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公心守规矩是立身之本
簠簋不饰于今是个不常见的成语，意思是指官员不廉洁。簠、簋都是从餐具演变来的礼器，簠方簋圆，一般在祭礼或酒宴中与主礼器鼎等配套使用，用于盛放煮熟的饭食。簠簋有一定的摆列方式，如何摆放簠簋涉及到古代官员士人必守的礼法规矩。祭祀或酒宴用的整套礼器中，鼎、鬲、甗是炊器，簠、簋、盨是盛器。《礼记·乐记》说：“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周礼·舍人》说：“凡祭祀共簠簋。”《仪礼·公食大夫礼》说：“宾北面自间坐，左拥簠粱，右执湆，以降。”中国一年有四大祭日：清明、中元、重阳、除夕，春夏秋冬各占其一，簠、簋在祭礼中使用频率之高可以想见，能否摆正簠、簋，关系到人们对先贤的敬意。
在古代，尊敬先贤就须遵从先贤所传的礼法。簠、簋是《周礼》记载的重要礼器，由夏朝的瑚、商朝的琏演变而来，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评价子贡为瑚琏之器，意即国之重器，能当大任，可见瑚琏簠簋在古人的心目中向来份量极重。《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国家头等大事祭祀及宴飨时必备器具的簠簋，使用时种类数量布列都有定制，如不按规矩摆放，不仅是漠视礼仪，而且是大罪。
西汉大儒贾谊在《治安策》中说：“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以“簠簋不饰”来指代不廉洁的行为，一方面为不廉洁者从言辞上保留了最后的体面，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红线思维，认为违反礼仪规则就是不廉洁，这个标准相当高。礼仪作为儒生士人最初自我约束的准则，与法家主张的“法”、佛家主张的“律”有相通之处，其细密程度犹有过之，不仅立德、立功以此评判，甚至立言即说话、写文章也要遵从法度，十分严格，如诗圣杜甫曾说“法自儒家有”，认为作诗也要遵从诗法。如此推而广之，作为社会表率的士人和官员，一言一行均须承担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稍有偏离就会令人侧目，故谨身自守渐成古代官员士人的行为自觉，陈设簠簋就成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项内容。
正确地陈设簠簋可谓知易行难，难在长期坚持按规矩办事，不生私心惰性任性。古代社会将公权力运行礼法化就是一种行权保障，从食器演变来的礼器最方便公众监督，遵不遵守规矩一望可知，如果连“民以食为天”的情绪都照顾不及，那么这样的官员士大夫很快就会受到质疑和诟病。春秋时鲁国执政季桓子未将胙肉分给孔子，孔子感到季桓子私心作祟，愤而辞官。
自春秋以来，簠簋很快就成了官员甚至君主的试金石。《诗经·小雅·伐木》中说：“於粲洒扫，陈馈八簋。”周礼采用“列鼎制”巩固宗法制和分封制，如“九鼎八簋”是周天子在特定场合才能享用的仪制规格，引申开来，一席陈列八簋，则是极言宴席之丰，主人之忱。但是对于官员来说，滥用礼仪不守规矩会招致非议，有别于民间一般认为的“礼多人不怪”，可谓过犹不及。《晏子春秋》则记载了一个景公夜饮的故事。齐景公白天喝酒不尽兴，夜间想出宫找手下大臣继续喝，但晏婴、田穰苴都闭门不纳，晏婴对景公说：“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意思是做大臣的不应该整天陪着君主流连于酒席上的杯盘碗筷，这些不是作为朝廷重臣的我应该做的。景公听后只好无奈离去。可见，在必要礼仪场合之外再操簠簋，就会被视作不合规矩，应予拒绝。北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说：“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小器。”管仲因为私下使用了超规格的簠簋、斗拱，就被孔子鄙视，司马光也以此训诫子侄辈，认为这是致奢致腐的源头。
正因簠簋与祭品、酒食的分配紧密相关，在食物的分配、享用过程中一旦产生私心，无论是漫不经心、别有用心或是包藏祸心，就会明白无误地反映在簠簋上。后世延伸开去，把一切不守规矩的行为都视为有“不廉”的苗头，以致“簠簋”指代的泛化。明代沈德符在《野获编·台省·王聚洲给事》载：“滇人王聚洲，以庶常授工科给事，素有才名，慷慨论事，物情甚向之。忽为郑御史环枢所劾。专指其簠簋，秽状满纸。王不待处分竟归。”可见德不配位，即令有才亦会受到口诛笔伐。清朝赵仑曾去江南任督学，为改变当时的簠簋之风，在过江时击楫发誓：如果贪一毫之私就不能生还江北。他拜谒地方官时空手而去，一时传为佳话。
清朝学者朱舜水在《伯养说》说：“公则生明，廉则生威。”公与廉在官员确立个人威信的过程中作用不容替代，可谓是最基本的规矩，而官员作为操簠簋者，须牢记初心，奉公守法，所以簠簋成了检验官员是否诚信的标尺，是官员的立身之本，只有秉持公心一碗水端平，不将公器沦为私用，才能获得群众认可。南宋刘清之《戒子通录》中说：“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意思是说话做事如能经得起检验，就是最高境界的诚信，在簠簋这样的问题上出现差错的人，在群众眼里是没有诚信不守规矩的，也得不到群众信赖，是不能执掌公权力的。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各地纷纷从“舌尖上的腐败”这样的小事着手，将不守政治规矩者清出公权力队伍，从“簠簋”入手整治政治生态，可谓抓住了廉政建设的要害，这样官员的道德底线才能守得住、守得牢、守得好。（文 陈亦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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