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段炼
汉代玉器的琢制风格，在继承春、战时期玉作风格与技法的同时，已经开始出现了偏重于写实主义风格的玉作。在这一时期，从所琢玉器的工艺和技巧来讲，可以说是对上三代的总结。单从工艺技巧而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两汉玉器的加工制作工艺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继新石器中期良渚文化玉器以来，中国玉文化史中，又一颠峰。
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器制作，在两汉玉器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作为神圣礼器的部分玉器已经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这已经说明传统的宗教和审美意识在这一时期已经发生了改变，使得玉器更加的贴近了生活。比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载的以玉作六器中的琮、璋以经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消失，圭的制作和选材相应的来说也比较粗糙，这是因为宗教礼器用玉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已经远远无法和上三代相比拟。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玉文化走下神坛，更加贴近王侯日常生活的时期。取而代之的是，进一步成熟的宗教哲学思想和反映神圣王权统治思想为主体的新兴玉作礼器。“四神兽”做为这两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两汉期间盛行不衰。
两汉时期，人们更加推崇具象化的审美意识，偏重于理性化的思考方式。所以，所琢玉器，仅从造型来讲，已经更贴近生活中所看到具象化的事物，器形的选择也更加贴近生活，反映对象更加形象，造型更加的精准、生动，整体制作风格于凝重之中透露出灵动，更加强调了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广泛用于生活中日用器皿的玉器逐渐增多，与当时所流行其他材质加工制作的日常生活用具造型大相径庭，比如：盒、盘、觞、杯、卮、碗、壶、瓶、勺、尊、带勾、剑饰，刚卯、严卯、印信、司南、各种人物、动物、飞禽等等在玉作中大量出现。另外，一些器型较大的圆雕陈列玉器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这也是继商代、西周以后所少见的。
葬玉的加工，在两汉时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这是因为，统治阶级以流行于当时盛行的宗教哲学理论为依据，使他们相信，以玉敛尸可使人肉身不化。所以，玉匣的加工制作应运而生，加工的精准程度无以复加。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河北满城汉墓、徐州狮子山汉墓、广州南越王汉墓所出土的玉匣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丧葬用玉在两汉时期，占有无法比拟的重要性。玉枕、玉晗蝉、玉握等九堵用玉也大量的在丧葬用玉中流行，甚至在这一时期，富足的平民阶层和普通官僚阶层也开始效仿王用葬玉中所出现的玉握玉晗等九堵。
在两汉时期，丧葬用玉不论从理论基础的系统化和琢制工艺来讲，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两汉时期的用玉阶层，还是以王玉为主。统治阶层对玉器的佩带和使用还是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的。对于用玉材质，也还是比较讲究。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东汉文学家许慎对玉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所著《说文解字》中载：“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所具备仁、智、义、勇、洁的五个特征。具体来说，具有坚韧的质地、莹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这五种特征的美石，才被认为是玉。根据以上对玉材质的分析，说明两汉期间，所采用玉质，符合以上五点特征的，基本上还是以新疆产和田玉为主。民间用玉所使用多为地方杂玉为主。进入东汉的中晚期，明显可以发现，新疆和田玉的用量在减少，而从目前出土玉器来看，一部分日用玉器和礼器用玉，已经采用辽宁岫岩玉和宽甸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黄玉和地方产杂玉等材质的玉料进行加工雕琢，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博物馆所陈列的出土玉器材质上可以明确的看到，一些我们平时所说的“青黄玉”就是典型的宽甸玉质地。
