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农村的想象,依然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肩挑人扛,农民因为农作的艰辛而饱含沧桑。
无疑,农作是艰辛的,“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用身体直接与土地打交道,一些关键环节的劳动量之大之重,凡有过切身体验的人都一定印象深刻。春播秋收,春天插秧播种,秋天收割,都是重体力劳动。农业劳动的繁重与其收益的微薄,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当前中国农村农作的艰辛,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情况要好一些。原因很简单,目前中国农作的大背景发生了变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轻简便农作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使农作变得相对轻松,而农作的季节性使从事农作的农民,可以有较为自由支配的余暇时间。我们常年在农村调查,除农忙季节,全国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村,都是一片繁荣的麻将声。到了冬腊月,则到处可见农民一家又一家赶人情,众多亲友聚在一起吃喝的温暖场景。农民自己总结说,一年12个月,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还有半年农闲,农闲时间之长及时间安排之自由,颇令城里人艳羡。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的一些重体力劳动环节,目前大都已经有了相对轻松的替代办法,比如,以南方稻作区为例,最为繁重的两个劳动环节,一是插秧,二是割谷。从插秧环节看,因为抛秧技术的推广,以前累死累活,一个人一天只能插半亩秧,现在抛秧,轻轻松松,一个人一天就可以抛4、5亩,且抛秧比插秧的产量更高。从收割环节看,目前小型收割机正在快速推广,这种小型收割机可以在小块田地作业,一天可以收割20亩,现割现打,农民只需要将收割的稻谷运回家即可。春播秋收以外的另一个比较重的劳动环节是犁田耙地,现在农村也已越来越多地依靠拖拉机。在北方旱作区,比如我们调查过的河南,农户几乎家家有小四轮,用于犁田、运输、抽水,收割也基本上靠联合收割机。真正的需要重体力劳动的生产环节,几乎没有了。
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农作不仅需时较少,而且体力劳动不重,农作变成了按季节展开的一项相对轻松的劳动,而非我们过去所常想象的艰辛场面。
有无艰辛的农作场面?当然是有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机械化、电气化迅速普及,但用机械及电气,是需要成本的,比如请收割机来收割稻谷,一亩需交70元左右的费用,除非自己有拖拉机,否则请人用拖拉机犁田,也是需支付费用的。因为农村人多地少,有些农民尤其是老年人,为了节省开支,而愿意用牛耕地,用双手收割稻子,而不请机械。虽然抛秧技术在1990年代就已经十分成熟,但奇怪的是,到目前这项技术仍未能在全国农村推广,以至一些水稻种植地区的农民不得不仍然用辛勤的双手一棵一棵地插秧。
有农民不愿用机械而仍然用双手春播秋收的关键,是农民种田太少,收入有限,而自己农闲时间多。一户农户,种10亩,每年可以生产1200斤/亩稻谷,冬季种一季小麦,可以收500斤/亩小麦,以目前的粮价,稻谷和小麦价格在0.9元左右,每亩田两季收入,总收入在1500元左右。若不计算人工,每亩投入不会超过500元(化肥、种籽、农药、灌溉、机械耕作和收割)。也就是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每亩可以有1000元左右的纯收入,10亩的收入即可达到1万元。因为用人工耕作和收割可以减少生产开支,而农民往往有大量农闲时间,一些勤劳的农民为了减少支出,增加收入,而选择更多人工劳作。若一户种15—20亩耕地,则可以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也可以使用得起机械,农作收入也会增加。一些农户通过租入土地来获得这个规模经营,从而更加可以使用得起机械。
以上农作收益是以目前粮价较高,且农业税费已经取消情况下算出来的,此外,国家每年给农民每亩补贴约100元,也构成了农民纯收入的一部分。将来若粮食提价,农作收入还可以提高。
10亩田,1万元现金收入,另外农民还可以自己种蔬菜、养猪、捞鱼摸虾,自己住自己的房子,这样,农民的生活费用就可以降到最低,种田收入而进一步就成为比较过硬的现钱。农民就算是在家种田,日子也还过得去。
种10亩田,在机械化程度较高和轻简便农作技术广泛推广,农作所需体力及时间都不多的情况下,农户一家,就可以匀出部分劳力外出务工经商。一般情况下,农田由中老年父母耕种,年轻夫妻则双双外出打工赚钱。50岁,60岁,甚至60多岁的父母,有丰富的农作经验,借助机械,他们完全可以操持好庄稼,从而收获每亩1000元的收益。年轻夫妻外出务工经商,一年再赚1万元并非难事。这样,一个农户,一家5、6口人,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
