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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UNO曾举办展览“江阴路的前世今生”。我们在展览期间为大家带来城市历史的讲座系列——“江阴路花鸟市场的故事”、“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历史”和“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本期我们将要为大家回顾城市历史的系列讲座的第二场，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史立丽老师讲述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折射出的近代中国女性角色在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之下发生的转变。
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历史
*以下内容根据史立丽老师的讲座整理
近代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律法、规则或是习俗，几乎都将女性约束于男性之下，而处于“失声”的地位。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无论在教育、社交、就业、财产、人身以及婚姻等各方面，都几乎没有什么权利。
《女界钟》是中国第一部探讨妇女问题的专著，作者是被誉为近代中国女权启蒙之父的金天翮。他在书中写到女性要争取的六种权利——入学、交友、营业权、掌握财产、出入自由以及婚姻自由，并明确提出女权的概念：“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
妇女解放的火苗燃起。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逐渐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女性群体的诉求，并演变成一种思潮和运动。这些诉求总结起来即如下这些：女性拥有对缠足说不的权利，可以接受新式教育，能够追求恋爱与婚姻自由，追求天赋人权的男女平等，甚至能够参与国家大事。
但女性要争取这些权利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实现经济独立。
梁启超曾经说过，女子“惟其不能自养，而代养育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役畜之，于是妇女极苦。” 这话可是说是从经济角度分析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如果妇女不能实现经济独立，那么女性想要追求的权利便都是空想。
而女性实现经济独立的最佳选择，便是谋求一份职业，如果拥有足够的资本，甚至可以开公司、开工厂、开商店。
近代银行里的职业女性
妇女运动发展以来，女性开始进入各行各业，女子实业也兴起发展起来。北京有中央女子工艺厂，上海有女子兴业公司、爱华公司、 女子殖权物产公司、女子振兴公司等，提倡和推销国货。女性参与各行各业，甚至自己创业在当时都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百业之首的金融领域，女子当然也可以涉足。
伴随银行孕育而生的近代储蓄观念
在近代中国，伴随新式银行的出现，近代储蓄的观念也出现了。
1920—1930年代，银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吸引大家储蓄，各大银行都花费了不小的力气做广告、写文章来宣传储蓄的观念，尤其是妇女储蓄的观念。他们认为，职业妇女除每月花费外，最好的理财方法就是储蓄；而掌握了家庭财权的传统家庭妇女，掌握着一家的吃穿用度甚至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如果她懂得未雨绸缪，那么她就应该懂得储蓄。因此，许多银行在宣传中将储蓄作为女性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手段，认为女性的独立精神会随储蓄的增长而提升。
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做过一个讲座，谈到女性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女性若要实现经济独立，除了拥有一份工作，还可以有其他办法。譬如结婚不要嫁妆，而是要钱，这样可以买公债、股票，也可以存到银行或是钱庄。又如，结婚之后一定要让丈夫买一份寿险，他若是去世得早，自己就可以拿到一笔保费，用来保障以后的生活。
而储蓄的概念也常常和节俭联系在一起。节俭的反面是奢侈，许多宣传储蓄的文章开始抨击女性的奢侈习惯。在消费文化兴起的年代，摩登女性们打扮华艳，卷发擦粉，穿着高跟鞋出入各种高档场所，招来不少人的批判，尤其是佩戴金银首饰这一项，更是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早在1912年，就有报纸评论称中国的钱都被吸收到女人的手上和脖子上了，“竭全国至宝贵之金银，尽搁置于女子之首腕而失其流通之效力，至不可以数计”。言下之意，中国的宝贵金银都被女人戴在了手上，戴在了脖子上，以至于不能在市面上流通，最终导致中国陷入民穷财尽的局面。中国女人的金银首饰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如果用它们操办实业，中国的实业就可以发达；如果用它们建筑铁路，中国的交通就可以便利；如果用它们建设国家，就可以发挥救国救民的作用，并由此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这种“红颜祸水”的论调简单粗暴地把国家的衰亡归结到女人身上，在这种论调下，妇女的奢侈不仅不利于妇女运动，还影响到了国民经济。
