。然而襄王并没有实力应对陈嬀与王子带的势力。陈嬀试图联合朝中重臣废黜襄王。于是形成了以陈嬀与襄王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襄王“不能乎母”，其实只是政治敌手的道德指摘。这种道德指摘，在古代的政治变动中往往成为后党与权臣废黜天子的借口。
    
    三
    
    襄王“不能乎母”，而后“出居于郑”，颠沛流离，依凭于诸侯力量，最终返回王城。从权力等级来讲，天子应该掌控诸侯，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然而，自从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秦襄公等诸侯的扈从下东迁洛邑以后，天子就沦为诸侯夹缝中的囚徒。正如汉代经师所讲的那样，周天子不过是“天囚”。从史实来看，平王之孙桓王不愿受制于郑庄公，收回了他的卿士职权。郑庄公衔恨在心，不再朝觐。桓王震怒，亲自率领蔡、卫、陈联军攻打郑庄公，结果惨败，还被郑国的祝聃射中左肩，仓皇回师。天子在诸侯面前彻底丧失了威信。从平王、桓王到襄王，王室毫无威严可言。
    
    从王室与诸侯的关系来解读襄王“出居于郑”的来龙去脉。起初，郑国凭借武力，进入滑国。滑、郑都是姬姓之国。滑国向襄王求救。襄王居中调停，但是遭到郑文公的拒绝。襄王勃然大怒，让颓叔联合狄人攻打郑国。天子之师与狄人合作，这在当时既是政治笑话，又是政治冒险。但是襄王为了赢得对郑国的战争，也就无所顾忌了。为了进一步巩固和狄人的关系，襄王甚至纳狄人之女隗氏为王后。这遭到大臣富辰的反对。襄王听不进富辰的谏诤，一意孤行，将隗氏扶到了王后的位置。然而隗氏却与王子带暗中勾结，图谋不轨。襄王因此废黜了隗氏。这一举动让起先与狄人颇有交情的颓叔感到难堪，于是投奔王子带，率领狄人攻打襄王，迫使襄王逃到郑国。对郑文公来讲，这是天赐良机。郑国又能干预王室的最高人事变动了。
    
    可以说，襄王为陈嬀和叔带赠送了一份丰富的政治礼物。
    
    在郑与滑的争执中，襄王缺乏周全的布置，企图以武力压服郑文公，情急之下援引狄人进攻诸夏。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最大的失德。众所周知，西周末年，犬戎杀死周幽王，就是他废黜了申后和太子宜臼，招致申侯的不满，申侯为了报复幽王，就联合犬戎杀进镐京。西周由此灭亡。襄王不吸取西周灭亡的教训，依然重蹈覆辙，做出错误的政治决断。此后，颓叔与狄人投靠陈嬀、王子带，共同结成反对襄王执政的联盟。可以说，是襄王一手打造了这个反对联盟。
    
    襄王不能正确处理与王子带的关系。根据《春秋》记载，郑庄公“克段于鄢”已经是兄弟争权的先例了。郑庄公的母亲一意培植太叔段，企图夺取权位。郑庄公处心积虑，创造一切机会，让太叔段自寻死路。郑庄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战胜政敌，本来没有什么错对。但是郑庄公的手段过于凶险，不能“缓追逸贼”，有失所谓“亲亲之道”。襄王不具备郑庄公的手段，自乱阵脚，为陈嬀、王子带的坐大创造了良机，自己却背负了“不孝”的罪名。当初，郑庄公赢得全面胜利以后，听取颖考叔的谏诤，黄泉认母，为自己塑造了知错能改的形象，而襄王却只好仓皇出逃，遗臭万年。《榖梁传》对“天王出居于郑”做出一番解释，指出：“天子无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虽失天下，莫敢有也”。大致意思是，天子是天下的共主，统治范围没有边际，即所谓“王者无外”。既然“王者无外”，那就无所谓“出”了。可是，襄王却有“出”。这标志着襄王失去了天下。
    
    襄王“出居于郑”之后，又经历了“狩于河阳”、晋文公“请隧”（享受天子的葬礼）等波折，凭借诸侯力量，荡平陈嬀、王子带的叛乱，重新登上王位。襄王的政治遭遇，可以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施展才华、创建霸业提供了有利条件。襄王自身不仅丧失了大片领地，就连政治威信也一落千丈，成为一个漂流于列国的无能之辈。
    
    结语
    
    质言之，襄王“不能乎母”是一场以孝道作为掩护的政治角逐。在这场角逐中，陈嬀、王子带与襄王各有得失。从权位的最终归属来讲，襄王是胜利者；从面对的道德指摘与诸侯压力来讲，襄王是失败者。襄王是一个不能处理内外事务的庸碌之君。公羊家将“天王出居于郑”视为刑事判决，判处襄王“不孝”的罪名。
    
    在儒家学说里，不孝可以被重判为死罪。在汉代以《春秋》决狱的政治实践中，权臣霍光将昌邑王刘贺从天子之位上拽下来，利用的就是襄王“不能乎母”的经学论断。昌邑王刘贺在天子之位上呆了二十七天，稀里糊涂地被霍光带领的一帮儒学大臣废黜，估计至死也不明白“圣人之刑书”的奥妙。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儒学名流对废黜昌邑王刘贺这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振振有词，排山倒海，上奏威权者，讲道：“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可见，昌邑王刘贺的主要罪名是不能孝敬昭帝与皇太后上官氏。
    
    当中引用的“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可谓别有滋味。汉初，吕太后专权，威福自用，惠帝刘盈无可奈何，只能抱着佞幸闳孺，纵情声色，郁郁而终。令人诧异的是，刘盈的谥号是“孝惠”。任由吕太后胡作非为，成就了他的“孝”；在政治上毫无智慧，自暴自弃，以纵欲作为逃避现实的方式，成就了他的“惠”。这可以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读史可以知兴替，明经可以得禄位。这是古代人难以跳出的圈子。如果将经术变为干禄晋升的工具，那么“圣人之刑书”就显得不伦不类了。儒家孝治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经义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解经者的特殊用心。既然《春秋》注重“诛意”，那么解经者是否要经常“自讼”呢？《象》曰：“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春秋》不仅“托始”，而且“重始”。“郑伯克段于鄢”是兄弟争位、兄杀弟之始。外表是道德伦理的崩溃，背后是权力集团的决斗。掩卷沉思，不觉黯然。草草成文，未加详查，失误之处，万望指正。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