要过得舒服,农户要有10亩地,没有10亩地,收益有限,就不大舍得使用机械,就更加依赖重体力劳动,劳动时间即使不长,重体力劳动也足够辛苦,且收益还是不高。一户种10亩田的规模,在全国农村大多数地区都达不到。不过,有些农户家庭,因为老人太老,已经无法种田,年轻夫妇外出务工,就将自己的土地暂时流转给亲友。流入土地的亲友就可以有一个相对的经营规模。这种亲友之间的土地流转一般不付地租,或只是象征性地出一些。若用高价租地来种,这样的耕作也不会舒服。
农民种地要种的舒服,显然不能只是农闲时间多,主要劳动环节不需要重体力劳动,或只需要较少重体力劳动,而且,整个随季节展开的农作,还必须每步都走到位。一步不到位,庄稼就减产,农作收益就会成为问题。
现在构成一般农作关键环节的一个要求是灌溉。人民公社时期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也进行了相当有成效的农田基本建设,这些与集体生产相联系的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成就,“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下面,仍然可以发挥极大作用。取消农业税之前,全国相当部分农村要收的一项费用为“共同生产费”,所谓共同生产费,就是村庄集体统一为农户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灌溉、修渠挖堰,机耕道建设。取消农业税后,村庄集体一般都很难再向农民收取共同生产费,也因此无法再提供配套的灌溉服务及其它基础设施。我们在湖北荆门五村的实验区,取消农业税之前,村集体尚能通过收取共同生产费,凭借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水利设施来维持集体的灌溉,而取消农业税后,村庄集体不再(能)收取共同生产费,也不再管农民的灌溉,以前从大江大河提水灌溉的工程,不再能与一家一户小农匹配,农户因此不得不依靠打井来灌溉农田。打井灌溉是与小农经营相适应的灌溉方式,但即使小农,也往往耕地不在一处,他们总不能在每块田地边上打一口井。打井灌溉不仅存在不经济的问题,而且打井灌溉不保险,即小旱可抗,大旱就无水可抽了。打井灌溉,要用潜水泵抽水,现代科技发达,农村通了电,潜水泵可以到处挂,而塑料水管可以延伸数百米,从而一家一户精准地将水抽到自己的田地。潜水泵抽水,水量较少,一个农户有10亩田,他往往抽满最后一块田的水,第一块田就又已干旱,他不得不在整个水稻生产的季节,不停地用潜水泵为庄稼抽水。若将所有抽水的时间都按市场劳动力价格计算为成本,种田就几乎赚不到钱了。
农民种田要想舒服,就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灌溉体系来为农民提供方便的灌溉。与荆门农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川西平原在取消农业税后,仍然维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并可以为农民提供方便的灌溉。因为有了这个村社基层组织体系提供的方便灌溉,川西农村的农民,就可以在插秧以后即进城打工,而到收割季节再回来收获。因为农民外出打工大多在附近城市,以至于川西城市的劳动力短工价格,远低于荆门城市。川西与荆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但荆门农民从插秧到收割,一直要为庄稼抽水,无法利用农闲时间进城打工,城市短工短缺,劳动力价格也因此涨起来了。
农民种田需要轻简便技术的推广。抛秧是一项成熟的技术,但这项技术推广的情况甚不理想。为什么?因为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农技推广体系。在取消农业税前,全国大多数农村的农技推广体系缺少基本的技术推广经费,且乡镇更愿意让农技站等事业站所为配合乡镇中心任务(首先就是收取费税务)而工作,乡镇农技站缺少推广技术的积极性,也缺少能力。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了农村越来越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在湖北京山调查,最近两年,国家给到乡镇一级的事业经费,甚至上涨两倍。这个时候,乡镇政府也不用让事业单位来配合收税费的中心任务了。糟糕的是,湖北省又搞了一个事业单位“以钱养事”的改革,大意是反正农技推广系统等事业单位过去也没有做成什么事情,现在还要你干嘛?几乎是一杆子取消了。诸如抛秧这类轻简便农作技术和其他各种农技服务,就越来越难以服务于农民了。
因此,事情变得吊诡起来,一方面,从农作本身来讲,现在的种田是一件颇为愉快舒服的事情,一方面,仅仅依靠户均不足10亩的小规模经营,农作的社会化服务跟不上,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缺乏,农作及在农村生活,又实在是艰难的。
当前的农作,从农户家庭内部来讲,农作构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本身并不艰辛,大量农闲时间和相对有保障的收入,使得农作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问题仅在于,当前小农家庭难以克制超出个人家庭以外的社会化的服务,中央及地方政府如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为他们解决共同生产环节的难题,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务。
