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沂蒙山区走来的“法布尔”(上)

——杨同杰老师自费黄河考察纪实

本刊记者  陶继新

他读了有关法布尔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法布尔也并非昆虫研究世家，30多岁方才迷恋上昆虫。但法布尔却成了世界大生物学家。为此，他对法布尔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渐渐地，他开始有了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的梦想。

杨同杰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那里既留下了他太多的童年悲苦，也是他走向生物研究的启蒙地。他没有伙伴可以共同演绎美丽的童话人生，只是独自在房后的小山脊上的昆虫世界里“斥强扶弱”——那还是一个未被破坏的生态圈，昆虫遍地都是。但令杨同杰遗憾的是，它们并不团结，相互争斗和弱肉强食的情形俯拾即是。杨同杰自幼受人欺负，最看不惯的就是以强凌弱。于是，他便将强弱大小相斗的双方分开，并对强大的一方斥责批评一番。但动物们不懂人语，继之而来的是强弱相争又起战火。杨同杰一气之下，便将强者捉住，摔出好远。渐渐地，他对昆虫世界发生了兴趣，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到这个群虫相聚的地方，虽然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但昆虫们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声鸣叫，都会令他顿生惊奇。他不仅可以绘形绘色地描写昆虫们的形貌，还可以准确地说出它们的生活习性。

 一年春天，“大寨田”里的谷子遭了虫灾，村民们只好用农药喷洒以杀灭之。随后，暴雨突至，积水流到水库里。但雨过天晴之后，水库里的鱼和所有生物却全部死掉了。这些无辜生灵的顷刻毙命，令他伤感了许久许久。他常常在黄昏的夕阳即将隐去的时候，默默地走到水库边，那无言的碧波里已没了鱼儿的快乐腾跃。12岁的杨同杰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虫子蚕食庄稼，村民用农药予以捕杀，于是虫子死掉；但庄稼同样也有了农药，人吃了之后，又会怎样呢?这，也许是杨同杰生物研究的原始自觉。

生产队毁林造田，将山上的树木砍伐了；第二年，昆虫也消失了。于是杨同杰在想：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因为人为的破坏而消亡。恐龙消亡的原因成了千古难解的“方程”。如果昆虫也消亡了，后人对它的破译与诠释会不会也要成为难解之谜?他决计制作生物标本，写明它们的衍变过程，为后人留下一些可供参阅的真实资料。稍有空暇，他就跑到田野里，捉来昆虫，做成标本，用针扎在墙上。三间土屋的四壁上，真可谓五彩缤纷。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对它们关心备至又欣赏不已。但1978年秋天山洪暴发，他家的土屋被冲塌。母子二人从一根木梁下死里逃生。有人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杨同杰失去了他的生命珍品，望着或被山洪卷走，或被屋泥压损而坏的标本，他已是欲语泪先流了。

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就在他的房屋被洪水冲垮之后的第二个年头，21岁的杨同杰成了沂水县的一位代课教师。虽是一个不大的山村县城，但对于杨同杰来说，却像是走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境界。这里的图书馆有很多的藏书，特别是不少关于昆虫方面的科技书；这里有不少知识渊博的老师，特别是一些对生物有一定研究的老师；这里还有与昆虫研究相关的教学课，特别是到野外活动的实践课。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将自己研究的课题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认为，写作离不开观察，没有实地观察，写出来的东西便缺失了真实与生气。他带着学生到野外去细察小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并现场回答学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有时他还“明知故问”，让学生观察得再细些，思考得再深些。回到学校，学生的作文大都言之有物，有的还写得栩栩如生，给人一种如见其物的感觉。他鼓励学生向报社投稿，这些“初生牛犊”还真的不辱师命，见诸报刊的佳讯频频传来，野外观察与执笔写作的热情不断升温。到1992年，杨同杰屈指一算，竟有数百篇学生习作陆续在全国报刊上发表。

指导学生观察与写作的过程中，也是杨同杰对于昆虫深入研究的过程。在这期间，他获得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也升华了不少理性的思索。他不仅制作了更多的昆虫标本，也写出了许多观察日记及分析文章。

杨同杰以前常为自己学养不深和“半道出家”感到遗憾，从来没有奢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生物研究专家。但他读了有关法布尔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法布尔也并非昆虫研究世家，30多岁方才迷恋上昆虫。但法布尔却成了世界大生物学家。为此，他对法布尔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读了一遍又一遍，依然不忍释怀。渐渐地，他开始有了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的梦想。此“想”一出，他的追求就有了更加高远的指向，于是，成立一个科技馆的设想诞生了。1998年，他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两间，将以前在沂蒙山区采集到的1万多件昆虫标本和几十项研究课题逐一整理陈列出来。在县科委与团县委的帮助下，办起了一个家庭青少年科技馆，义务向全县青少年进行生态科普宣传。

