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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住在台北县中和市的人们也许会在他们经常活动的三介庙后面的公园立一块碑，纪念经常出入那儿的一个作家，就像人们常常为那些为丰富人类的精神作出卓越贡献的作家所做的那样，因为这位作家是属于他们的，他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写下的小说，可能需要积累许多年的经验才能被人们所了解。现在，当这个作家每日都生活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他视而不见，不知道他的价值，甚至也许会嘲笑他，指责他。有人也许会奇怪，在这个“文学”已经被宣告死亡的时代，他为什么还写小说？而且怀着感伤去挖掘、同情、疗救被各种阴暗的意识所掩盖和侵蚀的灵魂！——这是我读到陈映真的新作《忠孝公园》时冒出来的想法。我想到了1999年的深秋时节的一天下午。那天，我趁到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机会，拜访了陈映真先生。我记得当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五点左右，陈先生领着我到他家附近遛达，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一个名叫“三介庙”的道观面前，他找了个地方坐下。这个道观，其实儒释道兼而有之，是相当典型的中国民间寺庙。庙前有一些老人在活动，或者闲聊，或者拉着民间的乐器。据说寺庙后还有一个公园，也是人们，特别是老人们常去的地方。在有些微弱的西斜的阳光下，坐着休息的陈先生，突然显出了疲惫，浓密而有些随意的花白头发在微风中掀动，向来和蔼而不失严肃的面庞，在宁静下来的瞬间，显得有些忧郁，这神态猛地让我想起，他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可是我向来没有想到陈先生会是一个“老人”。但很快这些都被随之而来的谈话冲淡了。这一幕，让我恍惚间也走入了他的生活世界。我对这个我至今仍记不确切的寺庙、公园和陈先生走过的那些小巷，跟他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没有被文字所阻隔的亲切感。也是这年的秋天，陈先生主持的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噤哑的论争》出版，其中刊载了他在沉默了许多年之后重新执笔创作的小说《归乡》（写于1999年5月）。我发现，小说所描绘的场所，一开始就是“卓镇三介宫”后面的“公园”，这很自然让我联想起那个我只听说却未曾涉足的他家附近的公园。当陈映真在他最近刊于《联合文学》七月号的小说《忠孝公园》里再次涉及到“公园”的意象时，我又没来由地想起了他家附近的那所公园。当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要从“公园”或者“公园”的名称“忠孝”那里找到什么隐藏其中的“象征”意义。对我来说，陈映真如果不去描写他所熟悉、所关怀的环境、生活和人，那一定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事实上，从《归乡》开始，到《夜雾》（2000年3月），再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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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公园》，重现“江湖”的陈映真，再一次把他深刻的思考能力以小说美学的形式展现了出来。与黄春明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一样，陈映真也开始倾力去描写出现在“公园”这样的和平环境中“老人”族群。然而，假如说黄春明的老人关怀涉及的是被消费社会所冷落甚至破坏的乡村、环保、亲族离散等当代社会问题，那么，陈映真则更着墨于不同的老人族群所承载的沉重的历史重负,他有意地在这看似和平的现实环境中释放出长期抑压在人们潜意识中的历史记忆，也正是这些不同的个人记忆，影响着人们关于现实、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认知。陈映真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当代现实生活的急遽变化，而且更刻意于揭示被这种急遽变化所遮蔽、然而实际上与这一变化息息相关的潜在问题，借此而清理、反省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黄春明收入《放生》集中的老人题材的小说，在亲切幽默的叙述中流露出对富于人情味的乡土生活的怀旧和感伤，而陈映真上述三篇小说中的老人们的“怀旧”，始终无法摆脱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困扰，潜在于人的意识底部的历史记忆，在现实的刺激下，被作家再现于个人的感情生活层面。