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以前玉器上的人工染色
笔者曾经对中国占代伪占玉产生的时间问题做过研究，认为：在宋代，伴随着仿古玉和玉器市场的出现，伪古玉也应运而生了，南宋文人周密的笔记《志雅堂杂抄》和元代人脱脱所撰《宋史》中，都记载了宋人对玉器进行辨伪的情况，不但证明宋代已经出现了伪古玉．而且说明当时人已经具有了辨伪的意识和行为。由于宋人受金石学以钟表鼎彝器和石碑刻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影响，在鉴赏玉器时偏重于款识的内容、字体及雕工，因此伪占玉制作者也投其所好，在铭文上花大气力。关于宋代的伪古玉是否已经使用人工染色技术来制作假沁色，目前还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但一些后世的文献和染色的玉器实例可做为研究的参考资料。
目前在宋元时期的文献中还未发现有关人工染色技术的记载，关于宋代玉器上人工染色的情况，只是在清嘉道时期的玉器鉴赏家陈性《玉纪》一书“辨伪”一节中，有如下记载： “更有宋宣和、政和间玉贾赝造，将新玉琢成器皿，以虹光草汁罨之，其色深透，红似鸡血，时人谓之得古法，赏鉴家偶失于辨，或网之获重价焉。此等今世颇少识家，呼为老提油者是也。”陈性为清代人，所记宋代用虹光草汁染色制作老提油伪古玉的事情，可能是听别人的传说，不是十分可靠，但也非常值得重视。
关于宋代的人工染色，除了陈性的“老提油”之说，民国时期还有“宋仿苏烧”之说。目前被认为属于“老提油”或“宋仿苏烧”的玉器具有如下特点：玉质均是上好的和田玉，造型、纹饰多仿战国和汉代，尤以韘形佩和带钩为多，做工细致精湛，磨得非常圆润，通体或局部呈现或深或浅的琥珀色沁，沁色看起来很自然、很“老”，给人总的感觉是很好的占玉，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作三代、唐宋时期的真品玉器来看待（图l、2）。以我们现在的认识能力来看，这类玉器为“伪古玉”，上面的沁色为人工染色，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其制作的年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认为它们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宋代，即“老提油”或“宋仿苏烧”；二是清代，即乾隆《玉杯记》所说的“琥珀烫”。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激苹女士在读过笔者关于宋代伪占玉④的观点后，于2010年3月15日给笔者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说： “我目前的想法是，可能许多以前的玉器到明晚期才再被染色，包括故宫的黄玉鸭以及荷叶笔洗（荷叶杯）。因为明晚期的收藏风气让卖玉器的将商品加以染色，所以我院藏玉几乎从史前到明代，多被加染，只是染剂与染技还分许多种，高下有别。”笔者认为，前代的玉器在伪古玉生产的高峰时期——明代晚期被染色，可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还不能因此而排除宋代玉器上已经使用人工染色技术的可能性。
在某些出土的元代玉器上，表面的沁色不是十分自然，具有人工染色的特征。如上海市松江区西林塔出土的一件元代青玉双螭纹圆角方环，浮雕螭纹的身上有深浅不一的酱色斑块，看起来死板生硬，而且裂纹处的颜色较深并沿裂纹渗入，而下面方环部分的玉质则十分’干净，不似自然形成的沁色（图3）⑤；同时出土的灰白玉螭纹剑璏玉质如新，局部的褐色铁沁看起来外浮，不自然 （图4）。传世的金元时期春水秋山题材玉器上，也可以经常见到人工染色形成俏色玉雕的情况（图5）。如果元代已经较多地在玉器上使用了人工染色技术，那么陈性所说的宋代染玉的事也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宋代已经出现在玉器上进行人工染色的技术了。
二明代玉器上的人工染色
