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宋辽金时代的“飞鸟衔花”纹饰玉佩的出土品与传世品，纹饰上的飞鸟不论是凤凰、孔雀、仙鹤、练鹊、天鹅还是大雁，都有一个共同的图纹结构特征：飞鸟皆以长喙衔物。所衔之物有明珠、莲花、寿桃、方胜、绣球、绶带、蜻蜓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物。
古代一直流传“黄雀衔环 、“精卫衔石” “衔佩弘惠” “白鹤衔珠”“大雁衔芦”等衔德报恩的典故。“衔瑞”的传说中，当数“结草衔环”神话报恩故事最广为熟知。“结草”典故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衔环”典故见于《后汉书·杨震传》。魏晋南北朝，世人将“结草”“衔环”两个典故合二为一，流传至今，寓意衔德报恩至死不忘的精神。“衔瑞”文化在宋辽金时期极为盛行，在这些时期的玉佩纹饰上可窥见一斑。了解当时社会宗教环境对“衔瑞”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其玉雕的母题文化，对此类纹饰的玉佩进行断代有所帮助。
汉代推崇“皇权神授”思想，皇权统治教育影响极为深刻，体现在玉器上的王权礼制意识十分明显。魏晋南北朝战事不断，各朝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的麻痹作用，使人民安于现状，忍耐顺从。此后，因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对封建统治构成威胁，唐朝时以道教压制佛教，佛教难以发挥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社会变革的影响体现在玉器上，表现为玉器的构图开始吸收外来因素的优点，向写实化和装饰化发展，彻底摆脱了传统玉器那种古拙遗风的程式化和图案化。
五代时，“皇权神授”观念被彻底动摇，北宋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维护统治，宋代汇合儒、道、佛三家学说，将封建专制主义和伦理道德观念，概括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将佛教的孝与报恩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孝是目的，报恩为途径，行孝必知报恩。举“天道性命相贯通”之大义，推行道德教化的理学思想，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理学思想中的佛教成分，视动物与人类同列，常以历史神话传说中动物报恩为母题，作为社会教化内容。一般以动物陷入困境后，—人施恩，动物报恩为主要内容，形成“知恩、感恩、报恩”的环链自觉意识。宋代社会各界大兴报恩寺、报恩塔等寺院建筑，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出现在玉器上的飞禽报恩题材，也正是这一历史社会道德教化的体现。承接唐代时期花鸟题材的风格，宋代在玉器制作上，出现了专雕琢花鸟题材的玉器作坊。其制作工艺高超，琢磨精细，阴刻镂空手法并用，刚柔相济。
在战国、汉代时期玉雕纹样中，较少有此类吐珠衔环的题材。元明清以后，这种“衔瑞”文化由单一的飞禽“衔瑞”向灵兽类动物进一步扩大。如鹿衔灵芝、羊衔灵芝、螭龙衔瑞等。从发展脉络观察，宋辽金的社会人文教化环境，是产生此类纹样的文化基础。此类“衔瑞”文化的宋辽金玉佩，集中出土于河北地带，以及辽金政治势力控制的北方地区。南宋的出土墓葬中，也以浙江地区多现。这说明，此类纹饰的玉佩与当时的政治中心地带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20世纪50年代，杭州文三街南宋墓出土的白玉练鹊衔蜻蜓佩，与哈尔滨香坊金墓出土的白玉练鹊衔花佩，造型技法上基本一致，只不过所衔物有所不同，荷花花蕾与蜻蜓在当时的人文教化内容中，都属“衔瑞”文化范畴。从大量出土传世品看，练鹊衔瑞纹样在南宋、金代都大为流行，区别在于金代更流行镂雕工艺。金代玉雕阴线表现细部的层次较多，整体结构和谐均衡。黑龙江阿城县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男服皂罗垂脚朴头玉饰，也应属此类雕琢风格。
浙江省临安市五代吴越国康陵出土的凤凰瑞草纹玉饰，白玉，扁平体，透雕，周边镂刻缠枝瑞草，一只凤凰引颈回首，顶冠，嘴衔瑞草。宋代以孔雀凤凰为题材的玉佩也较多，如北京市房山长沟峪石椁墓出土的宋代青白玉孔雀钗、河北省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北宋雌雄水晶孔雀、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青玉镂空孔雀佩等。其孔雀头顶，都具有五代所刻凤凰高冠、曲颈回首的特征。只是将凤眼雕刻成了宋代特有的小圆坑眼。可见其形制上下传承的演绎关系。所衔花叶边，必施锯齿状工艺。双翼张开处，翅上雕琢密集细长阴线，翅边也呈齿状锯线痕，这都是宋辽金时期的琢玉特征。
唐代玉器流行动物相对组成的图案特征。四川广汉和兴乡窖藏南宋玉器中也有一件鸳鸯玉坠。胸部相触，双嘴相对，共衔一枝荷花。辽宁省朝阳市北塔辽代天宫出土的玉双雁，作展翅飞翔状，口衔卷草首尾相接，两侧雁腹联成卷草形环。河北省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玉盒，上也有双鸟衔绶带锦球的吉祥图案，线条古朴有力。可见“衔瑞”文化自唐代已有萌动，宋辽金时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各个统治时期的工艺及所偏好的飞禽题材，有所偏重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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