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陶继明 江汉洪
■摄影/江汉洪 李华成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众所周知这石头所承载的是关于一个大家族盛衰兴亡的故事。这是曹雪芹笔下的小说，那么现实中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头，又记录了怎样的故事呢？这些文字也许不是出自名家的手迹，也不是书法家的绝世墨宝，但它们所记载的可能是传世文献之外的某个遗漏，或是足以载入民间历史档案馆的珍贵资料，也可能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在这些栉风沐雨的古老碑刻世界里，上至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疏，下至普通百姓的墓志墓表，内容包罗万象。让我们一起来翻阅这本“刻在石头上的史书”吧。
嘉定碑刻 言而无声
一说嘉定碑刻数量之多：嘉定碑刻历史悠久，是碑刻十分丰富的地区。清光绪《嘉定县志》设《金石志》专章以记其盛。据不完全统计，嘉定各地就约有800余通碑刻。这些碑刻历经战乱、迁移、自然风化等原因，已消失了近半，至今尚存的有近400通。
二说嘉定碑刻内容之广：嘉定碑刻内容广泛，信息丰富。碑刻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大致可以分为文化教育、社会经济、社会秩序、寺观祠庙、纪功颂德、墓志世系等几大类。
三说嘉定碑刻意义之深：嘉定碑刻是“教化嘉定”的佐证，也是“教化嘉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嘉定，研究上海，乃至研究江南地区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嘉定碑刻，存世的主要见于嘉定孔庙、秋霞圃、思贤堂、安亭中学等4处。这4处以嘉定孔庙为首。嘉定历来就有保护传统文化的良好风气。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修葺嘉定孔庙时，政府有关部门就精心设计修建了一条长达40余米的碑廊，至八十年代又在当湖书院东侧修建了一条近40米的碑廊，这两条碑廊不仅收集了大量的碑刻，也为嘉定孔庙增添了一道富于文化气息的风景。在修建思贤堂时，文物工作者将碑刻的保护列为重要内容。在修建秋霞圃、安亭中学时，又分别修建了碑廊、碑亭，将存碑集中安置，使之得以长期保存。每逢基本建设施工时，有识之士会特别留意地下是否藏有石碑，一旦发现就会报告有关管理部门。嘉定文博单位也经常会接受热心人士的碑刻捐赠……滴水成河、集腋成裘，嘉定的碑刻就这样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碑文见证 “教化嘉定”
进入嘉定孔庙，可以看到7个巨大的赑屃，其中有6个分别背负着保存基本完好的高大石碑。孔庙大成殿、明伦堂、当湖书院等建筑都有类似的碑刻，两条碑廊更是集中了大量的碑刻。这些碑刻见证了教化嘉定的实史。
孔庙内的碑刻，记录了古代地方政府倡导教化、兴办学校的方针和措施，还有历代修葺孔庙的记录。其中有宋代《嘉定县学之记》、《嘉定县重修县学碑并铭》、《廪士田租记》，元代的《平江路嘉定州儒学大成乐记》、《嘉定州重建庙学记》，明代的《学校禁例》、《嘉定县重建儒学记》，清代的《疁庠八景诗石刻》、《嘉定文庙重建两庑暨修儒学明伦堂记》等。
立于宋绍定二年（1229年）的《嘉定县学之记》碑，是关于嘉定办学最早的记录。碑文由时任知县沈璞撰写，详细记录了嘉定孔庙创建之初的艰难历程、规模大小，基本功能。更难能可贵的是，碑文还记录了嘉定首任知县高衍孙在开县之初百废待举、筚路蓝缕、经济十分困难的状况下，深谋远虑地提出了“教化人民，培育人才”的治县方针，为“教化嘉定”奠定了基石。
办学同时离不开地方人士的热心支持。立于元至正九年（1349年）的《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碑，就记载了宋末元初人称“东祁先生”的诗人王子昭2次捐田给嘉定孔庙的事。
