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进口汽车的发烧友，没有不知道“大宇”这个牌子的。人们习惯上将“大宇”、“现代”、“起亚”这些韩国造与“本田”、“三菱”、“马自达”之类的日本造，笼归于“日韩车系”的旗下。尽管实事求是的说，像“大宇”这样的韩国车，在工艺、质量、舒适性方面和美国、德国、日本的同类产品比起来还颇有差距，但是如果你知道大宇集团造汽车的历史只不过区区20年而已，就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挑剔就会变成感叹了。
大宇汽车公司是一家以韩国本土为基地的大型跨国汽车制造企业。1999年，大宇汽车在本土的5个分厂和海外11个国家的12个分厂，雇用员工约8万人，年产汽车215万辆。215万辆汽车是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中国大陆1999年全部汽车制造企业产量的总和183.20万辆的117%！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这215万辆汽车中竟然有30多万辆是在欧洲的波兰制造的。要知道从传统上来说，那里正是奔驰、雪铁龙、宝马之类的老牌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势力范围”。
但这样一个巨无霸其实只是韩国大宇集团的一部分。这个在1960年代由金宇中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曾经被认为是朝鲜半岛的骄傲、亚洲民族企业的楷模。大宇集团曾经是韩国第二大企业集团，拥有员工十几万人，分支企业遍及世界30多个国家，从化工到汽车、从纺织到造船、从机械制造到电子产品，其经营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大宇是“模范” ，并不单单是因为她在不到40年间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功，而是在于大宇实现了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的理想——冲出国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进军发达国家、挑战最强手！
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而且，噩梦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1年后的
好端端的一个模范怎么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呢？答案可以用那句著名的话来概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此话怎讲？三分天灾，是指大宇破产与韩国1997年底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后，政府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的救援的同时，不得不采取的严厉的金融整顿措施和产业调整计划有着直接的关系。平心而论，导致大宇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来自财务上的资金供给链条发生了断裂。而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金融环境的恶化，融资的难度和成本的加大，就是破产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说，大宇的问题不是出在产品没有市场，也不是出在生产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出在没有足够的钱来为维持生产，直到产生新的资金来源为止。
这就好比说，一个赌徒在赌场中不断下注，每一次失败后，就加倍下注，那么只要有一次赌对了，他就赢了。从理论上说，他是肯定能赢的，但前提是他有足够多的本钱撑到最后胜利。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弄到足够多的钱不断加倍下注，就是一个成功的赌徒和一个失败的赌徒之间的唯一区别。大宇的破产就像是赌到了最后一轮时，突然发现已经没钱下注了一样。结果，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已经投进去的钱也收不回来了。很明显，如果大宇还能够像以前那样借到足够多的现金，维持生产周转的话，那么破产还是可以避免的。
所谓七分人祸，指的是大宇的破产可以说是1997年前韩国经济模式和大宇集团高层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错误决策的必然结果。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韩国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造就了大宇的崛起，也巧恰是这种经济体制为大宇的倒闭埋下了伏笔。
与东亚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在韩国，政府很长时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不仅表现在制定指令色彩浓厚的产业发展政策，而且还表现在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直接补贴和严格的价格管制上。1994年，韩国政府对企业提供的补贴竟然占到了GDP的8.88%！为了在短时间里造就一批能和欧美一较短长的，真正的世界级“模范”，韩国建立了一个与日本的财阀制极其类似的模式：政府－银行－企业。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一方面对于利用大量的政策性贷款和优惠措施贴补有“前途”的企业，另一方面“指导”银行一尽可能低的利率满足重点企业的资金要求。