既然成立了科技馆，馆内就要有比较丰富的的科普资料。充实馆里内容，提升科技含量，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沂蒙山区昆虫相当丰富，而位于沂蒙山区腹地的沂水，地形复杂，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群落密集，生物种群繁多。于是，两万多平方公里的沂蒙山区，便成了他和爱人考察的主要对象。星期天和节假日，他几乎每天都要和上夜班的妻子一起，去山野之中进行考察取证。昆虫物种的公布，生态环境的变化，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变化后昆虫物种的生存状态，以及影响人类自身生存的种种现象与原因等，都成了他们考察的内容。

经过考察发现，生活在我国境内昆虫的2个亚纲、5类变态、32个目中，沂水区域就有29目。于是，他又对这29目昆虫中的500多个群种全部进行科学考察分类，制作了各类昆虫标本1万多件，并拍摄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照片。他还采集了一些濒临灭亡的孔雀蝶、大黑山蚁、地藏蜂等稀珍昆虫物种。他采捕到的一只长着三条细尾的形似黄蜂的昆虫，经鉴定，迄今生物学上尚未为它命名。

考察是艰苦的，甚至还有危险；但杨同杰却是乐此不疲。日出而行，日落而归，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令很多人匪夷所思，甚至有人说他俩犯了“精神病”。是的，他的执著痴迷真的有些“走火入魔”的况味。一次，为了考察玉米螟虫对玉米的危害，杨同杰曾经一个人蹲在玉米地里三天三夜没有出来。由于此前没有考虑到会用这么长的时间，带的饭食一天就吃完了。于是，他就以地瓜为食，以泉水解渴。爱人以为他失踪了，差点儿报了警。

采集标本离不开标本箱，可正式的标本箱买不起，只好自买泡沫板，自己动手做，将每个标本箱的成本降至三四元。但标本越采越多，标本箱用的也就越来越多，可家中的钱却越来越少。1999年，家里确实再也挤不出制作标本箱的钱了。这对于对昆虫研究的兴趣一天大于一天的夫妻二人来说，无疑于走到了“两难”的境地。看着愁眉紧锁的丈夫，妻子突然说：“同杰，你不要急，天无绝人之路。”她从柜子的最底层翻出来一包东西，一把塞到了杨同杰的手里。杨同杰小心地将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一一揭开，现出“庐山真面目”的是五块古色古香的银元。杨同杰的心里一颤，这可是妻子出嫁时爷爷送给她的最贵重的嫁妆啊，也是家中惟一贵重的家产啊!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里穷买不起奶粉，都没有舍得将这些银元卖掉；爱人三年没买一件新衣服，也没有舍得动它一动的想法啊。但看着妻子决然的神态，看看家徒四壁的房舍，想想家无分文的窘迫，杨同杰一咬牙：“走，到银行去!”夫妻二人从银行换了将近200元钱，随即便赶到临沂批发市场，买来一大堆泡沫板。连夜赶着制作，不长时间，200多个标本箱小山似地堆在了家里，成为全家又一笔珍贵的财富。

有时夜深人静，杨同杰望着这些标本箱，酸辣苦甜诸般滋味就会在他的心里交糅涌动。有时他甚至会掉下几行热泪，任其在他那轮廓分明的脸上流淌。

当现代人在否定“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一古老的命题时，杨同杰却在深巷之中“酒香四溢”了——中国科学院对杨同杰的昆虫研究很感兴趣，要他赴京进行科学鉴定。这令杨同杰激动莫明。但80高龄的老母亲已经重病卧床两个多月，医院也已下了病危通知书。万一病危逝去，妻子一人在家怎能肩荷起这一重担?老人家含辛茹苦养育自己几十年，此行如果真的成为永诀，他将负疚终生。况且，到北京还要钱啊!看着徘徊不定的丈夫，妻子说，咱们俩多少年的研究并没有赢得人们的认可，好不容易有中科院为我们作鉴定，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家里你放心，老人家如果真的不行了，我就代你披麻戴孝，行儿子之礼。然后，妻子将从妹妹家借来的500元钱交到杨同杰的手里，让他立即起程。杨同杰与母亲妻子洒泪而别，带着标本图片和书稿，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中科院的专家们对于这位从山区走来的昆虫研究者免费作了鉴定，张广学院士亲笔写道：“沂蒙山区陆生昆虫区系的研究不但填补了国家空白，而且还有可能在动物地理学研究上有所创举，为沂蒙山区的生态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和指导。”中科院科技处还推荐乔格侠研究员参与这一课题研究。