从出土及传世的一些明代玉器实物上看，明代的人工染色技术已经很普遍了。江苏省江宁县明沐睿墓出土了一件双螭耳玉杯，上面的橙色斑点很鲜艳，而玉器的质地也很好，所以这种斑点不可能是在地下埋藏过程中形成的沁色，应该是在人士之前人工染制的假沁色（图6）；在上海市龙华乡明代嘉靖年间墓中出土的一件瓜果纹玉带扣上，浮雕的瓜果部分为不均匀的黄褐色，颜色在裂纹处较深并且沿着裂纹的走向渗入，而且有颜色的部分与下面纯白的玉质反差强烈，具有人工染色的特征(图7)；在上海市浦东区明嘉靖年间陆氏墓中出土的一件透雕玉牌饰，玉质为青白色，在透雕花纹部分的断面及凹陷处，都附著着象烟油似的物质，这种仿佛旧色的物质并没有渗入玉质的肌理，又不像出土环境下附著的泥土那样可以轻易去除掉，应该是在玉器入土前有意涂抹的有色物质，其目的就是想让玉器带有旧色，冒充古旧玉器（图8）。在传世的明代玉器中也常见类似的人工染色的情况（图9、10）。如果将这种冒充古玉自然沁色的人工染色技法应用于模仿古代造型或纹饰的玉器上，用以冒充古代玉器，欺骗买者，牟取暴利，那么这样的玉器就是名符其实的伪古玉。
从明代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玉器收藏家非常重视古玉的沁色，把沁色作为古玉的真品特征和赏玩的重点。但他们对沁色的认识尚处于低级阶段，对通过人工染色技术制造的伪沁的情况也知之甚少，甚至像高濂、张应文这样的著名收藏家都认为“血浸”、 “尸古”、 “黑漆古”、 “水锈”、 “土古”等都是古玉的自然沁色， “似难伪造”，可见他们的头脑中尚无人工染色制造假沁的意识，也没有辨识这类假沁的能力。
曹昭所撰《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共3卷，我们现在常见的是经王佐增补为13卷的版本，名为《新增格古要论》，这是存世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书中的记载反映了明初伪古玉生产及收藏家辨伪的情况。在“古玉”条目下记载：“古玉器物，白玉为上，有红如血者，谓之血玉，古人又谓之尸古，最佳。青玉上，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者，价低。”作者认为上述玉器的颜色变化都是古玉的特征。现在我们知道，传世的明清玉器中所谓的 “血玉”、 “尸古”、 “黑漆古”其实都是人工染色的结果。通过对《新增格古要论》部分记载的分析看，可以推测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在明代初期甚至更早的时间，在伪古玉的做伪手段中，已经使用了人工染色技术，但由于制作伪古玉都是在隐秘状态下进行，不为世人和收藏家所知，加上当时人对古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都不知晓这种做伪方法，把它们当作是古玉真品的特征来欣赏，又被曹昭这样有文化素养的收藏家以出书的形式加以记录和宣扬，更给世人造成了错觉。
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产生了一批商业新贵，他们为了避免被视为庸俗之辈，附庸风雅，大量收购古物，强大的购买力诱使玉工制作出大量的伪古玉，在明代后期形成了制作伪古玉的风潮，这是中国玉器史上伪古玉生产的第一个高峰阶段。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制作伪古玉的手法高超多样，达到了“乱真”的程度，这从当时文人高濂的《燕闲清赏笺》和张应文的《清秘藏》中的记载得到认证。因为他们都是当时的收藏家，记述的又是当时的历史现状，因此这些文献的可信度比较高。
高濂所著的《燕闲清赏笺》约成书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其中《论古玉器》专门针对当时伪古玉生产的记载，如：“至若古玉，传世者少，出土者多，土锈尸侵，似难伪造。凡古玉，上有血侵，色红如血；有黑锈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圆滑，谓之尸古；如上蔽黄土，笼罩浮翳，坚不可破，谓之土古旧；见一玉半裹青绿，此必墓中与铜器相杂，沾染铜色乃尔，亦奇物也。” 与明初曹昭一样，认为玉器上的各种颜色或为玉料的天然颜色，或为出土古玉的自然沁色，“似难伪造”，头脑中仍然没有认为玉器的沁色存在人工染色造假的意识。
