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
元青花罐器上的八思巴文及草书“福”字
在中国陶瓷史上，在全国所有窑口生产的瓷器上的“福”字款绝大多数都以楷书、行书、隶书出现，而草书“福”字者都没有成为主流或主体。在元以前，几乎难见草书“福”字款，以后，也几乎没有再现草书“福”字款。这是因为，始于汉初的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到唐朝时，草书已经演变为“狂草”，成为一种书法艺术，因此其作为传递信息工具的功能已经减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元朝以前或以后，陶瓷器物上基本没有草书“福”字款的原因了。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不少属于元代中后期草书八思巴文“福”字款的瓷器，竟被误认为是洪武草书“福”字款瓷器。
在元代瓷器上已经出现较多八思巴文的款识，这已经被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实物资料所证实。从考古学上看，瓷器上凡书、印八思巴文者，均已被古陶瓷研究者确定为元代产品。与此同时，元代瓷器上也开始出现了单一的草书“福”字。而此前在全国各地的陶瓷窑口中，不仅基本不见单一的“福”字款， 更难见有草书的“福”字款者。
元青花瓷器上出现单一的草书“福”字是与元朝强力推行八思巴文字紧密联系的。八思巴文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吐蕃萨迦首领八思巴国师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字。虽然这种犹如天书的文字，创制并不科学，只是一种音标式文字，无标示声调的符号，很难为汉人所接纳，但由于元朝多次诏令强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因此瓷器上出现八思巴文字便有据可循了。从书法上看，八思巴文书法也借鉴汉文，创造了草书体。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草书“福”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受压制的汉族陶瓷工匠为了祈求幸福，便在瓷器上普遍写上了八思巴文的草书“福”。
到了明王朝政权稳定巩固以后，明皇帝为了排除元代异己，坚决废除八思巴文字，随之八思巴文的草书“福”字便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昙花一现。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
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又译'发思八'，'帕克思巴')，本名罗卓坚赞，意为'慧幢'，系西藏萨嘉人氏。据说其人三岁能讲喜金刚修法，听众叹为稀有，于是称之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九岁时，又因讲喜金刚续本《二观察》而名声大著。南宋淳七年，他随其伯父萨班·贡噶坚赞至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成吉思汗之孙，蒙古窝阔台汗次子阔瑞皇太子，自此归附蒙古。
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左右，为忽必烈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忽必烈即位后，他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年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次年又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西藏，由元世祖忽必烈作施主，集康藏七万僧众兴曲弥法会。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他还曾将藏族建筑技巧，雕塑等引进内陆，又将内陆印刷术等传入西藏。有著述三十余种，传世至今的有《萨迦五祖记》。图示为忽必烈的圣旨金牌，用八思巴文书写，据内蒙古大学教授包祥解读为:'凭长生天的气力，皇帝的称号是神圣的，若有不服，问罪致死。'出土于内蒙古兴安盟的所伦河谷。
八思巴文
八思巴所创制的'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字母)。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
八思巴文的印章，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拼写过汉语，藏语等)，但民间还是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元代主要流通纸币，铸钱比其它朝代都少，且多以汉文钱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铸过有限的几种钱币。计有世祖至元年间'至元通宝',成宗元贞和大德年间的'元贞通宝'和'大德通宝'，武宗至大年间的'大元通宝'等几种。这些铸币的钱文读法均为'顺读'，且除较厚大的'大元通宝'当十钱存世尚多外，其余均很稀见。
当时忽必烈委托八思巴创造八思巴文，可能是由于当时蒙古人所使用的文字源自维吾尔人，而非蒙古人独创的，这样的字母不能很好地表达蒙古语音。1352年，是该文字最后用来写作的可考年份，当然，这样的文字在后期仍然偶尔被使用，如刻在印章及寺庙碑文上作装饰之用。如今也偶尔可见一些蒙古企业用八思巴文作为名字。
此外，在元末顺帝至正年间所铸的面为汉字'至正通宝'的大小钱中，有的背穿上分别有'寅'，'卯','辰'，'巳'，'午'五种八思巴文地支纪年，有的则背穿上，下分别为八思巴文和汉文的对照纪值数字。另有资料说还有一种面为汉字'贰拾伍文'，背八思巴文'权'字的铅质权钞样钱，如确有此钱当实属罕见珍品.除以上铸币外，在元代'宝钞'(流通纸币)上也出现过八思巴文字，如'至元通行宝钞'上就印有'至元宝钞','诸路通行'八个八思巴文。
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成为一种'死文字'.但我们今天仍能在各种八思巴文钱币及其它元代文物上见到它.至于八思巴其人，也应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因为他的一生毕竟为加强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汉藏文化的交流，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起源
八思巴文有音无义，类似音标，元代用来拼写蒙古语，回鹘语，汉语。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该文字。使得八思巴文成为贵族文字。皇帝派遣只懂得八思巴文而不懂蒙古语的汉族官吏，到军营传达情报。这就类似密码，汉族官吏不懂得蒙古语，不了解自己带来的圣旨真正含义为何，而蒙古族将帅却能安全准确地受到情报。