从两汉玉器加工工艺技法来说，在继承春、战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因为统治阶级与玉工的审美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对玉器的加工和创造，在继承春、战玉器风格的同时，更偏重于整体造型具象化的理性思想的反映，并且渐渐的脱离了春、战时期，玉作抽象化感性思想的束缚，从而表现出更为活泼、灵动的风格。
从加工工艺来讲，这一时期的玉器，所流行的玉器加工技巧一般可分为五种。
1、镂空雕琢的工艺技法大为流行，并在两汉期间达到了已臻化境。
2、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在这一时期，也走向更加精准的理性化。主要是对要反映的物体进行浅立体准确表述的琢刻方法。比如加强了对龙、凤、虎、犀及人物、动物的结构与肌肉质感的刻画，对造型的掌握已经走向成熟，从而基本摆脱了春、战时期，一味突出感性的、抽象的神秘主义色彩，以繁密的一面坡、浅浮雕、游丝线方法来装饰玉器内饰，而忽略了玉器整体造型的改变。
3、另一种源于新石器时期，成熟于春秋时期的琢玉方法，就是游丝阴线装饰方法的加工技术，在两汉时期也达到了颠峰，纹饰转折美妙，飘逸健劲，极赋张力，刻画对象造型精准中透出艺术性的夸张，与镂空雕、浅浮雕有机的组成一件玉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4、圆雕技法在两汉时期走向成熟，造型的准确，神态的把握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后来，乃至今日圆雕玉作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
5、除固有的玉质印信以外，在佩玉或礼器玉器的设计中，有机的将文字加入玉作之中。这一点，还是因为审美意识由抽象化向具象化的方向改变的结果。为了能够更加具象化的反映出玉器的功用，在镂空玉璧、刚卯、严卯等佩饰和礼器玉作上出现了大量说明功用的文字吉语，比较典型的吉语有“长宜子孙”、“长乐”、“益寿”等等。两汉玉器上的这种吉语文字，一般运用方式是与玉器整体设计在一起，以镂空的雕琢方法，使文字更加突出，并且融入玉器之中，在明确表达了含义同时，又相得益彰。用在严卯、与刚卯上的辟邪咒语，以“正月卯日或疾日严卯”做首语的文字，所采用的是阴线琢刻的方法。对玉器上文字的琢刻表现形式有阴线雕和镂空雕这两种。
根据以上这几点来综合分析，两汉玉器的艺术风格，在熟练的技法为基础下，充分的、有针对性的对所表现的物体加工制作的同时，并附加文字说明，反映出当时的审美意识已经开始向理性化、具象化写实主义转变。这在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是没有的。
总的来说，流行于两汉时期的玉器加工工艺，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两汉时期玉器加工工艺和整体设计思想，其实是对夏、商、周玉器加工工艺技法的总结。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时期的玉作上，清晰的看到中国玉文化和玉器加工技法承上启下的发展脉络。
也正因为这种理性写实风格玉作的兴起，一方面摆脱了上三代幻化的神秘主义造型风格；另一方面，因为琢刻技术的提高，造型能力的加强，反映对象的方式更加精准，也逐步失去了玉器固有的神秘主义色彩。
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的玉器琢制，从西汉中期的繁盛，到西汉末的衰退，历经短暂的大新，特别是到东汉以后，虽然经过了短暂的中兴，随即又进入连年的战乱和政局混乱的状态当中。社会整体动荡，造成玉器的加工急剧的走向颓势。中国玉文化在东汉时期已呈现出渐渐衰退的迹象。
从另一方面来客观的评价两汉时期玉器的特征，我们不难发现，精准的实体反映，更注重做工的机巧，过分强调视觉的艺术性，也使这一时期玉作失去了不少本应从宏观上应该具备的内在神韵。两汉时期玉器的制作的主流风格，使得浮华替代了雍和；繁复替代了雄奇；飘逸替代了凝重；机巧替代了壮丽。片面的追求玉作至精、至细的同时，也相应失去了做为玉器所应具备的厚重文化风范，在片面强调了具象、微观神韵的同时、在求形精准的过程中，失去了做为玉器所应该具备的内在精神；失去了做为玉器最重要的神圣、神秘化的内在气韵。也使我们今天可以较清晰的看出两汉时期玉器所强调的功用性和视觉性，强调技巧表现性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