也就是说,或许当前国家不是要退出农村和农作,而是要跟上农民需要的步伐。
2008年11月13日下午
于江西上清镇
无疑,农作是艰辛的,“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用身体直接与土地打交道,一些关键环节的劳动量之大之重,凡有过切身体验的人都一定印象深刻。春播秋收,春天插秧播种,秋天收割,都是重体力劳动。农业劳动的繁重与其收益的微薄,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当前中国农村农作的艰辛,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情况要好一些。原因很简单,目前中国农作的大背景发生了变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轻简便农作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使农作变得相对轻松,而农作的季节性使从事农作的农民,可以有较为自由支配的余暇时间。我们常年在农村调查,除农忙季节,全国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村,都是一片繁荣的麻将声。到了冬腊月,则到处可见农民一家又一家赶人情,众多亲友聚在一起吃喝的温暖场景。农民自己总结说,一年12个月,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还有半年农闲,农闲时间之长及时间安排之自由,颇令城里人艳羡。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的一些重体力劳动环节,目前大都已经有了相对轻松的替代办法,比如,以南方稻作区为例,最为繁重的两个劳动环节,一是插秧,二是割谷。从插秧环节看,因为抛秧技术的推广,以前累死累活,一个人一天只能插半亩秧,现在抛秧,轻轻松松,一个人一天就可以抛4、5亩,且抛秧比插秧的产量更高。从收割环节看,目前小型收割机正在快速推广,这种小型收割机可以在小块田地作业,一天可以收割20亩,现割现打,农民只需要将收割的稻谷运回家即可。春播秋收以外的另一个比较重的劳动环节是犁田耙地,现在农村也已越来越多地依靠拖拉机。在北方旱作区,比如我们调查过的河南,农户几乎家家有小四轮,用于犁田、运输、抽水,收割也基本上靠联合收割机。真正的需要重体力劳动的生产环节,几乎没有了。
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农作不仅需时较少,而且体力劳动不重,农作变成了按季节展开的一项相对轻松的劳动,而非我们过去所常想象的艰辛场面。
有无艰辛的农作场面?当然是有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机械化、电气化迅速普及,但用机械及电气,是需要成本的,比如请收割机来收割稻谷,一亩需交70元左右的费用,除非自己有拖拉机,否则请人用拖拉机犁田,也是需支付费用的。因为农村人多地少,有些农民尤其是老年人,为了节省开支,而愿意用牛耕地,用双手收割稻子,而不请机械。虽然抛秧技术在1990年代就已经十分成熟,但奇怪的是,到目前这项技术仍未能在全国农村推广,以至一些水稻种植地区的农民不得不仍然用辛勤的双手一棵一棵地插秧。
有农民不愿用机械而仍然用双手春播秋收的关键,是农民种田太少,收入有限,而自己农闲时间多。一户农户,种10亩,每年可以生产1200斤/亩稻谷,冬季种一季小麦,可以收500斤/亩小麦,以目前的粮价,稻谷和小麦价格在0.9元左右,每亩田两季收入,总收入在1500元左右。若不计算人工,每亩投入不会超过500元(化肥、种籽、农药、灌溉、机械耕作和收割)。也就是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每亩可以有1000元左右的纯收入,10亩的收入即可达到1万元。因为用人工耕作和收割可以减少生产开支,而农民往往有大量农闲时间,一些勤劳的农民为了减少支出,增加收入,而选择更多人工劳作。若一户种15—20亩耕地,则可以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也可以使用得起机械,农作收入也会增加。一些农户通过租入土地来获得这个规模经营,从而更加可以使用得起机械。
以上农作收益是以目前粮价较高,且农业税费已经取消情况下算出来的,此外,国家每年给农民每亩补贴约100元,也构成了农民纯收入的一部分。将来若粮食提价,农作收入还可以提高。
10亩田,1万元现金收入,另外农民还可以自己种蔬菜、养猪、捞鱼摸虾,自己住自己的房子,这样,农民的生活费用就可以降到最低,种田收入而进一步就成为比较过硬的现钱。农民就算是在家种田,日子也还过得去。
种10亩田,在机械化程度较高和轻简便农作技术广泛推广,农作所需体力及时间都不多的情况下,农户一家,就可以匀出部分劳力外出务工经商。一般情况下,农田由中老年父母耕种,年轻夫妻则双双外出打工赚钱。50岁,60岁,甚至60多岁的父母,有丰富的农作经验,借助机械,他们完全可以操持好庄稼,从而收获每亩1000元的收益。年轻夫妻外出务工经商,一年再赚1万元并非难事。这样,一个农户,一家5、6口人,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
要过得舒服,农户要有10亩地,没有10亩地,收益有限,就不大舍得使用机械,就更加依赖重体力劳动,劳动时间即使不长,重体力劳动也足够辛苦,且收益还是不高。一户种10亩田的规模,在全国农村大多数地区都达不到。不过,有些农户家庭,因为老人太老,已经无法种田,年轻夫妇外出务工,就将自己的土地暂时流转给亲友。流入土地的亲友就可以有一个相对的经营规模。这种亲友之间的土地流转一般不付地租,或只是象征性地出一些。若用高价租地来种,这样的耕作也不会舒服。