八思巴文最初称为'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颁发诏书推行，官方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扩大其使用范围。1368年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遂逐渐被废弃。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一是按创制者命名，称作'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形状特征命名，称作'方体字'。
拼写规则
按忽必烈的规定，八思巴文是用来'拼写一切语言'的。现存资料也说明，它的书写对象包括蒙、汉、藏、梵、维吾尔等多种语言。拼写各种语言时，有两种拼写原则: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如拼写蒙古语和汉语;一是按所拼写语言的书面形式转写，如拼写藏语和梵语。在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个别藏语词的写法有两种形式，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相同;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不尽相同。后者可能是依据蒙古人的读音。
八思巴文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元音a不专设字母，以零形式表示，即音节首的辅音和介音嫀、揃后面不写其他元音字母时，就表示后面有元音a。
字母体式
常见的有正体和篆体两种。行款为左起竖写，与藏文左起横行不同。书写单位与藏文相同，以音节为书写单位，而与回鹘式蒙古文不同。这种书写单位不适合于蒙古语的特点。由于书写单位是音节，又不使用标点符号，所以阅读时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只能靠上下文判断。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上下文，就难以确定书写单位所代表的汉字。
影响
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作为一种通用于多种语言的统一的书面形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现存资料中，拼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资料很少，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较多，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的原件和碑刻，以及铜印、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
对元大都出土八思巴字文物的思考
元朝自忽必烈选定燕京，蒙古的统治中心建立在元大都后，便进行修筑交通道路、建立漕运、海运运输线和驿站设置等建设，在教育方面，除设立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外，还创制了拼音文字即八思巴字。纵观我国几千年文化，八思巴字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地区陆续发现八思巴字文物，该字是元代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以藏文为基础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现称八思巴字或方体字，并于 1269 年（至元六年）正式颁布执行。八思巴字具有“国书”的官方地位，其文字替代了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并用它译写一切文字。据历史文献记载，八思巴为“吐蕃萨斯迦人……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①”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②” 。八思巴字体多数字母仿藏文体式，呈方形，少数字母采用梵文天城字母，因译各种语言的需要，字母由原来的 41个，增至 57 个。八思巴字有正体（楷书）、篆体、双钩体三种书写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正体，多用于记录各种事务；而篆体具有整齐、对称、均匀、饱满等特点，一般用于官印、碑额等，有时在碑刻的边框左右两侧有双钩体的八思巴字出现。八思巴字既能译写汉语、藏语、蒙古语，也能译写梵语、维吾尔语等，亦包括目前还不能确定的语言。八思巴字于元王朝灭亡后逐渐被废弃，目前在北京地区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有：
1、居庸关云台的八思巴字
北京昌平区居庸关内有座创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 年）的“云台”，当时台上建有三座并排而立的白色藏式佛塔，台正中为通向南北的门洞，人们称其为过街塔。遗憾的是塔在元末明初全部被毁，现只剩下石台，故人们又习惯称它为“云台”。它是元代留下的珍贵的历史遗物，早在 1961年3月，便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上部宽 25.21 米；下宽26.84 米，通高 9.5 米。至今上面还保留着造型别致，图案精美的雕刻。尤其是券门内两壁浮雕的四大天王之间，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③ 的略写部分。虽经六个多世纪风雨的侵蚀，但字迹依然清晰，其中的八思巴文（见图—）保存得也十分完整。
2、瓷碗底部的八思巴字
1970年在北京旧鼓楼大街发现一窖元代瓷器，共藏有青花、影青瓷器 16 件。其中两件影青瓷碗的底部，均有一墨书八思巴字。根据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中《蒙古字体·百字姓》，译成汉文为“张”或“章”姓。
3、“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八思巴字官印
