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冠是汉代官员头上所戴的冠，上有蝉饰，并插貂尾，因此也称“貂蝉冠”。在古代，蝉冠被看作是权力和显贵的象征，宋代文学家苏辙在《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中就写过“龙衮蝉冠，遂以往襚”的诗句，以“蝉冠”代指丞相。
在佛教中，蝉纹蕴含着轮回之意，是一种稀少而尊贵的装饰物，全世界现存的“蝉冠菩萨”只有两尊，其中一尊东魏蝉冠菩萨像就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这尊蝉冠菩萨体态婀娜，衣饰华美，头戴高冠，脑后有圆形头光，嘴角微翘，面含笑意，造型十分轻灵精巧，是山东省博物馆内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但这尊诞生于千年之前的蝉冠菩萨，出土后的命运却颇为坎坷。
1976年，山东省博兴县一位村民在刨地时，无意间挖出一个大土坑，里面整齐地摆放着许多佛像，随即上报国家。经过文物工作者的整理和修复，最终获得73件较完整的佛像，这尊“蝉冠菩萨像”便是其中之一，后来被存放于博兴县文物管理所。
然而，到了1994年，这尊珍贵的蝉冠菩萨像竟被窃贼盗走。此后，国宝辗转海外，几经转手。1995年，一位日本富商在拍卖会上斥巨资将它买下，再之后，这尊蝉冠菩萨就成了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文物。
千年重宝流落东瀛，令无数国人痛心疾首。那么，这尊珍贵的国宝又是怎样回归祖国的呢？
在《豹迹》一书中，国际知名美术史家、艺术评论家巫鸿先生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国宝失而复得的故事。
1999年底，巫鸿前往北大红楼，拜访《文物》杂志编辑委员杨泓先生，恰巧就在前几天，杨先生收到了一封来信，寄件人的署名是杨泓的老师，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但奇怪的是，信封上的字却不是宿教授的笔迹，而且，宿教授的住址也故意写错了一个字。
更奇怪的是，信封里没有信，只有一本书，正是日本美秀博物馆的藏品图录，书中夹着一张白纸，上面用繁体字写着“国宝”两个大字，和这张纸夹在一起的，分别是《文物》杂志1983难年第七期的封面，以及那期杂志中的一页配图，上面画的正是蝉冠菩萨。
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大家最终确定，寄信者是一位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他想给杨泓先生通个信，告知中国文物流落日本的消息，但又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假借宿白教授的名字，写了这么一封信。
此后，几位艺术家为了这尊国宝四处奔走，动用各种关系，试图通过媒体报道和国际舆论造成压力，促使日本美秀博物馆将这件重要文物归还给中国。经过一番努力，日方终于同意，无偿归还蝉冠菩萨。
就这样，2008年1月，在外流浪14年的“蝉冠菩萨像”，终于回到了故乡，成为山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从这件钩沉往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巫鸿先生既是一位在艺术研究领域造诣颇深的美学大师，也是一位极有担当的前辈。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很多重要事件他从未缺席。
比方说，木心的第一个展览就是由巫鸿先生策展的，而“80年代那一批中国画家，也是经由巫鸿的策展搭桥，才建立起与西方学界和公众的“会面”。正因如此，木心才盛赞说：“巫鸿君伟岸，若古罗马壮士！”
倘若我们翻看巫鸿先生的履历，会惊叹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
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巫鸿曾两度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期间，他被派往故宫博物院，任职于书画组和金石组。在故宫里，巫鸿扫过殿堂的地，擦过展厅的玻璃，也参与过第一线的研究工作。那几年，巫鸿就如同一块海绵，浸淫在古代艺术珍品中，吸饱了知识。
后来，巫鸿在张光直先生的引荐下，远赴哈佛大学留学，在哈佛，巫鸿获得了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并于1994年获得哈佛的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巫鸿又受聘于芝加哥大学艺术史学系，主持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至今。
这本《豹迹》就是巫鸿先生对76载个人历史的首部追忆。在这本书中，巫鸿突破了一般回忆录式的写作，他呈现给读者的，既不是真实的往昔本身，也不是小说式的全然虚构，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经验重构与想象，一种更为自由和开放的，被他称为“记忆写作”的东西。
在这本“与记忆有关”的作品中，巫鸿试图以现下的“我”召唤出过去的“我”，在复述之中提炼出叙事、形象、线条和色彩，进而以文字重现一缕气味、一段旋律，以及由此引发的灵魂悸动。
他以幻想的手法，呈现绝处逢生后，遇见克孜尔石窟壁画飞天像的悸动和梦魇；又以冷静克制的笔调，从北朝“蝉冠菩萨”像被盗与寻回的前前后后中，臧否个人、国宝、文物、传统文化之间，错综复杂又虔诚宁静的连结。
他书写青少年时对古城北京的生活记忆，也袒露对书的偷窥，以及与保姆或私密、或让人沮丧、难堪的个人故事。湛蓝天空下，在青中带紫的密歇根湖畔，他再会动荡年代后重获学习时光的自己，感悟师友、忘年交们对学术超越政治、人格信守独立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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