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尔到平壤
76．第一批来到国军的美军战车
威廉·亨尼希（William Hennig）大校的想法是这样的。乔治·巴顿之所以能成为战车战的名将，原因是他漂亮地完成了步兵、炮兵、空军之间的联合作战，再加上巴顿经常热衷于突击战。简单地说，我应该采用“巴顿式战法”。我充分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没有战车。想要从美军获得坦克支援，这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这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但如果不能和步兵展开紧密的合作，战车作战将难以进行。不仅容易遭到敌军步兵的抵御，还可能被孤立在敌军阵地，从而被敌军破坏。假如步兵不能形影相随，支援战车的前方和后方，那战车作战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是亨尼希说“要不我们还是向军团长请求支援吧”，他谈到了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军团长对我们1师团的信任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深情厚谊。他进一步提议说“如果能获得坦克支援，那就可以动员我们高射炮团的150多辆车辆进行交叉运输步兵和炮兵，采取这种'往返（shuttle）式’的前进就可以提高进攻速度”。
为了进攻平壤，甚至要求米尔本军团长修改作战计划的人是我。我觉得要是我再请求战车支援，那我的处境可能会非常尴尬。但是，现在我所处的困境容不得我在脸面或礼节问题上纠缠。从辈分上讲，米尔本军团长如同我的父亲一样。他很仁慈，百分百相信他所信任的部下。我决定凭此赌上一把。
我给米尔本军团长打通了电话。“进攻时，战车是必需的，希望您能提供战车方面的支援”。米尔本军团长说“一会儿给你答复”，然后挂断了电话。我焦急地等待着，大概30多分钟后，米尔本军团长的电话来了。他回复说“可以派遣一个中队的战车”。就像是在漫长干旱后迎来的甘雨那样，这个消息令人无比激动和兴奋。米尔本军团长再次向我诠释了何为信任。为了他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必须更加努力。
在这个事之前，我们师团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件”。
我和师团参谋们开了个会，会上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论。部分参谋说“他们与敌军同流合污，苟且地保全了性命”，要求对他们进行严惩，而也有部分参谋表示“不管怎么说，现在应该接受他们共同作战”。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情绪也比较激动。我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
“韩国成立后不到两年，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国难。我觉得虽然追究队员们的对错也很重要，但现在并不是相互埋怨对方的时候。过去的一切就让它随着临津江的江水过去吧，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为了此刻进攻敌军的首都团结一致。我一概不会追究过去的事情。”
接着，我把他们重新安排到了各个部队。他们在此后的作战中表现活跃，表现出了比过去更加努力的姿态，其中也不乏后来担任要职的人。事实证明，当时我用“大乘”之心包容过去缺陷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今我都对此深信不疑。
第二天早上，20多辆美军M-26战车轰鸣着来到了师团。看到这一幕后，士兵们的士气高涨。它们被编在了军团下面的第6战车大队C中队，这是我首次将坦克部队置于我的指挥下。我应该如何有效地配置它们呢？激动之余我产生了这种想法。
亨尼希大校再次向我建议说“这个时候，师团长应该乘坐先头部队的战车，进行前线指挥”。他的意思是说，我应该坐在先头部队战车上，展现师团长的勇猛和指挥官的意志，进而带头调整在语言等方面还存在障碍的国军和美军之间的作战。
但是，训练是首要的。我们只知道坦克是一种重要且强有力的武器，仅此而已。并且在展开联合作战的方法上，我和整个师团都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们必须从基础开始学习。我负责翻译。我挑选了12团的一个大队，让他们在高浪浦附近进行训练。我一直紧跟其后，进行了两个小时左右的翻译，嗓子都哑了。于是，我让精通英语的作战处辅佐官朴进锡少将负责翻译工作。就这样训练了半天，从下午开始，我们士兵的行动就变得自然了。很明显，韩国人在学习方面具有一定的天赋。12团士兵和美军坦克很快就融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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