据统计，在1997年的危机爆发前，韩国主要银行贷款的60%是这类向大企业发放的政策性贷款。这种政策性贷款明显的成为了“预算软约束”的外部性资金来源。在这种“预算软约束”下，能获得多少利润，产生多少效益是次要的，甚至赔本赚吆喝也未尝不可，关键是将企业的买卖规模做大。大到让政府满意，企业的经营就算是成功了。
为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实行人为地压低利率的政策。这样一来，企业就可以通过银行获得廉价的资金来源，而不必通过发行股票，从而为生产扩张提供必要的资本扩容。这种金融体制造成了韩国企业在融资方面普遍的采用银行贷款、短期票据、债券等债务性手段融资，而很少采用增发股票之类的资本性融资手段。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企业的高负债率。我们知道，不管是资本性融资还是债务性融资都存在一个融资成本问题。
二者的选择关键就在于成本的比较。债务性融资的好处是可以保持“资本的纯洁性”，因此很多家族制企业和民族企业，都倾向于利用债务工具，而不是资本工具，来为生产规模的扩张筹措资金。尤其是实在利率较低的环境下，更是如此。而资本性融资的好处则是可以减轻企业的债务利息负担，从短期看融资成本比较低，但是考虑到长期中要向新加入的股东支付股息和红利，因此会对企业的资金积累和扩张，产生一定制约。更主要的是，资本性融资可能会改变企业的股权结构，从而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决策。因此一般而言，凡是那些靠个人魅力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家族企业，都对资本性融资怀有相当的戒心。他们普遍担心，新的股东的加入，在带来资金的同时会动摇自己对于“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的控制。在他们看来，外人的加入就是企业离心离德的开始。
在韩国，政府最乐于看到的就是本国企业迅速成为巨无霸。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对于一切可能影响企业规模增长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很多时候，只要企业能够实现政府规定的增长指标，就能够获得政策性的贷款、租税减免、甚至直接补贴。因此，实际上政府也并不鼓励韩国的大企业通过股本结构的改变，来募集资本。那样被认为会使企业的扩张速度降低。因为资本的扩大意味着股东获得的收益增加；股东获得收益增加，则意味着企业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数量下降。而且资本性融资的成本可以说是永久的；但是债务性融资就不一样了，一旦新的现金流足以还本付息，那么企业就又可以“轻装前进”了。而且考虑到韩国一直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采用债务性融资还可以获得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通货膨胀对债务实际价值的冲减。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韩国的大企业家们更倾向于向银行借贷，而不是通过发行股票，来解决资金的供给问题。在一个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的社会里，这样做当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里，一批货真价实的“模范级企业”就在朝鲜半岛诞生了。而整个韩国的经济也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韩国从60年代的落后农业国跃为新兴的工业国，年人均国民收入从80美元增至１万美元。
正如曾经担任韩国中央银行行长的朴圣相在1989年自豪宣称的那样：“60年代初，就在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开始之前，韩国的状况是百废待兴，急切的希望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当时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1亿美元，而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600亿美元和6000美元。1961年的出口总额不足4100万美元，而今天已是720亿美元，增长了1700倍之多。”
但是，采用债务性融资存在两个隐含的致命要害，一是利率突然提高，造成债务的利息负担暴涨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二是突然发生通货紧缩造成的银行资金来源枯竭，导致企业陷入支付危机。
