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吴虎鼎

朱凤翰先生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列有长安县文管会所藏吴虎鼎，铭文历日是：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徲宫。
我注意到李学勤先生在《西周诸王年代研究》“序”文中的文字：“吴虎鼎作于
十八年闰月，而同时出现夷王、厉王名号，其系宣王标准器断无疑义。”
1998年12月我写有《吴虎鼎与厉王纪年》，此文收入我的《铜器历日研究》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80—88页），只是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罢了。
最近读到《文津演讲录》（二）中李先生的文章，说道：特别是新发现了一件没有异议的宣王时代的青铜器吴虎鼎，它是周宣王十八年的十三月（是个闰年）铸造的，这年推算正好是闰年。（见该书112页）
吴虎鼎记录的是厉王十八年十三月天象，李先生视为宣王十八年十三月铸造的。李先生还说过：“铭中有夷王之庙，又有厉王之名，所以鼎作于宣王时全无疑义，因为幽王没有十八年，平王则已东迁了。”（见《吴虎鼎考释》，载1998年第3期《考古与文物》）进一步，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主要依据之一—所谓“支点”，大加利用，牵动就太大了。正因为这样，我就不得不再加辨析，以正是非。


一 、宣王十八年天象

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既生霸为望为十五，既生霸丙戌则壬申朔。
查看宣王十八年实际天象，加以较比，就可以明了。
按旧有观点，宣王十八年是公元前810年；按新出土眉县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逨器及其他宣王器考知，宣王元年乃公元前826年，十八年是前809年。
前810年、前809年实际天象是：子月癸丑71（癸丑02h56m）、丑月壬午、寅月壬子、闰月辛巳……实际用历，建子，正月癸丑、二月壬午……十二月丁丑、十三月丁未。（）内是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所载定朔时（h）与分（m）。
前809年实际用历，子正月丙子915 (丁丑05h27m)，二月丙午……十一月壬申、十二月辛丑764（壬寅02h12m）。
这哪里有“十八年十三月壬申朔”的影 子？除非你将月相“既生霸”胡乱解释为十天半月，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安插。这不是太随意性了吗？
还有，公认的十八年《克盨》是宣王器，历日是：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如果吴虎鼎真是宣王十八年器，这个“十三月既生霸丙戌”与“十二月初吉庚寅”又怎么能够联系起来呢？月相定点，“十二月庚寅朔”与“十三月壬申朔”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够硬拉扯在一起呢？丙戌与庚寅相去仅四天，就算你把初吉、既生霸说成十天半月，两者还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就否定了吴虎鼎历日与宣王十八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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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厉王十八年天象
我们再来看看厉王十八年天象。司马迁《史记》明示，厉王在位三十七年，除了以否定司马迁为荣的少数史学家而外，自古以来并无异议。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前推37年，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78年，厉王十八年乃前861年。
公元前861年实际天象是：子月戊申756（己酉05h27m）、丑月戊寅315、寅月丁未814、卯月丁丑373……亥月癸酉605、（接前860年）子月癸卯161、丑月壬申660（癸酉04h20m）、寅月壬寅219（壬寅17h32m）……。
厉王三十七年前861年实际用历，建丑，正月戊寅、二月丁未、三月丁丑……十二月（子）癸卯、十三月（丑）壬申。——这个“十三月壬申朔”，就是吴虎鼎历日“十三月既生霸丙戌”之所在。
我们说，吴虎鼎历日合厉王十八年天象，与宣王十八年天象绝不吻合。

