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古国
上一节我们说，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拼读的是突厥语“王”的发音。
古代高昌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借用汉字来拼写突厥语的现象？而在西域的其它地区，却没有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是魏晋到隋唐这一时间段，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融合现象，其它的时间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魏晋到隋唐之际的高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在高昌吉利钱币上面，而是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表现。这一节我们就透过“高昌吉利”钱币来说说当地的文化融合现象。
客观地说，借用汉字来拼读突厥语，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这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很多初学英语而不懂国际音标的人，就用汉字标注英语的发音一样。这是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一种特有的现象。高昌吉利钱币就像是一块活化石，具体形象地记载、见证和揭示了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这种文化融合，它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的突厥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结果。
有人可能要问：在古代高昌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盆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有的文化交流、融合的想象呢？
实际上，这与高昌地区特殊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
先来说说高昌地区的民族构成。
古代高昌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以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最初主要是屯田的戍卒，后来又增加了大量避乱的难民。据《魏书·高昌传》记载，高昌地区最早的一批汉族移民，是西汉时期李广利为了汗血马，远征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宛国返程时，留住下来的“疲卒”，即老弱病残的士卒，随后是汉魏时期派驻的屯田兵卒。难民主要是十六国时期为了逃避战乱，他们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地区。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地区的一万多户强行迁至了高昌地区。甚至到了隋朝末年，仍然还有内陆的民众逃入高昌地区，高昌国留置不还。这正是唐太宗发兵平定高昌国时，所列的麴文泰的一大罪证。
高昌国位置图
下面我们再说说高昌地区的地理位置。
高昌位于西域中部偏东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国”，通往塔里木盆地沿线农耕的“城郭诸国”的必经之地。
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高昌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争夺西域的焦点地区。魏晋以来，当中原陷于内乱而无暇顾及西域时，高昌便先后被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控制。
这样一来，在高昌国内部是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但是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当地的草原游牧文化。魏晋以来，高昌又被迫依附于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在这样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之下，就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而高昌吉利钱币上面，用汉字“吉利”拼读突厥语的“王”ilik或ilig，就是这种汉胡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而这种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除了高昌吉利钱币之外，在高昌王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
接下来我给大家作一简单介绍。
高昌古城一角
政治上，高昌执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颉利发”等官衔及称号，表示政治上的臣属；同时，也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如《麴斌造寺碑》背面所刻高昌王麴宝茂的头衔便是北魏封号、突厥封号和自署的称号，这样三种官衔及称号的混合体。这种现象在别的地区很难见到。
语言上，高昌王国虽然接受突厥授予的官衔及称号，但是始终使用汉字，而不用突厥文字，需要时就用汉字音译突厥语。高昌对突厥语的音译名称，与中原文献所用译名用字，不尽相同。如突厥语ilik或ilig，中原音译为“颉利发”，而高昌地区则译为“吉利”，这除了有铸钱时需要将三个字的“颉利发”减缩为两个字的“吉利”之外，也可能是因为高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河西，其汉文化是以河西地区的凉州文化为主，因而有此差别。
高昌古城一角
婚俗上，王室上层遵从突厥的收继婚制。所谓收继婚制，就是父兄叔伯死后，兄弟及子侄要婚娶嫂子及后母，这是游牧民族的一种婚俗。高昌王国从与突厥结姻的高昌王麴伯雅极力反对续娶突厥后母，到麴文泰主动要求续娶后母宇文氏，表明高昌王室对突厥的这一婚俗已由最初的被迫反对变为主动接受，并成为王室自身的婚姻习俗。这种情况应该是仅限于与突厥结姻的王室，民间则很少有跨族通婚的现象。
葬俗上，坟墓的样式、出土的墓志铭和文书都显示了与中原的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些葬俗。如死者的名字、官号虽然是用汉文记述，但是许多人脸上却盖有覆面（面衣），眼睛上盖有金属眼罩，这显然又是源自草原游牧民族的葬俗。
服饰上，依从突厥“被发左衽”，即披发、上衣左侧开襟，这是游牧民族特有的服饰习俗。《魏书·高昌传》记载，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裤裆”。这显然不是汉族的装束。而女子的“头发辫而不垂，著锦颉缨珞环钏”。仍然还是保留了汉族妇女的打扮。这与《周书·高昌传》中记载的：“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隋书·高昌传》中“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的记载也是相一致的。
服饰上受游牧文化的这种影响与官制及婚俗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要大得多。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中亚怛逻斯附近的小孤城有居民300多人，本来都是中原地区的汉人，后来被突厥掳掠到了这里。他们抱团取暖，共同生活在这个远离故乡的小孤城之中，但是“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意思是说虽然他们的服饰已经都突厥化了，但是语言以及神情却还保留着中原的风格。小孤城实际上是一个定居的农业聚落，聚落中流落的汉人明显已经具有了突厥化的倾向。
隋唐之际是西域历史上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也是各种民族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交流的过程是相互影响、互相吸收；交流的结果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形成了以多元、交融、开放为特色的丝绸之路文化。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铸造的高昌吉利钱币，只有放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分析，才能揭示出它所承载、蕴含的文化信息，考证清楚它的来历。而这正是丝绸之路钱币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考证、研究高昌吉利钱币所获得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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