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回新疆休假最后一次见董老
2004年12月3日中午，接到新疆钱币学会黄志刚副秘书长的电话，说董庆煊去世了，心中一惊！那位和蔼可亲又可敬的老人、领我走入钱币研究领域的老师、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曾给过我无私帮助和支持的董老，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心中无限悲痛，想起了和董老相识及相处中的一些往事。
一
认识董老，完全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但却决定了我的命运。记得那是1988年5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大学即将毕业，面临分配。听说新疆金融研究所想要一位学历史的来从事历史货币的研究工作，我便毛遂自荐，前去联系。当时金融研究所的领导了解情况后说是钱币学会要人，但因出差在外，要我将材料留下改日再来联系。就在送我出门时，正好碰上刚出差回来上班的董老，便将我介绍给了董老。
董老详细询问了我的一些在校学习情况后，便仔细阅读了我的已安排在下期《新疆大学学报》发表的毕业论文《试论拉班扫马出使欧洲及其影响》。董老告诉我新疆钱币学会计划要编写一部《新疆钱币》彩色图集，除他之外只有一位返聘的王敏贤同志也已60多岁了，需要配个助手，考虑过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都未办成。他认为我是历史专业科班出生，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研究能力，应届毕业生情况也简单。特别听说我有一定的维吾尔语基础，他说这对研究新疆钱币非常重要，当即表示欢迎我毕业后来新疆钱币学会工作，说等金融研究所领导研究同意后将正式给行里打报告。在随后的联系中他提出既然我在校已修满课时，毕业论文也已完成，可随时来他这里帮忙，甚至想从行里给我借个自行车，以便往返。在八十年代，银行是非常热门的单位，历史系能分配到银行工作那是很让人羡慕的。在分配过程中，自然生出很多周折。完全是因为董老的一再坚持非我不要，并且态度坚决，最后我才如愿分配新疆金融研究所跟着董老从事新疆钱币的研究工作。从此，我和董老也和钱币结下了不解之缘。
董老对我的无私帮助和支持，不仅表现在当年毕业分配时坚持要我，更体现在后来他理解并大力支持总行调我去中国钱币博物馆工作。
中国钱币博物馆是在1991年3月开始筹备成立，我是1992年2月18日借调来总行参与中国钱币博物馆筹建工作的。7月29日中国钱币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这时博物馆领导希望我留下来。当时我很矛盾：一方面能留在总行在中国钱币博物馆从事钱币研究工作，这是我多年的一个愿望，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特别是从相对比较闭塞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到北京，机会很是难得。但另一方面，新疆钱币学会当时除了我就剩两位返聘的将近70岁的董庆煊和王敏贤二老，钱币陈列馆刚搞起来，有很多工作等着要做。这让我给新疆钱币学会怎么说，又将如何面对董老呢？这道难题一直困惑着，董老似乎早就看出来了。
1990年陪董老、王老去北京总行参观
记得1992年底我出差回新疆，在办公室里董老和我有一次谈话，他在简单询问了钱币博物馆开馆的情况后说：“中国钱币博物馆是全国研究钱币文化的中心，钱币实物及文献资料都很齐全，研究人员也集中，总行领导又很重视，是个很好的做学问的地方，他们想留下你来，可能也和你谈了”。接着问我的想法怎样，我如实谈了我的矛盾和困惑。他说虽然非常希望我能跟他就计划中的课题继续做下去，但他还是决定支持我留在中国钱币博物馆，他说那样对我将来更有发展。他让我不要有任何顾虑，只是希望借调的时间不要太长，这样就好调别人来接替我的岗位。否则，新疆钱币学会因无人接手，很多工作将无从开展。最后经过各方努力，我终于在1995年7月结束借调生活，正式调入总行中国钱币博物馆工作。黄志刚也才由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调入分行金融研究所接手钱币学会的工作。
二
我毕业能分配到新疆金融研究所，是因为当时编撰《新疆钱币》彩色图册急需用人。因此，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即投入了该书的编写工作中。为此，我只身深入过塔里木盆地沿线各文馆所收集资料；与从印钞制币总公司请的摄影专家贾鸿勋一同去南北疆拍摄照片。这种机会很难得，因能接触到钱币实物，便于尽快熟悉新疆钱币的概况并进入角色。但我真正步入钱币研究领域，则是从董老给我提出准噶尔普尔钱及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这两个难题开始的。
记得当初联系工作时董老曾给我看过一个钱币拓图，呈椭圆形，中间无孔，一头微尖，酷似桃仁，他告诉我这应该是普尔钱，俗称桃仁形钱。文献中虽有记载，但无图样，两面的文字在释读中似乎又和文献记载有出入。这是一个难题，但又回避不了，因为清代的红钱就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后销毁普尔钱改铸的，要研究清代红钱，必须要首先弄清楚普尔钱。
策妄阿喇不坦普尔钱
噶尔丹策零普尔钱
黄铜普尔钱
带着这个问题我认真查阅了清代有关文献，请教托忒蒙古文及准噶尔蒙古史专家。基于比较系统的准噶尔蒙古史底子于第二年（1989年）写成了《准噶尔普尔钱考》一文，认为：准噶尔普尔钱只有策妄阿喇不坦和噶尔丹策零两种面文，分别为托忒蒙文和察合台文；背文则都用的是察合台文标注的地名。铸地是南疆的叶尔羌（今莎车）。从1700年开始铸造到1760年清政府收换销毁另铸红钱为止，普尔钱的流通时间约为60年，主要流通于天山南路的广大地区及北路的伊犁一带。文中还就西藏使用普尔钱及黄铜普尔钱的来历提出了看法。
董老看后非常高兴，他说问题虽然基本理清楚了，也能自圆其说，但是文章的结构、表述的方式及遣词用句上多有重复，不够精练。指导我又重新做了调整和修改。应该讲这篇文章是和董老共同完成的，但董老坚辞不署名。该论文1989年底提交了在苏州召开的中国钱币学会成果汇报会并获大会表扬。
