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翰先生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列有长安县文管会所藏吴虎鼎,铭文历日是: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徲宫。
我注意到李学勤先生在《西周诸王年代研究》“序”文中的文字:“吴虎鼎作于
十八年闰月,而同时出现夷王、厉王名号,其系宣王标准器断无疑义。”
1998年12月我写有《吴虎鼎与厉王纪年》,此文收入我的《铜器历日研究》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80—88页),只是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罢了。
最近读到《文津演讲录》(二)中李先生的文章,说道:特别是新发现了一件没有异议的宣王时代的青铜器吴虎鼎,它是周宣王十八年的十三月(是个闰年)铸造的,这年推算正好是闰年。(见该书112页)
吴虎鼎记录的是厉王十八年十三月天象,李先生视为宣王十八年十三月铸造的。李先生还说过:“铭中有夷王之庙,又有厉王之名,所以鼎作于宣王时全无疑义,因为幽王没有十八年,平王则已东迁了。”(见《吴虎鼎考释》,载1998年第3期《考古与文物》)进一步,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主要依据之一—所谓“支点”,大加利用,牵动就太大了。正因为这样,我就不得不再加辨析,以正是非。
一 、宣王十八年天象
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既生霸为望为十五,既生霸丙戌则壬申朔。
查看宣王十八年实际天象,加以较比,就可以明了。
按旧有观点,宣王十八年是公元前810年;按新出土眉县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逨器及其他宣王器考知,宣王元年乃公元前826年,十八年是前809年。
前810年、前809年实际天象是:子月癸丑71(癸丑02h56m)、丑月壬午、寅月壬子、闰月辛巳……实际用历,建子,正月癸丑、二月壬午……十二月丁丑、十三月丁未。()内是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所载定朔时(h)与分(m)。
前809年实际用历,子正月丙子915 (丁丑05h27m),二月丙午……十一月壬申、十二月辛丑764(壬寅02h12m)。
这哪里有“十八年十三月壬申朔”的影 子?除非你将月相“既生霸”胡乱解释为十天半月,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安插。这不是太随意性了吗?
还有,公认的十八年《克盨》是宣王器,历日是: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如果吴虎鼎真是宣王十八年器,这个“十三月既生霸丙戌”与“十二月初吉庚寅”又怎么能够联系起来呢?月相定点,“十二月庚寅朔”与“十三月壬申朔”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够硬拉扯在一起呢?丙戌与庚寅相去仅四天,就算你把初吉、既生霸说成十天半月,两者还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就否定了吴虎鼎历日与宣王十八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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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厉王十八年天象
我们再来看看厉王十八年天象。司马迁《史记》明示,厉王在位三十七年,除了以否定司马迁为荣的少数史学家而外,自古以来并无异议。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前推37年,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78年,厉王十八年乃前861年。
公元前861年实际天象是:子月戊申756(己酉05h27m)、丑月戊寅315、寅月丁未814、卯月丁丑373……亥月癸酉605、(接前860年)子月癸卯161、丑月壬申660(癸酉04h20m)、寅月壬寅219(壬寅17h32m)……。
厉王三十七年前861年实际用历,建丑,正月戊寅、二月丁未、三月丁丑……十二月(子)癸卯、十三月(丑)壬申。——这个“十三月壬申朔”,就是吴虎鼎历日“十三月既生霸丙戌”之所在。
我们说,吴虎鼎历日合厉王十八年天象,与宣王十八年天象绝不吻合。
三、涉及的几个问题
一件铜器上的历日,它的具体年代只能有一个,唯一解。为什么说法如此不一呢?