杨同杰既激动又兴奋，他要赶快赶到家里，将这一天大的喜讯告诉牵挂自己的母亲和关爱这项事业的妻子。可是当他赶到家里时，老母亲已经与世长辞了!杨同杰嚎啕大哭，痛苦不已。但他没有沉眠于悲伤与内疚的长河里，他了解自己的母亲，老人家最大的遗愿就是希望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能够干出更大的成绩，儿子是她的全部家产与精神寄托。为了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杨同杰更加努力地工作。经过市科委对他的青少年科技馆严格考察后，杨同杰又自筹资金10万多元，于2000年3月成立了临沂市昆虫生态研究所。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他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走上了一条正规之路。其影响也日趋扩大，首都师大严忠诚教授、山东师大博士生导师林育真等专家学者，有的愿意参与研究，有的则给予了很大的鼓励支持；研究所还被中科院列为科研合作单位，一些大中小学则将其作为生物生态研究实践基地。

2000年4月，世界多样性生物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物生态研究专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当代生物生态发展变化的走势。山东省只有一人到会，那就是应中科院之邀而来的普通教师杨同杰。他为此深感荣幸，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向世界级的专家请教，一方面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专家们很惊诧于这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并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他听一些专家说，黄河流域物种分布极广，对其进行考察，对于全国生物生态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杨同杰突然萌发一个念头——自费到黄河流域去考察。当他将这一想法说出来后，有人坚决反对，认为这其间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及意想不到的危险；但也有人非常支持，认为这种前无古人的行动，也许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黄河流域异常丰富的生物生态，对杨同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他满脑子思考的问题，都成了“到黄河源头去考察”。不管有多少艰险，都无法动摇他西行考察的决心与信心。

但杨同杰将问题想得太过简单了。首先是经费：倾其全家所有，也就只有3000元；如此远征，所需的费用还有一个不小的缺口。但他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可以在支出上少之又少，在“设备”上简之又简。商店里的帐篷精美但是买不起，只好到市场上买来布料和不锈钢管，自己设计自己做；另外，自做标本箱，自做野外使用的蜡烛灯，自做煎饼，自买药品……

杨同杰意欲自费考察黄河的消息不胫而走，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县教委李长攸主任代表教委送来一架8000多元的摄相机，要杨同杰途中拍下最珍贵的资料；沂水镇党委、政府，沂水市科协，沂水县科委等单位也雪中送炭，在资金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正当杨同杰踌躇满志地将要踏上征程的时候，有些好心的人也在劝阻其知险而退。因为据可靠消息说，前不久一辆在黄河源头行驶的吉普车被一群恶狼围困，车上三人无一幸免，甚至连一根小小的骨头都没有剩下。杨同杰没有车辆，没有通讯工具，没有医疗条件；尽管他的妻子也要与他同行，但仍然是势单力薄。休说遇到狼群，就是碰上一只恶狼，他们两个也有狼口丧命的可能。况且黄河上游行路艰险，空气稀薄，随时都有缺氧的可能。所以有的朋友劝他们说，你们执意要行，绝对凶多吉少，必须做好殉难他乡的心理准备。

此行真的是生死未卜。可家里还有一个刚从烟台一所中专学校毕业的18岁的儿子，如果真的一去不复返的话，儿子将来何以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杨同杰徘徊过，思考过，但最终还是坚持出行考察。但他要给儿子一个交待，让儿子理解父母此行的意义。夜深人静时，他悄悄地写了一封遗书——

亲爱的儿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希望你不要太多的悲伤，我们以前不是多次讨论过吗?我们一家人既然选择了这项事业，也就注定了一生要与贫穷和危险打交道。但爸爸妈妈的去世，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是因为要去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你应当为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没有为你留下一分钱的财产，可我们却给你留下了一个市级研究所。这是我们用心血换来的一笔“遗产”，但这并不是留给你的。你一定要将它无偿地献给国家，并且不要索取任何的报酬……

2002年7月8日，杨同杰将这封遗书交给他的邻居：“拜托您为我保存这封信。如果我们能够活着回来，就请您交还给我；如果我们死在他乡，就请转交给我的儿子。”然后，杨同杰便和妻子踏上了远赴黄河源头考察的道路。(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