陈映真看到的是被充满罪恶的历史所压抑着的人性的阴暗面和冲破这层阴暗面的人性的亮光，他敏锐地感觉到，在现实中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令人困惑而焦虑的问题，背后其实关系到不同族群的相异的历史记忆。对他来说，写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魂，就是写塑造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灵魂的社会历史。反之亦然。从这一点看，陈映真的近作，不止在描绘或刻划人性的真实这一美学层面上有着特殊的价值，而且在描写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有着时下小说所没有的格局和气魄。其实，在人物的潜意识里清理和反省历史，一直是陈映真小说的重要特色。我们在他早期的小说里就已经熟悉他这种融思想于诗之中的风格。因此，阅读陈映真的近作时，我更希望寻找这些作品与他的从前的小说在风格上、内容上、语言与技巧上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发现，除了在题材上有着更为深刻、宏大的开拓和思考，陈映真还是保持着他独特的风格。譬如在不道德的历史中如何“做人”的主题一直贯穿他前后的作品；而“忏悔”、“死亡”的母题也一再重现。从不愿在技巧上媚俗的陈映真，依然严守他的写实主义的叙事法则，尽量使用干净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内在心灵与社会生活。他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多地与无法摆脱的历史记忆连在一起。阅读《忠孝公园》时，我自然地想到前此的《归乡》和《夜雾》。“人不能不做人。……别人硬要那样，硬不做人的时候，我们还得坚持绝不那样，坚持要做人。这不容易。”这是陈映真写于1999年5月的小说《归乡》中的主人公杨斌说的话。杨斌是1947年被国民党征兵入伍的台湾人，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被派往大陆参加内战，战败后被解放军俘虏，之后便留在大陆，一住就是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他也像大陆人一样，历尽沧桑，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战后五十多年大陆从战乱到建设，从动乱到重新崛起的历史。然而等他终于有机会返回魂牵梦绕的故乡台湾，希望找到可以温暖人心的亲情时，他所看到的台湾早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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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一个淳朴的农民的胞弟林忠，靠着做房地产生意变成了暴发户。为了独占田产，不愿认亲，还把他看作冒充台湾人前来谋夺财产的“共产党”的“外省人”。感慨之余，杨斌再度离开了台湾，返回他的另外一个故乡大陆。临走他对唯一关心他的侄子说了上面的话。陈映真的小说取材于史实，他在1988年12月出版的第38期《人间》杂志曾做过关于“70师的台湾兵”的专题报道，第一次提到“家族离散”不仅仅是在台湾的“外省老兵”，1950年海峡封断之后，曾被驻防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第70师连蒙带骗弄到大陆打内战的五万台湾人也滞留大陆不得返台。而这些台湾人，不只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不负责任的漠视，也未得到当年在野的号称关心“台湾人”的“民进党”和“民进党系”“人权组织”的注目。小说《归乡》里的杨斌便是其中的典型。陈映真是第一个涉及到类似题材的当代作家，不只生活在台湾的作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大陆的作家也鲜有涉及者。陈映真的意义在于他首先挖掘了这个题材，使他的小说具有广阔的两岸视野，而且借助小说的人物，写出了两岸复杂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发展对于人性的深刻影响。他再次提出了“做人”的问题。这个“人”是超越了“外省人”与“本省人”、“大陆人”与“台湾人”这种地域或“族群”差异的“人”，是超越了“动物性”的“人”，也是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性”、“经济性”的“人”。陈映真近年的小说所描写和回答的，似乎还是：“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反省人性的主题在陈映真的近作中，是与清理历史的主题结合在一起的。在《归乡》里出现时，这两个主题围绕着杨斌返回故乡台湾的经验来展开。陈映真一方面呈现出在台湾的外省人老兵和在大陆的台湾人老兵的互相叠合的历史记忆，试图通过沧桑变化的个人的命运来清理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另一方面，则刻意于人性的反省，对于社会发展中日益恶化的人文环境，采取超越和批判的态度。