张应文，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藏书家，著有《清秘藏》，在《论玉》一-节中对古玉的沁色也有所涉及： “玉器古色、土锈、血浸略多（原文注：土锈谓玉蔽黄，黄土笼罩浮翳，坚不可破，一种佳色自不同，非若血浸古，原质与改制不易辨，似难伪造）。铜浸盖少翡翠色，水银色特一、二见耳。”张应文与高濂为同时代人，他们对玉器及伪古玉的观念也大致相同，也认为古玉的各种沁色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伪造的。
通过对传世的明代玉器和文献资料分析，可以断定明代玉器上确实存在人工染色；结合明代后期伪古玉盛行的情况，可以推断在明代的伪古玉制作中，已经采用了人工染色制作伪沁，只是当时的鉴藏者尚没有辨识这种假沁色的能力而已。
三清代前期玉器上的人工染色
虽然明代已经有人使用人工染色技术来制作伪古玉，但并未被古玉收藏者和辨伪者所识破；到了清代，情况则有所不同，一些鉴赏者的心中已经有了人工染色可以制作假沁的概念，并且有一定的辨别真假沁色的能力。明末清初人谷应泰（1620-1690年）就已经知道玉器上的沁色有真伪之分，并知晓部分人工染色的秘密。他在《博物要览》卷七的《辨新旧玉器颜色工作》条目下记载：“玉器如汉、唐、宋之物，入眼可辨，至若古玉存遗传世者，少出土者，多土锈、尸浸，似难伪造。古之玉物，上有血浸色红如血，有黑锈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圆滑，谓之尸古。如玉物上蔽黄土，笼濞浮翳，坚不可破，谓之土古……南中良工伪造古玉器法，以苍黄杂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器物，以药薰烧斑点作血浸尸古之状，每用乱真，以得高价。”虽然谷应泰仍认为“土锈”、 “尸浸”、 “尸古”、 “土古”是古玉的自然特征，但已经知道伪造古玉器的方法中有“以药薰烧斑点作血浸、尸古之状”，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人工染色技术最早的文字记载，它不仅明确指出清初己有用薰烧之法伪造古玉沁色，同时也说明此时已经有人能够辨识这种伪古玉了。
乾隆皇帝所作御制文《玉杯记》，真实地记录了清康熙时期苏州玉工以人工染色技术制作伪古玉的事实，这段文字被刻于两件木盒上，其中一件木盒内盛装白玉双婴耳杯（图11），另一件木盒内盛装青玉双螭耳圆杯及托。这段文字所写的是乾隆皇帝所亲身经历的事件：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一天，乾隆皇帝在玩赏一件古玉杯时，发现玉杯表面附著一层类似粘稠粥汁样的东西，形成磋手的凝结层，不知其为何物而又不能解释，便给玉工姚宗仁看。姚宗仁认出此杯是他祖父所制，接着讲了其父亲教授他的以琥珀“淳炼之法”、 “染玉之法”，这很可能就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谓的“琥珀烫”）。姚宗仁于乾隆初年在清官造办处供职，根据《玉杯记》的写作时间，推测其祖父应主要生活于康熙中期的苏州。因此可以肯定，在康熙年间苏州已经出现了用来骗人的人工染色制作伪沁技术，而且技术高超，作品能够蒙过多层官员的眼力而成为清官的收藏品，甚至见多识广、精于鉴赏的乾隆皇帝也险些“失辨”。
四清代中期玉器上的人工染色
清乾隆时期是清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伪占玉生产更加兴盛，是中国玉器史上继明末之后第二个伪古玉生产的高峰阶段。受宋、明以降文人好占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乾隆皇帝尤其喜爱“三代”古玉，亲自组织收集，并鉴别定级，对其中佳品作文或题诗加以咏赞，并命玉工将诗镌刻在该件玉器上，上文所说的刻有《玉杯记》的白玉双婴耳杯即属此列。在这些乾隆皇帝专为玉器而作的御制诗文中，有不少零星的描述古玉器外貌特征的词语，如“土华”、 “晃采”、 “绀色”、“磷文”、 “葆光”、 “冻梨”、 “血浸”、 “土浸”、 “土锈”、 “烧染”等，其中有的是自然沁，有的就是人工染色。