而在当湖书院内，有一通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清嘉庆三年（1798年）撰写的《当湖书院养士经费记》碑。碑文中钱大昕不厌其烦地介绍捐资人所捐的数量，即使是那些虽然捐资只有几两的老妇人，也记录得一丝不苟。因为钱大昕深知这些铜板是老妇人挑灯数夜纺纱得来的，实属不易，其支持办学的精神，令人动容。
折漕为银 碑传千古
折漕碑是嘉定碑刻中的一大特色，共有十余通。何谓“漕”？“漕”即漕粮，俗称皇粮，古代赋税的一种，是地方政府必须上缴的实物税种。古代嘉定所规定的“漕”就是稻谷（大米），也就是说农民必须上缴一定数量的大米以充赋税。
当年嘉定的情况是，因当地种棉织布比种粮食有更高的收益，加上海岸线向东延伸，嘉定的土地变为高坑地，宜棉不宜稻。因此嘉定百分之九十的农田种植了棉花，只有百分之十的农田种植水稻，农民的口粮尚无法自足，吃粮都要依靠周边供给，何况还要赋税。这时当地的农民们就必须到邻县稻区购买大米缴税，不但费时费钱，还要遭到中间商的残酷盘剥，购得的粮价是原价的一倍。明末，嘉定农民不堪重负，纷纷逃往他乡，或沦为豪强地主的家奴，嘉定出现了十室九空，“几成废邑”的惨象。
眼见快成“空城”的嘉定，有识之士们果断提出了“折漕为银”的倡议，即以银两替代漕粮，把实物赋税变成货币赋税，以保住嘉定种植棉花及棉纺织等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优势，稳定和发展嘉定的经济。明代万历年间，嘉定平民瞿仁、徐行，不顾个人安危，赴京上书朝廷，首倡折漕之事，得到时任礼部尚书嘉定人徐学谟的鼎力支持。孙元化、侯震旸、唐时升、李流芳、娄坚、侯峒曾、赵洪范、王泰际等社会贤达几乎都参与其中。嘉定知县中也有朱廷益、王福征、韩浚、卓迈、谢三宾等人力挺折漕之事，甚至还有中央大员张居正、王锡爵、史可法等人。在众人自下而上的努力下，折漕倡议最终获得了成功。
为了纪念为折漕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之士，嘉定人民特地在嘉定城西门外建造了“折漕报功祠”，为他们树碑列传。碑文详尽地记录了折漕事件的始末，传为佳话。如今，折漕报功祠早已不复存在，但记录折漕事件的碑刻却依然屹立。此碑仍存于报功祠废墟之中。
“书香门第” 立碑禁臭
在嘉定孔庙东角门壁间，有一通立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奉宪永行严禁》碑。这是一部关于保护孔庙周边环境的法规文献。该碑文由当时的嘉定县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长）陈从王立。
清乾隆时期，孔庙周边环境疏于管理，汇龙潭一带因水面开阔、舟楫交通便捷，从而成为城外各路粪船、粪担的集散中心，粪户、农民在这里卖出买进，热闹非凡。再加上周边居民为图方便，沿河岸隙地摊晒粪草，纵放牲畜，甚至安放茅坑、粪缸，环境杂乱，乌烟瘴气。先师孔子、历代贤儒的神灵以及入学的士子，在如此恶臭的环境下熬过了无数个春秋。
陈从王到任后，为免学子们“遗臭万年”，当即陈请知县予以禁止。然而，只得到知县的口头告诫，收效甚微。为此，陈从王再次提笔，恳请当局行文批准严加禁止。在陈从王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该议案经县、州、府逐级报批，直至江苏巡抚批准签发，终于成为一项法令，勒碑永禁。乾隆三十一年八月，陈从王恭恭敬敬地将该道法令刻于碑石，明令永久禁止于汇龙潭内停泊粪船，还孔庙书生的清静。
艺术碑石 留存书画
金石自古为和谐之声，也是至美艺术。嘉定碑刻中，有30余通艺术碑，不乏出自名家之手，其中的石刻画像、名家书法作品，都极富艺术品味。
孔庙碑廊内的“宋四家”中苏轼法帖5幅、黄庭坚法帖2幅，笔力遒劲厚重，又不失潇洒飘逸；理学家朱熹所书的5幅《易经》大字碑，世所罕见，书法端庄缜密，气韵生动，被人称为“笔法险劲，精彩四射。”
孔庙碑廊中还存有一方元代大画家倪云林画，诗人顾瑛（号“金粟道人”）自题诗《金粟道人小像石刻》，堪称天作之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后人称赞“文字挺拔，笔力精到，超凡脱俗”。
