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 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2、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
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3、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4、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
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
第二期武丁至祖甲,
第三期辛至文丁,
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