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御制诗《题汉玉璧》中有“质以天全容以粹，世间烧染自纷陈”之诗句，反映了乾隆中期以“烧”和“染”两种方法制作伪古玉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在作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御制诗《赤玉韘》中有“本来五色备，血浸只虚言”一句，其注如下： “《说文》玉有五色，今和阗贡玉诚五色皆备，所谓蒸栗、鸡冠、土华、磷蹁者，不一而足。问之，则称河中岁久，受天地精华之气而然。乃知人土、出土、土浸、血浸之语未必尽实也。”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自己也对它们有所怀疑和否定，说明乾隆皇帝的辨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海内外的公私收藏品中，有一批镌刻千字文编号的玉器，从编号的数字推算应有二百件左右，造型仿各种古玉形饰，大多加刻“乾隆年制”款，是专供乾隆皇帝玩赏的仿古玉。其中有一部分玉器上面还以清代流行的“烧”、“染”人工染色技法制作假沁色，如：“辰字十三号”兽面纹玉斧通身包裹酱褐色，局部呈黑色，即所谓的“琥珀沁”和“水银沁” （图12）； “火字七十五号”有肩玉斧上的“黑漆古沁”（图13）等。这样的玉器若进入流通市场，很容易转化成伪古玉。
乾嘉时期著名文臣纪昀（纪晓岚）在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余在乌鲁木齐时见故大学士温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阁，质理莹白，面有红斑四点，皆大如指顶，鲜活如花片，非血侵，非油炼，非琥珀烫，深如腠理，而晕脚却四散，渐远渐淡，以至于无，盖天成也。公恒以自随，木果木之战，公埋轮絷马，慷慨捐身，此物想流落蛮烟瘴雨间矣。尝记贾人持一玉簪，长五寸余，圆如画笔之管，上半纯白，下半莹澈如琥珀，为目所未视，有酬以九百金者，坚不肯售，余终疑为药炼也。”书中提到了“油炼”、 “琥珀烫”、 “药炼”等人工染玉法。估计所说的“油炼”可能就是后世所谓之“油炸侩”； “琥珀烫”与上述姚氏“染玉之法”类同； “药炼”是用某种药材煮烤染玉，或即后世之“血竭染玉”。
乾隆皇帝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御制诗《咏汉玉辋头》的注释中，有“今之为伪古玉者，色似油污，镌纹不深，且质体粗笨，不过省其工而眩一时”之语，指明乾隆后期人工染色的颜色像油污，不透亮、不乾净，效果大不如以前的“琥珀烫”效果，这样做是为了省工省时，谋求高额利润。次年（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咏汉玉辋头瓶》中又重申了他的看法，其诗云： “就其土浸精炼染，半真半假出匠师，然其假亦数百载，远胜油污今所为。”其注云： “染玉之法亦有其道，今之伪为者率以油渍，与圬者圬墙了无以异，详见昔所作《玉杯记》。”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伪商代玉燕，就是通过人工烧烤手段制成的假沁色，颜色呈较深的酱褐色，而且有些油腻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可能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这种“色似油污”一样的假沁（图14）。
清代的人工染色技术得以大肆流行，与清人尚古爱沁的风尚有很大关系，因此这种技术在伪古玉上应用最多。从传世的玉器上还可以看到，这种人工染色技术在清代不仅仅是应用在伪古玉上，也应用于时作玉器和汉魏以前的真品古玉上。这件青玉笔筒是典型的清代时作玉器，在表面雕竹子图案的部位和口沿部位有非常鲜艳的橙色，从玉料的新旧程度、颜色的部位和成器的时代上可判断，这种颜色不会是沁色，也不会是仔料的皮色，只能是人工染色的结果（图15）。鼻烟壶和扳指这两个器类是清代新出现的时作玉器品类，这件青玉鼻烟壶上明显是施用了人工染色技术，为了便于着色，玉工先在染色处凿了很多小疤痕。从染色的效果可以看出，在凿出疤痕和烧烤较重的部位颜色较深，似烤糊了的干粮；在其周围颜色逐渐变浅，形成“牛毛纹”的效果(图16)。这件玉扳指（图17）是清代的时作玉器，并未经过入土埋藏，因此它的鸡骨白色沁应该是人为处理所致。器体上部有一块土灰色斑块，可知此器玉材·本质不佳，石性较重。鸡骨白部分有纵横交错的裂隙，是对玉材加热、冷却的过程中由于受力不均所致。
