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观世音菩萨立像”（《选粹》图板122号），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是我国隋代佛教造像的巅峰之作。《选粹》第237页有介绍此像的简短的图释：“圆雕造像，高249厘米，石灰岩。据传，此像1909年日人早崎梗吉出土于陕西西安古寺，今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菩萨跣足立，面形圆润，眉目清秀，表情慈善、安详，腹部前鼓，体态趋向S型，然尚不具备典型一波三折造型的自然感觉，肌肉表现力亦不甚强。菩萨左手持四莲蓬，右手亦执莲蓬。冠饰化佛、葵饰与缨络，宝缯下垂。着裙，挎披帛，戴臂钏、胸饰，佩带，挂缨络。周身敷彩，绚丽辉煌。座为束腰仰覆莲式，方形底座四角刻立、卧雄狮。此执多莲蓬形式的观音极罕见，装饰繁缛、豪华，造型较优美，系隋菩萨像之佳品。”
菩萨右脚前倾、微微弯曲
波士顿美术馆的官方资料中有介绍这尊观音立像的简单说明：此像于1915年入藏，原来为西安附近的“古石佛寺”所有。《选粹》提到了早崎梗吉于1909年对此像的发掘。其实，此说存疑。据日本学者毛利伊知郎撰写的早崎梗吉《小传》，1909这年，早崎本人并不在中国。另外，在毛利列举的早崎当年携回日本的重要中国文物中，也并未提到这尊观音立像。早崎本人著有「余が持ち帰りし隋唐の古塑像」一文，发表在『美術之日本』杂志，明治43年（1910）6月号。看来只有读过早崎本人的著作，才能解开其中的悬疑。
菩萨华美的衣饰和微曲的腰肢
众所周知，菩萨信仰是和大乘佛教息息相关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鲜有单独的菩萨造像。菩萨只是作为主尊（佛）的胁侍出现。所以，菩萨虽然很多，但是各自的形象上几无差别；如果没有文字题记，仅凭造像的外形是很难辨识菩萨的具体身份和名号的。以后，随着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日益流行，以及中国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不断深入，从最初的小型金铜像到北朝后期出现的大型圆雕石像，菩萨开始单独接受信众们的顶礼和供奉。更有甚者，对于不同的菩萨，其专有的图像学特征也得到了明确，例如，冠中化佛，手持莲花、净瓶、杨枝就成为了观音菩萨形象的标志。波士顿美术馆藏的这座持莲观音菩萨立像，正是我国早期观音造像中的精品，其文物及研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手持多枝莲蓬的观音像是非常少见的
梁思成先生应该是关注这尊观音立像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27年秋天，梁思成前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城市设计专业攻读研究生，波士顿美术馆正是他的旧游之地。以他对中国艺术和文物的酷爱，我们可以想见先生在那些精美绝伦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前的久久徘徊和流连忘返。归国后不久，梁先生就完成了《中国雕塑史》的写作。在书中，先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这尊观音立像的赞美和喜爱：
“北周遗物，……最精者莫如现藏波士顿及明尼阿波利斯二躯，……其中尤以波士顿为精，菩萨为观音，立莲花上，四狮子蹲座四隅拱卫。菩萨执莲蓬，右手下垂，持物已毁。衣褶流畅，全身环珮极多。肩上袈裟，自两旁下垂，飘及于地。宝冠亦以珠环作饰，顶有小佛像。企立姿态颇自然，首微向前伸，腰微侧转。秀媚之中，隐有刚强之表示，由艺术之眼光视之，远在齐像之上矣。”（百花文艺、1997年，第88页）
梁先生断此观音像为“北周遗物”，正是因为北周、隋代造像风格一脉相承，很难区别。这正是周武灭佛以后，在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长安发展出的新的造像风格和样式，其上承元魏，下启李唐，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单体的观音菩萨立像而言，今日，西安以及全国少数几个博物馆保存有一些风格和样式都和波士顿所藏近似的北周、隋代“遗物”。可惜，多为小像，少数几尊大像又都残肢断臂，身首不全。而硕果仅存的几件高大、精美、和完整的石像全都流失海外，令人扼腕叹息。
菩萨原先倚墙而立，所以背部有幸保留下鲜艳的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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