1965 年，在北京明代的北城墙夯土层中发现一枚八思巴文官印。其印为铜质，正方形，每边各长 7.6、厚 0.8 厘米，印把呈椭圆形，三行共九字，自左向右、自上而下对音释读为“ti gen zu lu tun heun baw caw jin”, 即汉字是：“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见图二）。此印的字体为八思巴字的一种篆体，是摹仿汉字的篆体而成的，但篆法与汉字篆体相比有些出入，松散而不太规范。根据历史学家们的推测，这枚铜印应是洪武元年（1368 年）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后被遗弃之物。这枚“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为元代主管各路通行宝钞的官印。《元史·百官志》中记载，诸路宝钞提举司，属户部，设“达鲁花赤一员，正四品；都提举一员，正四品；副达鲁花赤一员，正五品；提举一员，正五品；同提举二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国初，户部兼领交钞公事。世祖至元，始设交钞提举司，秩正五品”。至正二十四年（1287年），“改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升正四品，增副达鲁花赤、提控案牍各一员”④ 。元代于至元三年（1266 年）开始设“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之官，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改为“诸路宝钞都举司”。依据资料记载，元代确有此官制度，其印经专家鉴定亦是真品。
4、上世纪 60 年代，在北京桦皮厂北口的明代城墙地基处，发现了一块 66 公分见方的万宝寺庙产执照刻石。石上刻有德如“自备囊资，买到大都在城永福坊南街北白地一段，创建万宝寺一所。⑤……今后但有亲徒弟人等，并不得争执”字样 。依据执照所记，这是元至大四年（1311 年）诸路释教都总统付给万宝寺住持德如的庙产执照。其执照的纪年上是一方仿刻八思巴字的印。虽字迹已漫漶，无法释读，但可以确定它是三行篆体八思巴字无疑。
5、铜权上的八思巴文
近年来，市文物管理部门在北京各区县征集10余枚元代的铜权。其中4枚铸有八思巴文字。
（1）元贞元年（1295年）大都造铜权
权为略扁的六角形，通高11.2厘米，重933克。钮呈倒梯形方钮。上端略收，束腰，底座为六角形须弥座式，稍宽于权身。权身的正面中间部位铸“元贞元年大都路造”的汉字，左侧是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斤半锤”；在背面的中间除铸有汉字“三十五斤秤”文外，还铸有八思巴文“斤半锤”。
（2）元大德八年（1304年）大都路造铜权
此权与上述权形制相同，只是所铸斤两有所区别。权通高 11.2 厘米，重 900 克。权身正面中间铸“大德八年大都路造”，左侧为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斤半锤”；权背面中间铸汉字“三十五斤秤”与八思巴文“斤半锤”，左侧为波斯文“斤半锤”，右侧为回鹘蒙文“三十五斤秤”；铭文皆为竖行阴文（3）元大德十年（1306年）大都路造铜权其形制与元贞元年权相似，略小。通高 9.4厘米，重 616 克。权身正面中间铸“大德八年大都路造”汉字，左侧为波斯文“一十六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一斤锤”；背面中间铸汉字“一十六斤秤”与八思巴文“一斤锤”，左侧为波斯文“一斤锤”，右侧为回鹘蒙文“一十六斤秤”；铭文为竖行阴文（见图三）。
元代秤砣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但标明称量和砣重的并不多，而在北京就发现了 3 枚，实属珍贵。用标明有定量的砣，可为人们使用带来方便，也有利于保证称量的准确。
（4）至正十二年（1352 年）正月制造“云需总管府较”铜权
该权通高 9.5 厘米，重 598 克。形制与元贞元年权略同，权身正面铸 “至正十二年正月造”汉字。左侧铸汉字“三十五斤”；背面铸汉字“云需总管府较”，在权钮的顶端铸有八思巴文。这枚带有“云需总管府较”铭文的铜权，为首例，以往未曾发现。这里的“较”通“校”，其意为此权是经过“云需总管府”的校正，可大胆放心的使用。据《元史·百官志》的记载，可知“云需总管府 ”于元“延佑二年（1315）置”，为“秩正三品。掌守护察罕脑儿行宫（元世祖建行宫于此，在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及行营供办之事”，由达鲁花赤、总管等8人组成。
在北京发现带有八思巴字的文物还很多，如1970 年，在北京复兴门内大街路北出土一“威州军兵千户印”⑥ 及北京地区发现的“至正十年五月造，房山县务之印”⑦、“昌平站印”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多种形状的八思巴文印章⑧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上面，经元代人收藏所留下两枚至元、至治年间的八思巴文印 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资料中心存影印件），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八思巴文钱币等，上述文物虽然有的出土地不详，但现存北京，这对了解元代的文化，用以丰富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为广泛推广使用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元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一， 设立专门机构，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
元时设立蒙古翰林院是专“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⑩ 的文化机构。当时元朝政府将全国着名的文人学者聚集在翰林院。他们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敕令以及编写官方各种重要文件、历朝帝王的实录，以及后妃、功臣列传的修撰等。蒙古翰林院还将各种汉文经典着作翻译成八思巴字着作，以供各朝蒙古帝王学习使用。隶属于蒙古翰林院的蒙古国子监就是专门负责教授蒙古国字。至元六年（1269 年）七月，建“立诸路蒙古字学” ，即在全国各地设立蒙古字学科。至元七年（1270 年），又“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 。至元八年（1271 年），开始设立新字学士于国史院。忽必烈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 。这样，蒙、汉、色目官僚子弟都可入学、专门学习蒙古国字。
其二，对使用八思巴字亲下诏书。
至元十五年（1278 年）七月，忽必烈对虎符文字改用八思巴字的使用，曾下诏书令认真执行。诏书言：“虎符旧用畏吾字，今易以国字”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五月，又对中书省云：“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 。对各个衙门使用的印明确规定，“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用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 。有元一代，凡是诏令、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等都必须使用八思巴字。由此得知，在当时的背景下，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必须学习八思巴字，否则对国家的法令、政策以至钱币的使用都将带来巨大的困难，从这点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对推行使用八思巴字态度的坚决。