这件玉剑璏（图18）呈长方形造型，正面以高浮雕技法雕琢螭纹，螭纹为四足兽形，双肩撑起，腰部下陷，臀总翘起，身体呈较大幅度的S形弯曲状；头部两耳下搭，脑后一独角后甩，眼角下垂，鼻染打凹，似有悲伤之表情；颈长而粗，弯转有力，上饰三个小圆圈纹；身体较细长，背中打凹，凹陷处阴刻肋骨；四足匍匐，尾较长，尾端雕成卷曲状。器体下部两端稍突起，在稍靠前部位雕有一用以穿带固定的方形銎孔，孔的内外均可见横向平行的金属丝拉切痕，是典型的魏晋时期的造型、纹饰和做工。但是，它表面的沁色非常鲜艳，有绺裂处颜色呈深酱色，从背面和侧面沁色浅处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玉质，与清代的“琥珀烫”如同一辙，因此推测它是清宫收藏的魏晋时期的玉剑璏，在崇尚沁色的清中期又被施以人工染色，才成为现在的样子。
五清代后期玉器上的人工染色
从文献和实物两方面的资料来看，清代后期，在宫廷玉作生产衰落的同时，民间的玉器生产反而空前兴盛。随着民间玉业的发展，伪古玉的生产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阶段的伪古玉以人工染色为主要做伪手段，达到了“十伪九染”甚至十伪十染的程度。由于一些热爱玉器收藏的文人把他们的收藏经验著录成书，使我们能够对这一时期的人工染色有相对多一些的了解。
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当推陈性的《玉纪》。陈性是嘉庆至成丰时期的江阴人，《玉纪》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已撰成，但并未即刻正式刊行，仅以钞本形式流传；光绪十三年(1887年)金吴澜试印百本，流传于世，以后又有多个版本。《玉纪》中列举了很多古玉沁色的名称： “至于旧玉，则当分别外沁之色，所谓沁者，凡玉入土年久，则地中水银沁入玉里，相邻之松香、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皆随之浸淫于中，如下染缸，遇红即沾红色，遇绿即沾绿色，故人士重出之玉，无有不沾颜色者。若无水银沁入，虽邻颜色，亦不能人玉中也。有受黄土沁者，其色黄，色如蒸栗，名日坩黄，若受松香沁者，色更深，复原时酷似密蜡，谓之老玵黄；有受靛青沁者，其色蓝，色如青天，名日王甘青，此青衣之色，传染沁入有深浅不同，有深似蓝宝石者，谓之老坩青；有受石灰沁者，其色红，色如碧桃，名日孩儿面，复原时酷似碧霞玺宝石；有受水银沁者，其色黑，色如乌金，名日纯漆黑，漆非地中之水银，乃古死殓尸之大堆水银沁之，方有此颜色；有受血沁者，其色赤，有浓淡之别，如南枣北枣，名日枣皮红，此乃尸沁，非洁物也；有受铜沁者，其色绿，色如翠石，名日鹦哥绿，铜器人士年久，则青绿生，玉适与之相邻，为其传染沁入，复原时似翠石而更娇润。此外杂色甚多，有朱砂红、鸡血红、樱毛紫、茄皮紫、松花绿、白果绿、秋葵黄、老酒黄、鱼肚白、糙米白、虾子青、鼻涕青，以及雨过天青、澄潭水苍诸色。受沁之源难以深考，总名之日十三彩。” 从这些可爱的沁名和行文的语气，可见作者对沁色的喜爱之情，对共真实性也是深信不疑的，但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好听的沁色名称中，有一些其实是人工染色技术的杰作。
当然，陈性对当时的某些人工染色技术也是有所了解的，在《辨伪》-节中除了记载宋代用虹光草汁染制老提油伪占玉之法，还记载了当时常用的新提油染色法： “比来玉工每以极坏夹石之玉染造，欲红则入红木屑中煨之，其石性处即红，欲黑则入乌木屑中煨之，其石性处即黑，谓之新提油。初仪苏州为之，近则遍处皆是矣。”认为“新提油”之法始于苏州，嘉道时已普遍使用。由于《玉纪》-书流传广、‘影响深，其中关于伪占玉的一些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清末民国的许多文人著作中都沿用了他的说法。
光绪年间刘心滛作《玉纪补》，文中不仅补《玉纪》之未述者，同时还对《玉纪》作了必要的修正。书中介绍了当时流行的几种伪古玉的做法及其辨伪方法，如角头古玉、伪石灰古、羊玉、狗玉、梅玉，风玉、叩锈和提油法等，这几种制作伪古玉的方法都使用了人工染色技术，可见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作伪方式。
