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称凶残威猛的老虎为「山兽之王」。民间传说也讲「门神捉到鬼后便拿去餵老虎」。可见虎是威镇阴、阳两界了。
对于虎这种大型猫科食肉类动物，研究者指出，人类与虎的「结缘」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发掘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化石中，就同时发现剑齿虎化石。继后的多处人类生存遗址的发掘，也表明凡有人类生存的地方，虎总是频繁随之出没。随着华夏文明的推进，人类群体中出现了以虎为图腾，以「虎方」为称谓的部落。先秦时期地处现重庆市东部和湖北省西部的巴国，就是一个崇虎的王国。藏者是重庆市涪陵人，涪陵有涪水，又因其有多座巴国祖陵，故称涪陵。或许藏者正是在这块崇虎的大地中出生，故在收藏玉品过程中，对玉虎格外锺意，格外留心。
吴诗池、杜迦真先生的着文以为：中国发现年代最早以虎为作品的玉虎有两件，是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均为虎首。一件是陕西神木石岑龙山文化遗物，为独立的圆雕虎首；另一件是浙江良渚文化遗存，为一玉簪，顶端饰圆雕虎首。两件皆为虎的正面像。而全身圆雕玉虎最早见于商代，仅河南安阳妇好墓就出土八件。该文图录展示的商代圆雕玉虎呈匍匐爬行状，虎生龙角，方首、方眼、八字须、张口露齿，粗尾下垂，尾端上卷。通体饰线刻云纹，尾饰节状纹。整只虎的造型为短粗头细长身，比例失调。
在杨永年收藏的十余只玉虎中，自认时间最早的是一对春秋时期（公元前476年-294年）的圆雕玉虎。一只为单虎，一只虎被人骑乘。总的形态与上述商代圆雕玉虎有传承关系，也是方首方眼，张口露齿，粗尾下垂，尾端上卷。但也有所不同：商代虎为匍匐爬行状，呈现一种拘谨的静态美；藏品虎为奔跑欲跃状，拥有一种开放的动态美。商代虎的鼻唇收缩，显得温顺平和；藏品虎的鼻唇卷翘，表露凶残霸道。商代虎的角（耳）与颈部垂直，呼应整个形体的静态；藏品虎的耳（角）与颈部平行，渲染整个形体的动态。藏品单虎长19.1厘米，高3.6厘米，厚2.4厘米；藏品骑人虎长18.8厘米，高4.8厘米，厚2.2厘米。均为青白色和阗玉，通体受沁，夹杂有白斑和褐斑。骑人虎受沁更重，有多处蛀孔。虎身和人身上的纹饰精细，线条流畅，既有阴刻线条，又有「一面坡」粗线，还有用剔地手法浮雕完成的谷纹。
春秋玉作的琢工，既有始于西周的「一面坡」粗线琢法的「遗意」，更有当时盛行的细阴线镂刻。这在所藏双虎的琢工上都有表现。春秋玉作在装饰表现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用双阴线来间隔不同图案的块面。这在藏品双虎的腰身上是「一目了然」的。
此外双虎的用料、天然沁色和蚀斑蛀孔，也表现得十分「开门」。
杨永年所收藏的战国玉虎为一只镂空雕的立体虎首。长4.3厘米，高4.2厘米，厚2.4厘米。和阗青白玉，有褐沁。器为何物，不得而知。该物挖空成半壳状，可能是一件用品的嵌件。琢工难度极高，琢工的设计语言极为丰富，具象、抽象、夸张、压缩等等均有所使用。造型和工艺特征与春秋相似。我之所以认为它是战国玉作，是以器物中部出现的绳纹为重要依据的：研究者指出绳纹，又名陶纹，在春秋的出土玉作中未有发现，其最早出现在战国的玉饰中。
杨永年还藏有两只秦汉时期的圆雕玉虎。一只呈跃跃欲试状，长8.5厘米，高2.1厘米，厚1.1厘米。白玉，少量水糁和褐色糁，整个造型与春秋战国的圆雕玉虎相似，只是神色上少了一点神威和勇猛，形体上少了一点空灵和潇洒。但仍有三处值得玩味，其一，眼饰由臣字眼变虎眼。这种在战国至汉代创造出并广泛使用的眼纹，是在阴刻的「橄榄形」、「水滴形」、「圈纹」的上端阴线往前后延伸来表示的。这种「虎眼纹」一直延续在明清的玉作都在使用。但我就此作过一些粗浅的比较，感到秦汉的虎眼纹多以「橄榄状」和「水滴形」为眼球，其延伸线弧度较大，有力度感。明清虎眼纹的眼球多为管钻的圆圈，缺乏生气，延伸线弧度软弱。其二，背部的纹饰由点线发展成面。火焰纹逐渐为老虎的专用饰纹。其三，硬化了虎尾的力度，并饰以节状纹。这大概是呼应文学中对「虎尾钢鞭」的形容。另一只为抽象的虎形柄器，长7.2厘米，高2.4厘米，厚1.7厘米，和阗白玉，有天然的饭糁和褐泌。杨永年是这样判断该件也为秦汉时作的：中国历史行进到秦汉，也就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门坎。玉作在这个时段，「礼仪玉进一步衰弱，丧葬玉进一步完善，装饰玉进一步调整，实用玉器及艺术品进一步增加」。文前已提到春秋先秦时期，楚人对虎的态度，已是喜惧参半。新兴的统治者总是要创造自己的偶像来替代过往统治者拥戴的偶像，所以早在战国时期，龙凤玉作已替代虎形玉作成为主宰了。汉朝已形成泱泱大国态势，统治者对「王」的理解和内涵要求，大概那个流行了数千年的司空见惯的老虎已不能满足了。正好这时从西域输入了从未见过的狮子，将狮子的形象变异，将狮子的身世神化，新创的玉作「辟邪」，一定会比旧时的玉作「老虎」，更新鲜更神威，更具备威慑力和诱惑力。这种认知导向一定会在中西交流更加广泛，艺术追求更加丰富的唐朝发扬光大的。相信「玉辟邪」加速了对「玉虎」的替代。宋朝开始，玉器作为特殊商品进入流通市场，玉作向世俗化倾向嬗变。广泛众多的玉作题材产生了，就更加减少玉虎的出世量。从另一个认识层面来看，宋以后，陪葬玉甚少，没有较多的出土玉虎作参照物，我也不敢认定一些传世的玉虎为宋元时的作品。当然，作为汉以后玉虎的变异，如唐时玉辟邪，宋时玉飞虎帽顶和元时的虎头鱼身的摩竭，杨永年亦有收藏。但可能已是「张冠李戴」了。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尾声和终结，也萌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胎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必然促进「人本主义」的进一步确立。人们开始消解对于虎的王道与霸道的崇尚，「马马虎虎」这句成语的流行大概算是一个注释。于是虎文化萌生出了新鲜的亲民气息，民间视虎为健康、吉祥的象征，认定虎具有驱魔祛邪、迎迓财富的功能。「虎」、「福」也因同音而被相互代用了。明清的玉作虎也和同时代的诸种诸类器物一样，必须与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必须去满足当时人民对生活的新的需求。这样明清玉作虎的形象寓意和派生的艺术情趣，就更趋向世俗化、大众化和吉祥化。为了满足市场强劲的需要，在制作中形成规格化，就是说去依样「雕」与「刻」，于是成品散发出一股「工匠味」。当然，这不意味着明清玉作没有区别。在我收藏的六件明清玉虎藏品中，杨永年是从材质、做工和足掌下的月牙形刻记来认定是明代玉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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