其三，利用地形，推广宣传八思巴文。
居庸关城中坐落着一座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建造时间最早的过街塔座。明代末年毁于地震，后又修建了佛教寺庙，清康熙年间，寺庙亦毁，便留下现存的塔座。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塔座的正中开着一个贯通南北方向的门洞，它是中原与大都城去往张家口、大同及内蒙古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的北岸）的重要交通要道。那时，无论皇帝、高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过街塔是他们南去大都，或华北平原，以及大都及华北平原去塞外、内蒙古的必经之路。每天行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塔下的过街洞内的墙壁两头，用八思巴文、汉文、梵文（古尼泊尔文）、西夏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等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除此之外，还有用八思巴、汉、藏、西夏、维吾尔等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 六种文字同时出现在这通道内，它既反映了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反映了元代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而八思巴字虽晚于其他几种文字的创制，但却同时出现在这里，也说明当时元代的统治者对推行普及八思巴字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即利用地形加大宣传，扩大影响。
对元代的统治者为何要在这里修过街塔，缪荃荪于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中引《松云闻见》讲：“……关旧无塔，玄都百里，南则都城，北则过上京，止此一道。”元代的皇帝及皇亲国戚，“每岁之夏，车驾清暑泺京，出入必由于是”。尤其是元顺帝继位以来“频岁行幸，率遵祖武”。于是在一次过居庸关时便“搅辔度关，仰思祖宗勘定之劳，俯思山川拱抱之壮，圣衷惕然，默有所祷”。为表示对神明的报答与崇拜，面谕近臣“建塔宝”。其实真正建塔的原因，正如元时的欧阳玄所说：“自古帝王之建都也，未有不因山河之美以为固者也，然有形之险，在乎地势，无形而固者，在乎人心，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以固人心为先。固之之道，惟慈与仁，必施诸政，是故使众曰慈，守位曰仁，六经之言也” 。元顺帝在居庸关重要的关口建过街塔，既在乎人心，又在乎地形之险。以佛经稳定人心，使全国不同民族的百姓都安心于元朝的统治之下。用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也说明了这一点。经咒中载：“持此陀罗尼者，一切罪恶皆不能染。……书此陀罗尼安置幢上，树于高山或高屋上，及余高处或浮图中，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善男子善女人等。见此陀罗尼幢，若近幢若幢影沾身若幢风吹身。……罪业便消。……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罪灭福增众人爱敬，命终之后生极乐国”。 由此看来，在过街塔中刻写佛经的目的正如经中所言“于四衢道造塔，安置此陀罗尼行道顶礼，当知此辈是摩诃萨（摩诃萨为佛教术语，是摩诃萨 的略写，为众生之意）”。其目的是让人们对佛的经典要顶礼膜拜。凡是经过这里就如同诵了经，拜了佛，但在笔者看来，加强统治，以佛定心是一方面，而利用居庸关的特殊地形和交通要道来宣传推广八思巴文是又一个主要目的。
三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出土的八思巴字文物，以及博物馆等一些单位收集珍藏的共计约有数十件，其他省市地区无论在种类及数量上均不能与之相比，如河北省出土二件 。湖北、江苏、河南、广东、温州等地只出土、或发现一件。为什么在北京地区会出土如此多的八思巴字文物，而其他地区则不能。再有，元世祖规定八思巴字是“译写一切文字”，为什么没能代替汉字。另外，蒙古原有回鹘式蒙古文字，为什么又创制八思巴字，将其取代，这些问题我们从元朝历史客观地进行分析就会得到解决。
首先，北京（即当是的元大都）是元朝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元朝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其政权统治的范围广，影响大。中央文化机构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都设在大都，各种宣传教育机构健全，便于推行皇帝的指令，而元世祖的“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 的诏书就是通过这些机构传递、下达到全国各地的。因此说大都地区在执行元朝的方针政策方面都会比其他省市贯彻执行得及时、全面彻底，影响力也比其他省市地区要大的多。毋庸置疑，反映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带有八思巴字的各种器物多，也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这或许就是大都的八思巴字文物多于其他省市的其中原因之一。
其次，创制国家各民族统一的文字。蒙古为什么废弃原创的回鹘（古代维吾尔）式蒙古文，又新创八思巴文？是不是蒙古文字的历史久远了需要更新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早期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贵族首领，“凡发命令，遣世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对文字并没有要求。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与金及宋使用汉文，与中亚往来使用波斯文（回回字）。南宋使臣许霆在窝阔台时期出使蒙古，他目睹这一状况云：“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则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则有二十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刺楚才主之” 。依许霆所言，说明当时的蒙古还处在刻木结绳记事阶段，他们若与中亚地区往来时用回回字，与回鹘、西夏交往时用畏兀字、西夏字，惟独没有自己的文字。后因汗国迅速的发展与军政事务的日益繁多，他们才感到文字的重要。