光绪年间（1889年）徐寿基撰《玉谱类编》，记载了几种伪造古玉方法，其中大部分也是用人工染色： (1)仿鸡骨白：用火煨玉，仿地火沁成的鸡骨白； (2)仿水银沁：用提油法，用乌木屑煨黑； (3)老提油：先用文火煨玉数昼夜，用硵砂、蟾酥、红光草汁染罩，复用火逼，使入玉里； (4)血竭提油：用血竭染玉为之； (5)琥珀烫：用车轮旋转之法，使玉与琥珀相揉擦如火热，琥珀之液自流人玉理； (6)锈工：则用乌梅水与硝磺、铁屑和玉同煮，更兼久浸，则成烂斑，宛如水锈；作虫蛀孔，颜色并能深透； (7)伪香土：近来作伪者，于颜色之外，更加香料或用沉香油，使如香土； (8)玉夹石：半玉半石，其为石处颜色易假； (9)土头接色皮划：因提油又名皮草接色，若本系土头，更加提油，则名土头接色皮草。
在实物资料方面，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盒伪古玉可做标本。这盒玉器共8件，为清光绪时期文人金齿褐夫的收藏，因其藏家姓氏明确，收藏年月具体，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为当时制作的伪古玉，为我们了解清末民间伪古玉生产的状态及收藏者对玉器的辨识能力，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重要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用以盛装8件玉器的是一个犀角镶嵌紫檀圆盒，其外又包镶素木套盒，盒盖刻8件玉器的名称及题记。在圆形素木盒盖的正中，阴刻一竖列大字行书“雕漆犀角嵌镶紫檀圆盒”；行书的两侧以小字行书刻写盒内玉器的名称： “黄玉血浸珑、水银浸朱砂点发箍、水银浸透白质三螭椭圆系璧、水银石灰浸双螭抱珥系璧、秋葵质血点浸虯佩、青玉血浸兽头佩、秋葵质水银雄黄浸璏、秋葵质血浸牛毛文事珌。”左下角为收藏者题记：“光绪王寅秋，养疴京寓，所得古玉多精品，摩挲遣日，辑装袭藏，以诒世之玩物而不丧志者。金齿褐夫识。”字体秀美，文人气息十足。经查核，盒内所装玉器与所刻器名、件数相符，应是原配。
金齿褐夫身世不其明确，从题记可知：这8件玉器，为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在京寓养病时收得，可作为其年代的下限。以笔者的判断，这8件玉器绝大多数是清代后期制作的伪古玉，而且几乎都使用了人工染色假冒沁色的技术。所谓的“黄玉血浸珑”实为清后期伪占龙形玉环（图19）； “水银浸朱砂点发箍”实为清后期黑漆古玉扳指（图20）； “水银浸透臼质三螭椭圆系璧”实为后期伪古三螭纹椭圆玉佩（图21）； “水银石灰浸双螭抱珥系璧”实为后期伪古双螭纹椭圆玉佩(图22)； “秋葵质血点浸划佩”实为清后期伪古龙形玉佩（图23）； “青玉血浸兽头佩”实为清后期伪西周玉鸟（图24)； “秋葵质水银雄黄浸璏”实为清后期伪汉玉剑格（图25）； “秋葵质血浸牛毛文珊”实为清伪汉玉剑珌(图26)。金齿褐夫的这批收藏，基本都是以人工染色技术制作的伪古玉，一方面反映了清后期伪古玉盛行的情况；而另一方面，收藏者却认为它们都是真古玉，而且还鉴为精品，说明当时的收藏家辨识真假古玉的能力还是相当差的。
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的玉器市场极大繁荣，刺激了市场对古玉的需求，导致伪古玉生产的兴盛，使清末民初成为继明末和清中期以后的第三个伪古玉生产高潮时期。从这一时期的文献和实物看，伪古玉的做伪方法仍以人工染色制作假沁为主，人工染色的方法与清后期大致相同，只是因为追求速成而导致色泽更加粗糙恶劣。
注释：
周晓晶： 《略论宋代的仿古玉与伪古玉》，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编著《玉文化论丛3》 220-231页，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
【清】陈性： 《玉纪》 （一卷）， 《美术丛书初集》第二辑第107-120页；或桑之行等编《说玉》72-7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刘大同： 《古玉辨》：“所谓宋仿苏烧，今已不多，因被外人购去故也”。