碑廊内还有《嘉定四先生小像暨真迹石刻》。“嘉定四先生”为明代唐时升、娄坚、李流芳及程嘉燧等四位著名文人学者，他们诗、文、书、画、印，门门精通，是明代嘉定文化的标杆。这组刻于清嘉庆年间的著名石刻，将“嘉定四先生”潇洒儒雅的风度惟妙惟肖地凸显出来，精、气、神十足；书法手迹，体现了四先生各自不同的风格。还有“吴门画派”沈周、文征明、祝允明，“松江画派”班头董其昌等名家法帖，都十分难得、珍贵。
碑与寺庙的故事
嘉定自古佛教文化、道教文化都很繁荣，南翔、曹王等地不仅因寺成镇，而且地名就取自寺名。嘉定曾有寺庙480余所。历史上，菩提寺、南翔寺、护国寺、圆通寺、吴兴寺、城隍庙、集仙宫、关帝庙等著名古刹和祠宇达数十座。这些寺观祠庙中有不少碑刻，或记载历代信徒捐资修庙，或叙述艰难修建过程，或介绍其规模和地位。
万历二十年（1592年），安亭菩提寺急需重建，却苦于没有资金而迟迟未动工。寺中海月法师遂仿释迦摩尼始祖苦行之举，在身上缠绕沉重的铁链与枷锁，重达百余斤，并把解锁钥匙投入井中起誓：不募集到修葺祠庙的资金绝不解锁。为此，法师在外游历3年，终筹得善款以修寺。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唐时升所撰写的《重建大雄宝殿记》碑，就生动地记录了此事，碑文中说海月见当年菩提寺破败，“感极悲深，泣涕如雨，遂发宏愿，誓复胜缘。”
位于嘉定城中的圆通寺寺毁，存圆通寺桥建于元代。元延祐六年（1319年），由当时的著名文人、书画家赵孟頫撰书的《大报国圆通寺之记》碑，是一通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名碑。赵孟頫的碑文文采飞扬，书法圆润劲拔；碑额由当时精于篆书的高丽国王璋所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清乾隆时期，正在城东读书的钱大昕常到圆通寺游玩、摩挲圆通寺碑，赏析赵孟頫的文章和书法，长久不忍离去，称之为“嘉定之宝”。他还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设专章考证此碑。后来寺破碑毁，幸亏有拓片存于嘉定博物馆，依稀可见此碑当年的风采。
在菩提寺原址有一座碑亭，其中一通由钱大昕撰书、状元秦大成篆额的《重修菩提寺记碑》，记载了菩提寺僧人遂修上人修建菩提寺坚苦卓绝的坚持和努力。
宋《留光寺碑》是存碑中最早的寺庙碑，留光寺位于孔庙南。此碑的发现颇有些传奇色彩。1992年新春，宋史专家朱瑞熙教授回乡探亲，当他与姐夫张应嘉老师在嘉定镇东下塘街沿河散步时，突见河滩躺卧一块方形黑色青石碑，朱教授以其职业的敏感，觉得此碑颇有来历，立即上前辨认字迹，当他看到“平江府”、“留光寺”等字时，顿时眼睛一亮，欣喜万分，断定这是一块宋代寺庙碑，自费请人把这块碑精心收藏到张应嘉老师家中，后捐给嘉定区档案馆保存。
■相关链接
嘉定碑刻之最
体量最大文字最多的碑
永折漕粮碑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嘉定知县王福征所立的《永折漕粮碑》高2.65米、宽1.70米、厚0.28米。碑上刻有文字4816个，体量之大，文字之多，堪称上海碑刻中的“大哥大”。
数量最多的碑种
墓志铭
墓志铭是记录死者生平的一种碑刻，与死者同葬于墓中。墓志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研究嘉定的人文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这样的墓志，在嘉定有100余通，其数量也是上海少有，是嘉定碑刻里数量最多的一种碑。
最早的植树碑
汇龙潭种树记碑
碑文所刻乃清嘉庆三年（1798年）县教谕刘崧秀撰写的《汇龙潭种树记》，记有沿汇龙潭北、东、西堤岸植桐、榆、枫杨70余株，四面插种杨柳无数。可见当时人们已有植树造福后人的意识。
最早的环境保护碑：
《奉宪永行严禁》碑
《奉宪永行严禁》碑立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这是一部关于保护孔庙周边环境的法规文献，此碑不仅是嘉定孔庙历史上的一部环保法规，而且还是嘉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单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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