1989年底参加苏州年会留影
我最早知道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是因为在1989年初的一天有位会员携带此种钱币到办公室请董老鉴定。等会员走后董老告诉我，这两种钱币很奇怪，只在新疆有发现，虽然用的是唐代年号，但制作风格、工艺及选用铜料又和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唐代钱币完全不同，象是私铸。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了，但又无从解释，他要我关注这一课题。
大历元宝
建中通宝
“元”字钱
“中”字钱
带着董老的嘱托，我查阅了所能见到的有关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文献资料。特别是1993年在塔里木盆地沿线的实地考察，又掌握了更多的出土发现情况。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住在总行对面艺华招待所里（借调初期未分宿舍），我开始将多年收集的资料及考察新发现的线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到年底完成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对西域的坚守》的初稿，终于考证清楚：除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两种钱币外，还有其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都是唐代安西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为坚守西域于大历、建中年间即公元766至783年间在安西（今库车）地区铸造的，并非私铸，流通使用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是供驻军使用的。同时,借助出土钱币提供的线索，还就上元元年（760年）以后唐朝在西域的坚守情况及吐蕃攻取西域的路线等问题做了探讨。我将初稿寄给董老请他指正，他非常高兴，当即向我表示祝贺，认为解决了自宋代以来困扰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三
董老祖籍浙江温州，早年在上海就读于教会办的震旦大学，后因不愿入教而又转入北京的燕京大学，最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这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及国学底子。1947年在上海新华银行参加工作，1952年支援边疆建设来到新疆，最早在人民银行喀什及克州中心支行，1979年调新疆分行金融研究所任咨询员。他本来是学经济的，调金融研究所后才开始研究新疆钱币。但是凭借扎实的文史基础及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很快就理清了新疆钱币特别是清代新疆钱币的基本概况。他是新疆钱币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新疆钱币的鉴定及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编著的《新疆钱币》图册及《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获得了海内外钱币界的广泛赞誉，荣获了中国钱币学会最高学术奖—“金泉奖”。
陪董老接待大英博物馆汪海伦女士
董老的为人如同他做学问一样，非常谦虚、和蔼、平易近人。那时新疆金融研究所有三位老同志，董庆煊、蒋扶中、王敏贤，号称“三老”。“三老”不但在金融研究所，就是在全行都因学识渊博、为人谦和、德高望重而倍受敬重。蒋老是研究现代金融的，与流通中的货币打交道；董老和王老则是研究钱币的，与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打交道。我很有幸和董老、王老共处一个办公室（钱币学会），有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充分反映了董老无私、敬业的高尚品质。
1989年新疆钱币学会在老办公大楼8层，筹备成立了钱币陈列室。在布置展览时，董老从家里带来了一个小提包，里面全是外国货币，有一百多枚。原来这是他在海外的哥哥和妹妹因他从事钱币研究工作，而特意在国外收集后寄给他的。为了充实钱币陈列室的内容，多介绍一点外国钱币知识，董老都无偿捐献出来了。要知道在八十年代相对比较闭塞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国钱币是很珍稀的，没有无私、敬业的精神是很难做到这点的。受此影响，我也已将保存多年，在上中学时因喜爱历史而收集的十几枚古钱币，捐献给了新疆钱币学会。
我调中国钱币博物馆工作后，每次回新疆都要去看他。就在今年7月份，参加在新疆阿克苏召开的“丝绸之路”钱币专题研讨会途经乌鲁木齐时，还在新疆钱币学会副秘书长黄志刚的陪同下和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戴志强、副秘书长金德平一同去家里看望了他。当时精神、气色都不错，我们还聊了很多，不想这竟成了最后一面。
在和董老相处中，我始终有种感觉，他入错门了。他不应该在银行这种机关里工作，而应该是在院校里教书，那绝对早就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了，他也一定会是最受学生欢迎、敬重的教授。
董老以其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周围同志们及社会上广大钱币爱好者的尊重。挂在他书房，由内蒙古著名钱币学家、书法家杨鲁安先生书赠的“志士有业、泉家无钱”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我们永远怀念您，董老！
2004年12月4日晚
（原载《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