成吉思汗便令俘虏乃蛮部落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令其“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塔塔统阿后又遵照成吉思汗的指令用畏兀文字拼写蒙古文字（称回鹘式蒙古文），用以记录军国要事，以解燃眉之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为显示自己地位的至高无上，并认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创制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字，才能显示出国威，若不是这样，便是“一代制度”的重要缺陷，会严重地影响元朝的威信，因此必须用新的文字去代替回鹘式的蒙古字，因为回鹘式的蒙古字只能用于本民族，蒙古若想统治其他民族，就必须创造一种别的民族都能用的文字，于是八思巴奉命去创蒙古新字。经过几年的努力，八思巴以西藏文字为基础，经加工，改造成蒙古新字，新型文字既是民族文字，又是国家文字，并有国书的地位，以他取代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其字不久又改称“蒙古字”，元末明初称其为“蒙古国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字”。
第三，八思巴字因为本身原因无法代替汉字。八思巴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又是一种没有声调的拼音文字，而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而且汉语又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意义，一句话读音不同，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不同，八思巴字恰恰不能解决汉字的读音问题，更不能记录汉语的声调，况且汉语又有丰富的同音词和多音字，八思巴也没有规定区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此用八思巴字译写出的汉语是无法阅读的语言，这样自然而然被淘汰，最后成了一种死的文字。蒙古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既提高了本民族的地位与威望，也有利于与其他国家及民族的联系、往来和交流，尤其在指导和治理国家方面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蒙古族所创制的八思巴字其作用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四
创制于 13 世纪 60 年代的八思巴字，不仅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而且在元大都地区推行传播还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元大都是首善之地，中央的重要政治文化机构都设在元大都，它更是全国政治经济及国内外文化融合的中心。这里聚集着大量的人口。聚集在这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必须需要语言文字，而八思巴文在人口如此集中的大都地区能名正言顺地推行，这也是其它任何城市无法做到的。大都成为传播各种文化的载体，同样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八思巴文传播到全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国。
八思巴字虽推行使用只近一个世纪，但意义极其深远。八思巴字的创制是蒙古族在历史上所立下的伟大功绩，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创制是蒙古在文字学与语言学方面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它的产生促进了当时民族间的了解，也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交流及发展。元代所留存下的八思巴字遗物是我国文化的宝贵财产，对研究元代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都有益处，对于印证和补充史料也是极为难得的资料。
①②《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③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④《元史》卷85《百官一》，中华书局，1976版。
⑤⑥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6期。
⑦照那斯图：《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⑧叶其峰：《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10期。
⑨《唐阎立本步辇图》，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⑩《元史》卷 87《百官三》第 2190 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元史》卷6《世祖三》第122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元史》卷7《世祖四》第129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元史》卷81《选举》，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元史》卷10《世祖七》，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元史》卷13《世祖十》，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明）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金史》卷101《李英传》，中华书局，1975年7月版。
缪荃荪：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卷 14《昌平县·关隘》条引《松云闻见》。
（唐）杜行 译：《大正新修大藏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华书局，1975年7月版。
焦彦龙：《河北平山县出土两方八思巴文官印》，《考古》，1982年5期。
《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
《元史》卷 124《塔塔统阿传》，中华书局，1976 年4月版。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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