在崇尚节俭的社会舆论下，妇女力行节俭，领了工资就去储蓄，便成了一种美德。大大小小的银行开始将妇女储户作为竞相争取的对象。
上海第一家女子储蓄银行的诞生
1915年，“小小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9号的一幢老式洋楼里开了张。作为银行的创始人，陈光甫将其从一家不足十万元资本的小小银行，发展成为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大银行。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有“南三行”“北四行”的说法，其中“南三行”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刚成立时便设立了妇女部，想要以此便利妇女储蓄。彼时，中国女士在职业界服务者颇多，对于普通银行每感不便，理应有一家女子银行专门服务于妇女储蓄。尤其是在这个见怪不怪的年代，既然大世界的老板黄楚九都创办了一家24小时银行，那么设立一家专门的女子银行，也一点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1925年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
天时地利人和。上海第一家女子储蓄银行在1924年5月开张。起初位于南京路的465号，七年后的1931年底，搬到了南京路480号的一栋自建五层大楼里，楼里有升降电梯、新式水管、抽水马桶、暖气设备，供应冷热水，设备称得上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可以从资金来源看出，女子银行的开张和运营是有一定的“资本底气”的。一是女校，也就是女校中家境殷实的女生；二为女界中关心妇女经济地位的知名人士，譬如民主革命家、妇女运动先驱张默君，教育家陈鸿璧；三为男界名流，如中医丁仲英和陈光甫；此外，不少官商、官僚、富商的太太，甚至一些普通家庭妇女也都鼎力相助，让上海女子储蓄银行从构想成为现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老板陈光甫从女子银行设立之初就担任了银行董事，就连女子银行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女子银行最初叫坤范银行，坤就是女性，范就是模范，寓意为女性模范。但在陈光甫看来，这个名字太文绉绉了，普通妇女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如改成一个通俗直观的名字——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
女子撑起一片天
第一家女子储蓄银行的背后，除了陈光甫外，还是女性经营者撑起了一片天。严叔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妇女部的主任。欧谭惠然，先施公司总经理欧斌的夫人。张默君，国民党元老邵元冲的妻子，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现代女性运动的先驱。黄琼仙，著名女医生，中华医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张幼仪，徐志摩的原配夫人。还有几位男士：邬挺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营业部经理。黄家柟，中华基督教墓园经理。姚慕莲，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也是沪南工巡捐局局长。
女子储蓄银行有两位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一位是严叔和，还有一位是张幼仪。
长期担任行长的严叔和
上海女子储蓄银行正是由严叔和创办的，她一直担任总经理和行长。我们对于严叔和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她曾就读于中西女塾，也就是市三女中的前身，曾担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妇女部主任，并创立了虹口分行（也是上海银行的首家分行），并担任了分行经理。根据上海女子银行的档案，我们看到了一个殚心竭虑、多方筹措、在各种人际关系中转圜，并不遗余力地维持女子银行经营的严叔和的形象。从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创办女子银行的历程来说，说严叔和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也是当之无愧的。
担任副经理的张幼仪
对于上海女子储蓄银行来说，张幼仪是一个“迟到者”。她在15岁时由四哥张嘉璈做媒与并不爱她的徐志摩结婚，为他生下孩子，为他远赴国外团聚。七年一场婚姻，张幼仪与徐志摩在柏林签字离婚。这场离婚依照1915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草案执行，离得轰轰烈烈，登上了报纸，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爱情让人心碎，也可以使人蜕变。张幼仪曾把自己的人生分为德国前和德国后两个阶段。经过与徐志摩的一场闹腾，她觉得自己从一个尊奉三纲五常、害怕一切的传统女性，蜕变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新女性。她在德国生活了三年，学会了德语，攻读了幼儿教育，回国后在东吴大学任教德语，跑到上海信托公司做监察人，在南京路上运营一家时装公司，一个职业妇女的形象呼之欲出。
张幼仪与上海女子储蓄银行的结缘，得益于四哥张嘉璈的引荐。张嘉璈是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不可绕开的重要人物，曾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民国政府铁道部和交通部部长，是上海银行公会的灵魂人物，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他长期担任上海女子储蓄银行董事，这让张幼仪的到来变得顺水推舟。