其一、对月相的不同理解,就是分歧之所在。
自古以来,月相就是定点的,且定于一日。月相後紧接干支,月相所指之日就是那个干支日。春秋以前,历不成“法”,也就是说没有找到年、月、日的调配规律,大体上只能“一年三百又六旬又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年、月、日的调配只有靠“观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观象,包括星象、物象、气象,而月亮的盈亏又是至关重要的。月缺、月圆,有目共睹,可借以确定与矫正朔望与置闰。在历术未进入室内演算之前,室外观象就是最重要的调历的手段,所以月相记录频频。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进入春秋后期,人们已掌握了年、月、日调配的规律,有了可供运算的四分历术,即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日作为历术基础来推演历日,室外观象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月相的记录自然也就随之逐步消失。
铜器上以及文献上的月相保留了下来,後人就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
西周行用朔望月历制,朔与望至关重要。朔称初吉、月吉,或称吉,又叫既死霸,或叫朔月。传统的解说,初吉即朔。《诗·小明》毛传:初吉,朔日也。《国语·周语》韦注:初吉,二月朔日也。《周礼》郑注:月吉,每月朔日也。
最早对月相加以完整解说的是刘歆。他在《汉书·世经》中说道:“(既)死霸,朔也;(既)生霸,望也。”对古文《武成》历日还有若干解说,归纳起来:
初一:初吉、朔、既死霸 十五:既生霸
初二:旁死霸 十六:既望、旁生霸
初三:胐、哉生霸 十七:既旁生霸
刘歆的理解是对的,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月相不定点,记录月相何用?古文《武成》在月相干支後,又紧记“越×日”“翌日”,月相不定点,就不可能有什么“越×日”“翌日”的记录。《世经》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胐”。足见刘歆以前的古人,对月相也是作定点解说。望为十五,《释名·释天》“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书·召诰》传:“周公摄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故记之。”既望指十六,自古及今无异词。初吉、月吉、胐、望、既望自古来是定点的,焉有其他月相为不定点
乎?明确月相是定点的,即所有月相都是定点的。不可能说,文献上的月相是定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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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铜器上的月相是不定点的。所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古以有之的月相定点说。用定点说解释铜器历日,虽然要求严密,难度很大,而正好体现出它的科学性、唯一性。
只是到了近代,王国维先生用四分术周历推算铜器历日,发现自算的天象与历日总有两天、三天的误差,才“悟”出“月相四分”。事实上,静安先生的运算所得并非实际天象,因为四分术“三百年辄差一日”,“月相四分”实不足取。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月相二分”。按“二分说”,上半月既生霸,下半月既死霸,那真是宽漫无边,解释铜器历日大可以随心所欲了。谁人相信?
其二、对铭文的理解明显不同。
李先生反复强调,吴虎鼎“同时出现夷王、厉王名号”,所以“系宣王标准器断无疑义”。
查吴虎鼎铭:“王在周康宫徲宫,导入右吴虎,王命膳夫丰生、司空雍毅, 辭(申)剌(厉)王命。”
关于“康宫徲宫”,按唐兰先生解说,徲通夷,徲宫指夷王之庙。重要的是“王命××申剌(厉)王命”这一句。后面有“申剌(厉)王命”,前一个“王”就一定是指周宣王吗?我们以为,不是。这明明是追记,是叙史。铭文中的“王”,都是确指厉王。即“厉王在夷王庙,导引吴虎入内,厉王命膳夫丰生、司空雍毅,重申他厉王的指令。”前两处用“王”,是蒙後“厉王”而省。确实的,与宣王无关。正因为这样,这个历日就与它下面的记事(厉王时事)结合,根本不涉及宣王。
其三、铜器历日不等于是铸器时日
吴虎鼎历日是叙史,与周宣王无关,更不会是“周宣王十八年十三月铸造的”。这是考古学界常犯的错误,把铜器历日统统视为铸器时日。
如果排除时王生称说,吴虎鼎作于厉王以后,或共和,或宣王,都不会错。作器者的本义是在显示他(或其先人)在厉王身边的崇高地位,于是追记厉王十八年十三月的往事。类似这种叙史,这种追记,铜器中甚多。如元年曶鼎、十五年趞曹鼎、子犯和钟……。这些铜器历日怎么能看成是铸器时日呢?
br> 张 闻 玉 2002年12月28日初稿
2003年11月30日 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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