事实上，貌似健康的韩国经济一直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首先是韩国社会的储蓄本身无法为她所豢养的众多“恐龙级企业”提供规模快速扩张所需的足够资金。1996年，韩国企业资金不足的规模达到了71万亿韩元，按照当年的汇率，折合大约860亿美元；而1995年，这个数字是58.9万亿韩元，年增长率竟然高达20.4%。也就是说，到1996年，韩国企业的资金缺口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8.2%。于是乎，韩国的银行和企业就不得不转向国外寻求资本供应。在资本供应模式的选择中，强调民族自豪感的心理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借款成为了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而扩股的资本性融资则几乎不被考虑。尤其要命的是，这些外国借款大多是短期的，因此韩国的银行和企业的生存就变得高度依赖变幻莫测的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供应。一旦外部资金供应中断，债务危机就不可避免。
其次，许多资产规模庞大的韩国企业其实是外强中干的典型——因为这些过度依赖债务扩张的企业的财务状况普遍极为恶劣，甚至堪称是“垃圾股中的垃圾”。在亚洲，韩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最低的。这些企业尽管销售量和产量出奇的大，但是盈利能力却骇人听闻的低——譬如说，在1996年销售额相当于韩国当年工业总产值97%的49家最大企业的净利润总额竟然只有6500万美元。如果算上1997年率先破产的韩宝集团，那么1996年韩国最大的50家企业的净利润就是负数了！1996年，韩国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仅为3%，股票收益率则为可怜兮兮的0.8%。如此低的收益率简直可以说是对资本的浪费了。
与此同时，韩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却有增无减，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始终徘徊在6.3%～5%之间。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不但没有冷静下来研究如何有效的提高盈利水平，增加资本的利用效率，反而比以前更加热衷于进行“规模扩张”。因为他们相信，主张企业越大，就越不会破产的“大马不死”理论在韩国是颠覆不破的真理。于是，在新一轮的扩张中，大多数韩国企业的债务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了。可以说这种极端脆弱的财务状况和低下的盈利能力，就是大宇这样的超级企业破产的根源所在。
1997年，在韩国排名第14位的韩宝集团由于不堪债务负担而宣布破产。紧接着排名第8位的起亚集团、第12位的汉拿集团、第19位的真露集团、第26位的三美集团、第34位的大农集团，由于资金周转困难相继破产。大企业的破产将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推向了绝路。韩国的国内金融形势开始急剧恶化。而惊慌失措的银行对于贷款规模的收缩，又使得大多数没有什么自有资金的韩国企业几乎立刻就陷入了资金周转困难的窘境。鉴于韩国企业和韩国银行的财务状况，国际金融界开始对韩国的信用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人们普遍怀疑债台高筑的韩国企业是否真的具备最低限度的还债能力。韩国经济从外界获得借款变得越来越困难，面对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这种不安马上就以国际市场对于韩国债权人急剧上升的借款利率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1997年10月底开始，当猜测变成了肯定的时候，厄运就最终降临到了韩国的头上。由于企业大规模进口投资品所造成的巨额贸易赤字和多达1000亿美元的短期外国借款，严重动摇了市场信心。韩国货币韩元的汇率暴跌，两个月中，韩元从918韩元兑1美元，狂跌到1700韩元兑1美元，最低到达过2000韩元兑1美元。而1年前的汇率却是826韩元兑1美元。
韩元暴跌不但清空了韩国中央银行有限的外汇储备，而且导致韩国的银行和企业面临的外债以韩元计的名义价值骤然增加。由此迫使韩国中央银行不得不紧缩银根、韩元利息暴涨、银行坏帐增加、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资金周转困难。韩国政府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0亿美元的紧急救援的同时，不得不改变原先那种对企业的“催肥”做法，转而大力削减政府预算、减少补贴、平衡财政、平抑物价、整顿金融市场。经济环境的改变，一下子使得过去不成问题的高负债经营策略成了韩国巨头们的心腹大患：利率上涨显然超过了许多韩国企业的负担能力；而对于正处在金融危机漩涡中韩国银行来说，向盈利水平低下而债务负担沉重的韩国企业发放新的“救命钱”，又会触怒自己的外国债权人。于是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韩国银行收紧钱袋的时候，习惯于借钱扩张的韩国财阀们的末日就到来了。
为了防止更多的企业和银行破产，韩国政府严令大型企业集团收缩战线，调整生产结构，改善财务状况，特别是降低资产负债比率。通过调整，现代、大宇、三星、乐喜金星等韩国最大的5个企业集团中的4个用1年多的时间将负债率降到了200%左右，暂时缓解了债务压力。而唯独大宇恰在此时，我行我素，依然坚持既定的方针，继续朝着成为“世界级模范”的目标努力着。
大宇集团的创始人金宇中在1993年曾经提出了一个“世界化经营”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大宇在海外广设分号，在全球开始大规模的扩张。1993年，金宇中提出“世界化经营”战略时，大宇集团在海外有150家企业，而到了1998年底，大宇集团的海外企业竟然达到了600余家，相当于差不多每3天就增加1个海外企业。在这样的扩张速度下，大宇的资产质量有没有提高暂且不论，但是它的债务规模显然不可避免的扶摇直上了。