1933年，张幼仪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一直到1946年12月辞去副经理的职务，她仍然担任董事。女子银行每周举行一次的行务集会就是由张幼仪召集举办的，长达一年半的每周例会，张幼仪几乎每次都参加，对银行具体业务、银行制度建设、人事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
张幼仪的侄女张邦梅曾根据张幼仪的口述写了一本书《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张幼仪说她的办公桌摆在银行最后头，这样银行的情形就可以一览无遗。她喜欢每天早上9点整到办公室，这种分秒不差的习惯是从德国学来的。根据张邦梅的描述，张幼仪在就职女子银行期间曾两次挽救银行，使银行免于倒闭的命运。
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做些什么？
1949年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二十五周纪念营业部侧影
女子银行的职员人数大概在50到70名，男女都有，但女性职员始终占多数。女子银行在成立之初就附设了练习班，招收18岁到32岁，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妇女学习银行业务，满三年后成绩优秀者可以留任。此外，女子银行与上海各名校都有联络，由学校推选品学兼优、体格健壮的毕业生来银行做练习生。1930年，女子银行在上海允中女子中学开设银行速成班，希望培养银行业的专业人才，结业后来银行工作。女子银行的经营模式与普通商业储蓄银行并无二致，分为储蓄部和商业部。储蓄部，也就是经营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业务，服务对象虽以女性居多，但并不只限于女性，而是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来开户存款。商业部则包括存款、放款、汇兑、贴现、买卖以及外汇、有价证券、代理保管贵重物品，以及经营各种债票、出租、保险箱、房地产以及各种信托业务，还可以抵押首饰，代售旅行券，发售礼券。在投资方面，女子银行除了购置房地产，还投资了许多生产、公用和交通事业，其中不乏譬如世界书局、中国内衣公司、永安纱厂、闸北水电公司、内陆自来水公司、商务印书馆等投资对象。与此同时，几乎上海的各大女校都设有女子银行的储蓄分处，以方便学生存款。从成立之初在中西女塾设立分处到1949年，委托女子银行代收学费的学校已经达到了十所。
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顺天村
大上海灯红酒绿的光鲜生活背后，是百姓生活的战战兢兢与清贫克制。从留存下来的女子银行档案中可以发现，即便有银行界著名人士光环的加持，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在创立之后，实际上也始终处于艰难维持经营的状态。岁月安稳时，尚有一定的利润增长，碰上抗日战争、内战以及白银风潮，女子银行的经营便面临着难关，几次濒临倒闭，可谓惨淡经营。严叔和屡次写信给陈光甫和张嘉璈寻求帮助，后者为女子银行的维持生存与经营提供了不少意见与建议，帮助银行渡过难关。或许可以说，是女子银行的人际关系网络使这样一家财力并不雄厚的小小银行，经历了时代的风雨漂泊却始终能够维持生存，直到1955年新中国实行金融业公私合营才寿终正寝。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近代中国，女性开始跳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的传统格局，投身于各行各业，女性渴望独立，女性为解放而努力，这些都是女子银行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最后，我们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叶文心教授的一本书《上海繁华都市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的一段论述作为结语：“上海这座充满传奇的城市，在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不仅由一个长江下游的县城一跃而成东亚数一数二的国际性通商巨埠，更以“洋”、“商”与“女性”共同挑战与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秩序。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表象的背后，是近代中国转型中的种种张力矛盾。”可以说，只有在上海，女子银行的故事才能够展开。
·· MAY2019
江阴路，东起黄陂北路，西迄成都北路，这条仅200多米的道路已有逾百年的历史。由黄陂北路、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和威海路围绕的江阴路街区，街区中现代建筑与传统里弄交织在一起，街道与建筑形成的肌理印刻着整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展览以一张1948年的江阴路行号图为线索，系统地梳理街区发展历程和重要的历史节点，最终形成了一张叠加了历史、建筑和文化记忆的可阅读的地图。我们希望用详实的内容和新颖的解读方式来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让单调的地图变得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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