在另外一篇作品《夜雾》（2000年3月）中，陈映真也因痛感台湾社会缺乏反省的精神，有意从人性的扭曲中去再现一段阴暗背德的历史。他描写了一个本性善良的青年如何因为天真而执着地相信“领袖、国家、主义”这三大支柱，献身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最后因为参与了太多的刑侦、逼供、逮捕无辜者的活动，而患了严重的精神焦虑症，死后留下类似“狂人日记”一般的忏悔录（这篇小说的风格令人想起他早期的《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对于人性中的最纯良的“不忍”、“恻隐”之心，有相当细腻精确的体验，因而，对于“罪恶感”、“负疚感”也就有非常敏锐的洞察。正是这一点，促使他笔下的人物，要对历史上以“国家暴力”为主要形式来残害无辜者的罪恶承担起严厉的自我反省、清洗和忏悔的责任。他所提出的问题似乎是：在特务如夜雾般笼罩着沉睡的人们的背德的世界，个人能否保持“做人”的原则以保证自身的清洁？今年问世的小说《忠孝公园》，陈映真更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我们既从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马正涛和林标——不同的历史记忆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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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两条相关线索，即中国被日本侵略与殖民化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惨痛历史，也看到了这惨痛历史对同为中国人的马正涛和林标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伤害，虽然他们出身不同，身份不同，地域不同。从陈映真带有讽刺的笔墨中，读者可以感觉到，最令人痛心的，是受害者的精神麻木。陈映真从马正涛这个人物，写出了日本殖民者、汉奸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复杂的相关性及其背后的利害关系，并未得到深刻的清理（在《夜雾》里，陈映真甚至点破了“变天”以后的现政权与他们的前任之间的继承关系）。至于林标，他早已忘却当初是如何被日本人当作炮灰拉去当所谓的“志愿兵”的，为了索取“台湾人日本兵”的赔偿，竟以相当扭曲的方式来再现曾为“日本臣民”的台湾老兵对于“天皇”和“日本国”的忠诚。倘说《夜雾》里年轻主人公的死亡，还有自我忏悔的因素，那么，马正涛的自杀，则纯出于绝望，他的死似乎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精神创伤的治愈和终结。《忠孝公园》要描写的副线，是林标与他的儿子欣木、孙女月枝之间的关系。这是台湾的“现代化”或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家族离散”的典型。林标寻找儿子的过程也呈现出战后第一代台湾人放弃土地到城市去寻梦的苦涩历程，月枝离家出走到都市寻找父亲，则是战后第二代台湾人的另外一种苦涩经验。三代人所拥有的不同的历史记忆，似乎正表现出已经内化为人们的情感生活的台湾历史。而陈映真让我们感受到温暖的地方，不是这三代台湾人所追求的那些“梦”，而是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寻找所凸显出来的作为“人”的最宝贵的“爱”和“亲情”，这些东西都远比老林标重新穿上日本的海军服，欣木的发财梦，月枝的没有保障的婚姻，要珍贵得多。陈映真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了“台湾经验”的“现代性”。“做人”究竟意味什么？世界上难道还有生活在乌托邦里的纯净而神圣的人吗？离开了动物性、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这种种复杂属性，“人”还会是什么东西？对于陈映真来说，这些恰是关键的问题。虽然在历史中，每个人未必能保证完全的清白，但至少应该有基本的反省的能力。他认为人不可能没有理想，不可能不去寻求建立作为人类之理想和终极关怀的“乌托邦”。“乌托邦”可以作为改革社会的动力，也应是促进人性反省与改善的源头。而“乌托邦的丧失，就是终极关怀的丧失”，因此放弃做人，就是放弃理想和终极关怀。如果知识界放弃了这一点，正是“整个知识界的悲伤” （见郝誉翔的访谈录《永远的薛西弗斯》，《联合文学》2001年七月号）。如何做人，特别是在“所多玛和峨摩拉”的时代如何坚持“乌托邦”的理想，是陈映真小说的一个潜在的主题，从《归乡》、《夜雾》到《忠孝公园》，他一面以批判、讽刺甚至愤怒的态度清理和反省历史，一面不无悲伤地再现“做人”这个主题。陈映真的悲伤，也就是陈映真的价值。