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可以被人们超越的吗？换句话说，你能够抢在市场之前找到实现供给和需求均衡的价格，以保证自己包赚不赔吗？
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处都存在着讨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古代的许多人都相信除了“上帝”或者其他万能的“神”，世上是没有什么能够预知未来的主宰的，更不要说掌握未来了。但是为了摆脱令人厌烦的不可知性，那些醉心于“科学”的人们还是想方设法地去发现经验、去总结规律、去发明“只要……就……”、“如果……那么……”之类的认识范式。于是一门门学科被建立了起来。对于那些特别复杂的现象，专家们甚至建立起了基于严格的数量关系之上的精确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的高明之处，也许并不在于其复杂程度甚至足以将许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公民拒之门外，而在于它们在某些条件严格的特定领域内的极端有效性。关于中长期天气预报的数学模型、计算机模拟核聚变的数学模型就是生动的例证。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和麦伦·斯科尔斯因为在“期权定价理论中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默顿更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成为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高级管理者之一，用他的理论使自己和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发其财。
美国投资基金业的明星——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尽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加盟，并且也拥有包括从“小道消息”到复杂的数学交易模型以及超级电脑在内的“梦幻组合”；然而无论是交易模型，还是超级电脑，显然都没有能够告诉这家依靠投机高风险的“垃圾债券”而大发横财的暴发户：信誉不佳的俄罗斯政府在1998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会拒绝偿还到期的债务！这家基金也没有能够预测到，由此可能会对基金的整个财务状况和包括整个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在此之前，甚至整个国际金融界也同样没有能够预测到问题的严重性。像世界银行这样的权威机构在事发前认为全球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年交易总额不过3000亿美元，但当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发后，人们才发现仅此一家基金在当时未平仓的敞口头寸就超过了1200亿美元。在那次灾难中，由于俄罗斯突如其来的“赖账行为”，以精明著称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亡其财——42亿美元的基金本金蚀掉了36亿美元！在出事前，LTCM以50亿美元的资本从各大金融机构借入了大约1200亿美元，又以这1200亿美元形成了总值12500亿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合约。以至于拖累得年事已高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不得不亲自上阵，调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劝说”全球1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出面以借款的方式向濒临倒闭的基金注资37.25亿美元，以避免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破产，从而防止了整个国际金融界因其高达1200亿美元的敞口头寸崩溃而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这件事上，尴尬的绝不仅仅是刚刚攻击过香港特区政府“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直接插手微观领域”的格林斯潘，也许还应该包括那些迷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们。
看来，无论是期权定价公式的发明者默顿，还是华尔街上的明星交易员们，无论是依赖复杂的数学方法，还是“了不起”的经济学理论，都无法消除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层出不穷的市场风险。事实再一次证明，市场本身并非充分可预测的。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投资者，面对“一望无际”的市场、变幻莫测的市场前景都不可能做出完全准确的预测。
这或许正应验了另一位因为“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荣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在颁奖典礼上所发表的言论：市场是“一种整理分散信息的机制，比人们精心设计的任何机制都更有效”，“这种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个人的自由努力中发展出来的”！
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那些宁肯毁掉笼罩在自己职业上的耀眼光环，也要让政府从市场经济中来一场永久性的“敦克尔克大撤退”的经济学家们的中心思想了。在这些“不可知论者”看来，“知识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们控制社会的不幸努力”，“不但会使他成为统治其同伴的
既然市场可以被看作一个“信号系统”，那么市场能不能实现信息充分？如果不能，那么部分信息的缺损是不是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如果部分信息的缺损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力量，比如说政府的干预，究竟是加深了市场的失灵，还是帮助了市场恢复有效性呢？问题的关键要看政府掌握的力量，尤其是及时准确地掌握来意做出正确决定所必需的充分信息的能力，以及加工这些信息的能力。
政府会比市场知道得更多吗？如果政府和市场知道的差不多，或者说政府与市场同样“无知”的话，那么政府在这种信息同样不完全的基础上做出的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的决断，以及支持这些决断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说和预测模型又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呢？在不完全的信息基础之上做出的决定会不会事与愿违——反而加剧了决策者们想要克服的经济波动呢？为了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失业率的最小化、货币和物价的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像政府这样没有“私心”的组织需要控制多少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和整个国民经济从整体上来看有没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如果有，我们能大致知道吗？知道的依据又是什么？政府能比市场，或者至少是像市场一样在运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获得产出的最大化的方面取得成功吗？在政府这样一个“巨无霸”冲进市场后，市场还能够像理想中的那样发挥“通讯系统”的作用吗？或者说市场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的“信号”依然是能够有效引导资源配置的真实“信号”吗？……？
这一个个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曾经被认为是已经找出了答案的问题，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需求管理”的干预主义者们日渐式微，就像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及其前后的论战中将主张“政府的职业永远都只是‘守夜人’”的亚当·斯密主义者们打击的声名狼藉，落荒而逃一样。
曾经歌舞升平的经济学界在人类即将跨入新千年之际，又戏剧般地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