见上海博物馆《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图版三九上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见上海博物馆《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图版三九下图。
见《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7图192，或见上海博物馆《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图版五一下图。
见《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7图222。
见《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7图225。
【明】曹昭撰、明舒敏编、明王佐增： 《新增格古要论》 （十三卷），《惜阴轩丛书》第九函，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宏道书院刊续编、咸丰八年（1858年）刊本。
杨伯达： 《传世古玉辨伪研究》， （香港）三余堂有限公司2003年。
周晓晶： 《明代伪古玉的生产与辨伪研究》，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第527-532页，岳麓书社2009年。
【明】高濂撰： 《燕闲清赏笺》，黄宾虹、邓实主编： 《美术丛书三集》第十辑第107-250页，神州国光衽1947年。 《论古玉器》第170-174页，“吴中工巧”一段第174页。
【明】张应文： 《清秘藏》，《美术丛书初集》第八辑第179-252页，神州国光社1 947年。《论玉》第187-188页。
【清】谷应泰《博物要览》卷七《志玉》，桑之行等编《说玉》313—319页。
《玉杯记》，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42，第13-14页。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见桑之行等编《说玉》，第555-556页。
《题汉玉璧》，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29页1-2，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5册第688页。
《赤玉韘》，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35页19，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5册第785页， “本来五色备，血浸只虚言。”此句系甲申《赤玉韘》五言诗中的结句。
《咏汉玉辋头》，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17页7，作于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年）。
《咪汉玉辋头瓶》，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23页29）。
杨伯达：《传世古玉辨伪综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4期第17-30页。
刘心淫： 《玉纪补》，见邓实、黄宾虹等编《美术丛书》初集二辑121-127页，神州国光社1 928年；或桑之行等编《说玉》79-82页。
徐寿基： 《玉谱类编卷之一·第二十八集-玩古》455-457页，桑之行等编《说玉》79-82页。
常素霞： 《古玉辨伪概说》，杨伯达主编《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25-26页，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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