2001年10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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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住在台北县中和市的人们也许会在他们经常活动的三介庙后面的公园立一块碑，纪念经常出入那儿的一个作家，就像人们常常为那些为丰富人类的精神作出卓越贡献的作家所做的那样，因为这位作家是属于他们的，他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写下的小说，可能需要积累许多年的经验才能被人们所了解。现在，当这个作家每日都生活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他视而不见，不知道他的价值，甚至也许会嘲笑他，指责他。有人也许会奇怪，在这个“文学”已经被宣告死亡的时代，他为什么还写小说？而且怀着感伤去挖掘、同情、疗救被各种阴暗的意识所掩盖和侵蚀的灵魂！——这是我读到陈映真的新作《忠孝公园》时冒出来的想法。我想到了1999年的深秋时节的一天下午。那天，我趁到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机会，拜访了陈映真先生。我记得当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五点左右，陈先生领着我到他家附近遛达，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一个名叫“三介庙”的道观面前，他找了个地方坐下。这个道观，其实儒释道兼而有之，是相当典型的中国民间寺庙。庙前有一些老人在活动，或者闲聊，或者拉着民间的乐器。据说寺庙后还有一个公园，也是人们，特别是老人们常去的地方。在有些微弱的西斜的阳光下，坐着休息的陈先生，突然显出了疲惫，浓密而有些随意的花白头发在微风中掀动，向来和蔼而不失严肃的面庞，在宁静下来的瞬间，显得有些忧郁，这神态猛地让我想起，他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可是我向来没有想到陈先生会是一个“老人”。但很快这些都被随之而来的谈话冲淡了。这一幕，让我恍惚间也走入了他的生活世界。我对这个我至今仍记不确切的寺庙、公园和陈先生走过的那些小巷，跟他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没有被文字所阻隔的亲切感。也是这年的秋天，陈先生主持的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噤哑的论争》出版，其中刊载了他在沉默了许多年之后重新执笔创作的小说《归乡》（写于1999年5月）。我发现，小说所描绘的场所，一开始就是“卓镇三介宫”后面的“公园”，这很自然让我联想起那个我只听说却未曾涉足的他家附近的公园。当陈映真在他最近刊于《联合文学》七月号的小说《忠孝公园》里再次涉及到“公园”的意象时，我又没来由地想起了他家附近的那所公园。当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要从“公园”或者“公园”的名称“忠孝”那里找到什么隐藏其中的“象征”意义。对我来说，陈映真如果不去描写他所熟悉、所关怀的环境、生活和人，那一定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事实上，从《归乡》开始，到《夜雾》（2000年3月），再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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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公园》，重现“江湖”的陈映真，再一次把他深刻的思考能力以小说美学的形式展现了出来。与黄春明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一样，陈映真也开始倾力去描写出现在“公园”这样的和平环境中“老人”族群。然而，假如说黄春明的老人关怀涉及的是被消费社会所冷落甚至破坏的乡村、环保、亲族离散等当代社会问题，那么，陈映真则更着墨于不同的老人族群所承载的沉重的历史重负,他有意地在这看似和平的现实环境中释放出长期抑压在人们潜意识中的历史记忆，也正是这些不同的个人记忆，影响着人们关于现实、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认知。陈映真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当代现实生活的急遽变化，而且更刻意于揭示被这种急遽变化所遮蔽、然而实际上与这一变化息息相关的潜在问题，借此而清理、反省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黄春明收入《放生》集中的老人题材的小说，在亲切幽默的叙述中流露出对富于人情味的乡土生活的怀旧和感伤，而陈映真上述三篇小说中的老人们的“怀旧”，始终无法摆脱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困扰，潜在于人的意识底部的历史记忆，在现实的刺激下，被作家再现于个人的感情生活层面。