三、涉及的几个问题
一件铜器上的历日，它的具体年代只能有一个，唯一解。为什么说法如此不一呢？
其一、对月相的不同理解，就是分歧之所在。
自古以来，月相就是定点的，且定于一日。月相後紧接干支，月相所指之日就是那个干支日。春秋以前，历不成“法”，也就是说没有找到年、月、日的调配规律，大体上只能“一年三百又六旬又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年、月、日的调配只有靠“观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观象，包括星象、物象、气象，而月亮的盈亏又是至关重要的。月缺、月圆，有目共睹，可借以确定与矫正朔望与置闰。在历术未进入室内演算之前，室外观象就是最重要的调历的手段，所以月相记录频频。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进入春秋后期，人们已掌握了年、月、日调配的规律，有了可供运算的四分历术，即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日作为历术基础来推演历日，室外观象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月相的记录自然也就随之逐步消失。
铜器上以及文献上的月相保留了下来，後人就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
西周行用朔望月历制，朔与望至关重要。朔称初吉、月吉，或称吉，又叫既死霸，或叫朔月。传统的解说，初吉即朔。《诗·小明》毛传：初吉，朔日也。《国语·周语》韦注：初吉，二月朔日也。《周礼》郑注：月吉，每月朔日也。
最早对月相加以完整解说的是刘歆。他在《汉书·世经》中说道：“（既）死霸，朔也；（既）生霸，望也。”对古文《武成》历日还有若干解说，归纳起来：
初一：初吉、朔、既死霸 十五：既生霸
初二：旁死霸 十六：既望、旁生霸
初三：胐、哉生霸 十七：既旁生霸
刘歆的理解是对的，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月相不定点，记录月相何用？古文《武成》在月相干支後，又紧记“越×日”“翌日”，月相不定点，就不可能有什么“越×日”“翌日”的记录。《世经》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胐”。足见刘歆以前的古人，对月相也是作定点解说。望为十五，《释名·释天》“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书·召诰》传：“周公摄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故记之。”既望指十六，自古及今无异词。初吉、月吉、胐、望、既望自古来是定点的，焉有其他月相为不定点
乎？明确月相是定点的，即所有月相都是定点的。不可能说，文献上的月相是定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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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铜器上的月相是不定点的。所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古以有之的月相定点说。用定点说解释铜器历日，虽然要求严密，难度很大，而正好体现出它的科学性、唯一性。
只是到了近代，王国维先生用四分术周历推算铜器历日，发现自算的天象与历日总有两天、三天的误差，才“悟”出“月相四分”。事实上，静安先生的运算所得并非实际天象，因为四分术“三百年辄差一日”，“月相四分”实不足取。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月相二分”。按“二分说”，上半月既生霸，下半月既死霸，那真是宽漫无边，解释铜器历日大可以随心所欲了。谁人相信？
其二、对铭文的理解明显不同。
李先生反复强调，吴虎鼎“同时出现夷王、厉王名号”，所以“系宣王标准器断无疑义”。
查吴虎鼎铭：“王在周康宫徲宫，导入右吴虎，王命膳夫丰生、司空雍毅， 辭（申）剌（厉）王命。”
关于“康宫徲宫”，按唐兰先生解说，徲通夷，徲宫指夷王之庙。重要的是“王命××申剌（厉）王命”这一句。后面有“申剌（厉）王命”，前一个“王”就一定是指周宣王吗？我们以为，不是。这明明是追记，是叙史。铭文中的“王”，都是确指厉王。即“厉王在夷王庙，导引吴虎入内，厉王命膳夫丰生、司空雍毅，重申他厉王的指令。”前两处用“王”，是蒙後“厉王”而省。确实的，与宣王无关。正因为这样，这个历日就与它下面的记事（厉王时事）结合，根本不涉及宣王。
其三、铜器历日不等于是铸器时日
吴虎鼎历日是叙史，与周宣王无关，更不会是“周宣王十八年十三月铸造的”。这是考古学界常犯的错误，把铜器历日统统视为铸器时日。
如果排除时王生称说，吴虎鼎作于厉王以后，或共和，或宣王，都不会错。作器者的本义是在显示他（或其先人）在厉王身边的崇高地位，于是追记厉王十八年十三月的往事。类似这种叙史，这种追记，铜器中甚多。如元年曶鼎、十五年趞曹鼎、子犯和钟……。这些铜器历日怎么能看成是铸器时日呢？


br> 张 闻 玉 2002年12月28日初稿
2003年11月30日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