农民种地要种的舒服,显然不能只是农闲时间多,主要劳动环节不需要重体力劳动,或只需要较少重体力劳动,而且,整个随季节展开的农作,还必须每步都走到位。一步不到位,庄稼就减产,农作收益就会成为问题。
现在构成一般农作关键环节的一个要求是灌溉。人民公社时期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也进行了相当有成效的农田基本建设,这些与集体生产相联系的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成就,“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下面,仍然可以发挥极大作用。取消农业税之前,全国相当部分农村要收的一项费用为“共同生产费”,所谓共同生产费,就是村庄集体统一为农户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灌溉、修渠挖堰,机耕道建设。取消农业税后,村庄集体一般都很难再向农民收取共同生产费,也因此无法再提供配套的灌溉服务及其它基础设施。我们在湖北荆门五村的实验区,取消农业税之前,村集体尚能通过收取共同生产费,凭借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水利设施来维持集体的灌溉,而取消农业税后,村庄集体不再(能)收取共同生产费,也不再管农民的灌溉,以前从大江大河提水灌溉的工程,不再能与一家一户小农匹配,农户因此不得不依靠打井来灌溉农田。打井灌溉是与小农经营相适应的灌溉方式,但即使小农,也往往耕地不在一处,他们总不能在每块田地边上打一口井。打井灌溉不仅存在不经济的问题,而且打井灌溉不保险,即小旱可抗,大旱就无水可抽了。打井灌溉,要用潜水泵抽水,现代科技发达,农村通了电,潜水泵可以到处挂,而塑料水管可以延伸数百米,从而一家一户精准地将水抽到自己的田地。潜水泵抽水,水量较少,一个农户有10亩田,他往往抽满最后一块田的水,第一块田就又已干旱,他不得不在整个水稻生产的季节,不停地用潜水泵为庄稼抽水。若将所有抽水的时间都按市场劳动力价格计算为成本,种田就几乎赚不到钱了。
农民种田要想舒服,就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灌溉体系来为农民提供方便的灌溉。与荆门农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川西平原在取消农业税后,仍然维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并可以为农民提供方便的灌溉。因为有了这个村社基层组织体系提供的方便灌溉,川西农村的农民,就可以在插秧以后即进城打工,而到收割季节再回来收获。因为农民外出打工大多在附近城市,以至于川西城市的劳动力短工价格,远低于荆门城市。川西与荆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但荆门农民从插秧到收割,一直要为庄稼抽水,无法利用农闲时间进城打工,城市短工短缺,劳动力价格也因此涨起来了。
农民种田需要轻简便技术的推广。抛秧是一项成熟的技术,但这项技术推广的情况甚不理想。为什么?因为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农技推广体系。在取消农业税前,全国大多数农村的农技推广体系缺少基本的技术推广经费,且乡镇更愿意让农技站等事业站所为配合乡镇中心任务(首先就是收取费税务)而工作,乡镇农技站缺少推广技术的积极性,也缺少能力。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了农村越来越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在湖北京山调查,最近两年,国家给到乡镇一级的事业经费,甚至上涨两倍。这个时候,乡镇政府也不用让事业单位来配合收税费的中心任务了。糟糕的是,湖北省又搞了一个事业单位“以钱养事”的改革,大意是反正农技推广系统等事业单位过去也没有做成什么事情,现在还要你干嘛?几乎是一杆子取消了。诸如抛秧这类轻简便农作技术和其他各种农技服务,就越来越难以服务于农民了。
因此,事情变得吊诡起来,一方面,从农作本身来讲,现在的种田是一件颇为愉快舒服的事情,一方面,仅仅依靠户均不足10亩的小规模经营,农作的社会化服务跟不上,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缺乏,农作及在农村生活,又实在是艰难的。
当前的农作,从农户家庭内部来讲,农作构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本身并不艰辛,大量农闲时间和相对有保障的收入,使得农作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问题仅在于,当前小农家庭难以克制超出个人家庭以外的社会化的服务,中央及地方政府如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为他们解决共同生产环节的难题,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务。
也就是说,或许当前国家不是要退出农村和农作,而是要跟上农民需要的步伐。
2008年11月13日下午
于江西上清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