陈映真看到的是被充满罪恶的历史所压抑着的人性的阴暗面和冲破这层阴暗面的人性的亮光，他敏锐地感觉到，在现实中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令人困惑而焦虑的问题，背后其实关系到不同族群的相异的历史记忆。对他来说，写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魂，就是写塑造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灵魂的社会历史。反之亦然。从这一点看，陈映真的近作，不止在描绘或刻划人性的真实这一美学层面上有着特殊的价值，而且在描写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有着时下小说所没有的格局和气魄。其实，在人物的潜意识里清理和反省历史，一直是陈映真小说的重要特色。我们在他早期的小说里就已经熟悉他这种融思想于诗之中的风格。因此，阅读陈映真的近作时，我更希望寻找这些作品与他的从前的小说在风格上、内容上、语言与技巧上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发现，除了在题材上有着更为深刻、宏大的开拓和思考，陈映真还是保持着他独特的风格。譬如在不道德的历史中如何“做人”的主题一直贯穿他前后的作品；而“忏悔”、“死亡”的母题也一再重现。从不愿在技巧上媚俗的陈映真，依然严守他的写实主义的叙事法则，尽量使用干净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内在心灵与社会生活。他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多地与无法摆脱的历史记忆连在一起。阅读《忠孝公园》时，我自然地想到前此的《归乡》和《夜雾》。“人不能不做人。……别人硬要那样，硬不做人的时候，我们还得坚持绝不那样，坚持要做人。这不容易。”这是陈映真写于1999年5月的小说《归乡》中的主人公杨斌说的话。杨斌是1947年被国民党征兵入伍的台湾人，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被派往大陆参加内战，战败后被解放军俘虏，之后便留在大陆，一住就是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他也像大陆人一样，历尽沧桑，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战后五十多年大陆从战乱到建设，从动乱到重新崛起的历史。然而等他终于有机会返回魂牵梦绕的故乡台湾，希望找到可以温暖人心的亲情时，他所看到的台湾早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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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一个淳朴的农民的胞弟林忠，靠着做房地产生意变成了暴发户。为了独占田产，不愿认亲，还把他看作冒充台湾人前来谋夺财产的“共产党”的“外省人”。感慨之余，杨斌再度离开了台湾，返回他的另外一个故乡大陆。临走他对唯一关心他的侄子说了上面的话。陈映真的小说取材于史实，他在1988年12月出版的第38期《人间》杂志曾做过关于“70师的台湾兵”的专题报道，第一次提到“家族离散”不仅仅是在台湾的“外省老兵”，1950年海峡封断之后，曾被驻防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第70师连蒙带骗弄到大陆打内战的五万台湾人也滞留大陆不得返台。而这些台湾人，不只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不负责任的漠视，也未得到当年在野的号称关心“台湾人”的“民进党”和“民进党系”“人权组织”的注目。小说《归乡》里的杨斌便是其中的典型。陈映真是第一个涉及到类似题材的当代作家，不只生活在台湾的作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大陆的作家也鲜有涉及者。陈映真的意义在于他首先挖掘了这个题材，使他的小说具有广阔的两岸视野，而且借助小说的人物，写出了两岸复杂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发展对于人性的深刻影响。他再次提出了“做人”的问题。这个“人”是超越了“外省人”与“本省人”、“大陆人”与“台湾人”这种地域或“族群”差异的“人”，是超越了“动物性”的“人”，也是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性”、“经济性”的“人”。陈映真近年的小说所描写和回答的，似乎还是：“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反省人性的主题在陈映真的近作中，是与清理历史的主题结合在一起的。在《归乡》里出现时，这两个主题围绕着杨斌返回故乡台湾的经验来展开。陈映真一方面呈现出在台湾的外省人老兵和在大陆的台湾人老兵的互相叠合的历史记忆，试图通过沧桑变化的个人的命运来清理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另一方面，则刻意于人性的反省，对于社会发展中日益恶化的人文环境，采取超越和批判的态度。在另外一篇作品《夜雾》（2000年3月）中，陈映真也因痛感台湾社会缺乏反省的精神，有意从人性的扭曲中去再现一段阴暗背德的历史。他描写了一个本性善良的青年如何因为天真而执着地相信“领袖、国家、主义”这三大支柱，献身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最后因为参与了太多的刑侦、逼供、逮捕无辜者的活动，而患了严重的精神焦虑症，死后留下类似“狂人日记”一般的忏悔录（这篇小说的风格令人想起他早期的《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对于人性中的最纯良的“不忍”、“恻隐”之心，有相当细腻精确的体验，因而，对于“罪恶感”、“负疚感”也就有非常敏锐的洞察。正是这一点，促使他笔下的人物，要对历史上以“国家暴力”为主要形式来残害无辜者的罪恶承担起严厉的自我反省、清洗和忏悔的责任。他所提出的问题似乎是：在特务如夜雾般笼罩着沉睡的人们的背德的世界，个人能否保持“做人”的原则以保证自身的清洁？今年问世的小说《忠孝公园》，陈映真更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我们既从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马正涛和林标——不同的历史记忆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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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两条相关线索，即中国被日本侵略与殖民化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惨痛历史，也看到了这惨痛历史对同为中国人的马正涛和林标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伤害，虽然他们出身不同，身份不同，地域不同。从陈映真带有讽刺的笔墨中，读者可以感觉到，最令人痛心的，是受害者的精神麻木。陈映真从马正涛这个人物，写出了日本殖民者、汉奸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复杂的相关性及其背后的利害关系，并未得到深刻的清理（在《夜雾》里，陈映真甚至点破了“变天”以后的现政权与他们的前任之间的继承关系）。至于林标，他早已忘却当初是如何被日本人当作炮灰拉去当所谓的“志愿兵”的，为了索取“台湾人日本兵”的赔偿，竟以相当扭曲的方式来再现曾为“日本臣民”的台湾老兵对于“天皇”和“日本国”的忠诚。倘说《夜雾》里年轻主人公的死亡，还有自我忏悔的因素，那么，马正涛的自杀，则纯出于绝望，他的死似乎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精神创伤的治愈和终结。《忠孝公园》要描写的副线，是林标与他的儿子欣木、孙女月枝之间的关系。这是台湾的“现代化”或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家族离散”的典型。林标寻找儿子的过程也呈现出战后第一代台湾人放弃土地到城市去寻梦的苦涩历程，月枝离家出走到都市寻找父亲，则是战后第二代台湾人的另外一种苦涩经验。三代人所拥有的不同的历史记忆，似乎正表现出已经内化为人们的情感生活的台湾历史。而陈映真让我们感受到温暖的地方，不是这三代台湾人所追求的那些“梦”，而是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寻找所凸显出来的作为“人”的最宝贵的“爱”和“亲情”，这些东西都远比老林标重新穿上日本的海军服，欣木的发财梦，月枝的没有保障的婚姻，要珍贵得多。陈映真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了“台湾经验”的“现代性”。“做人”究竟意味什么？世界上难道还有生活在乌托邦里的纯净而神圣的人吗？离开了动物性、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这种种复杂属性，“人”还会是什么东西？对于陈映真来说，这些恰是关键的问题。虽然在历史中，每个人未必能保证完全的清白，但至少应该有基本的反省的能力。他认为人不可能没有理想，不可能不去寻求建立作为人类之理想和终极关怀的“乌托邦”。“乌托邦”可以作为改革社会的动力，也应是促进人性反省与改善的源头。而“乌托邦的丧失，就是终极关怀的丧失”，因此放弃做人，就是放弃理想和终极关怀。如果知识界放弃了这一点，正是“整个知识界的悲伤” （见郝誉翔的访谈录《永远的薛西弗斯》，《联合文学》2001年七月号）。如何做人，特别是在“所多玛和峨摩拉”的时代如何坚持“乌托邦”的理想，是陈映真小说的一个潜在的主题，从《归乡》、《夜雾》到《忠孝公园》，他一面以批判、讽刺甚至愤怒的态度清理和反省历史，一面不无悲伤地再现“做人”这个主题。陈映真的悲伤，也就是陈映真的价值。2001年10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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