金宇中热衷于进行海外扩张，自然有他的道理：韩国市场狭小，经济规模有限，不尽早抢占海外市场，转移经营重点，大宇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都会受到限制。与其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委曲求全，还不如冲出国门，去海外寻求一片新天地。既然以前大宇从纺织业转向汽车业时，连债务股权比例达900%的难关都挺过来了，那么还有什么大风大浪能奈何今日的大宇呢？不过大宇显然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年转型中的大宇凭借《汽车生产许可法》和《汽车工业大联合》决议，从韩国政府和其控制的银行中获得了大量的优惠贷款，而现在不同了：韩国政府已经决心关闭有问题的企业和银行，而传统的资金来源——韩国的商业银行在对待财阀的态度上也已今非昔比，大相径庭了。
因此当1998年初，韩国政府提出对“五大企业集团进行自律性结构调整”的方案后，大宇集团不但没有像其他几个大企业那样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改善财务结构，重建融资渠道，减轻债务负担上；反而继续发行大量的债券，为其海外扩张和生产规模扩大大举借债。1998年1年，大宇集团的新增的公司债券数量达到了7万亿韩元，按照1998年平均1200韩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相当于58亿美元。
大宇集团相信，无论是韩国的金融危机，还是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所产生的影响都是短暂的。故而大宇集团只要提高开工率，扩大销售额，增加出口就能渡过危机。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东南亚的金融风暴，还是韩国的金融危机对当地经济的紧缩的深度之广，作用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大，都远远超过了大宇集团的估计。由于大宇集团坚持奉行所谓的“舰队式经营”，在这场危机中她的“迎风面”越来越大。集团宝贵的流动资金和融资空间，就在和危机无休止的僵持中白白耗尽了。
结果可想而知，大宇集团错过了进行债务调整的最后窗口——巨额债务沉重的利息负担最终彻底超过了大宇集团脆弱的盈利能力的承受限度。1999年7月，当走投无路的大宇集团无法偿还到期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债券时，这个企业帝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大宇集团为了完成“世界化经营”的宏愿鞠躬尽瘁，灯尽油枯的2个月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却在开头提到的那份《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将名列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殊荣授予了大宇。遗憾的是，这份用企业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荣誉并没有为山穷水尽的大宇集团带来好运。
尽管韩国政府有心回护这个一手扶持起来的“世界模范”，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发现，大宇集团的12家核心企业从财务状况上来说，已经到了无可救要的程度——这些企业的负债规模显然大大超出了韩国政府和债权银行最初的估计，大宇集团的负债总额为88.9万亿韩元，约合8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韩国GDP的12%！即使进行一系列的债务重组，最终造成的债务损失也将大大超过20万亿韩元，而有可能达到30万亿韩元，相当于170亿～250亿美元！显然，此时无论是韩国银行，还是韩国政府都已经无力解救这个巨无霸了。这样，一个斥诧风云，红极一时的企业帝国就此崩溃了。
然而，大宇的故事却并没有随着大宇集团的解体而画上句号。作为大宇集团的“航空母舰”在大宇解体后仍然靠紧急贷款勉强支撑了1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中，尽管心存幻想的债权银行向大宇注入了相当于20亿美元的25000亿韩元，而且这个巨人的生产能力已经萎缩了40%，但是回天乏力的大宇汽车仅1999年上半年就亏损了1万亿韩元。大宇汽车依然处在严重的资不抵债状态中——1999年大宇汽车的负债相当于123亿美元，但资产却只有112亿美元。在了解了大宇汽车的真实处境之后，原先跃跃欲试准备收购大宇的外国投资者们踌躇不前了。显然，在人们的眼中，大宇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底洞”。
大宇作为规模经营的典型代表，在规模扩张上堪称模范，但是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却是彻底失败的。大宇的解体从表面上看是韩国金融危机后造成的资金周转困难引起的债务危机的产物，但从深层次上看，却是错误的企业发展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大并没有错，扩张也没有错，世界化经营同样没有错，错就错在贪大求全上，错就错在大而不当上，错就错在固执己见上，错就错在不自量力上，错就错在忘记了效益是企业的生命这条真理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宇的破产与其说是命运的不幸，不如说是命运的必然。大宇的悲剧多少让人想起中学课本中学到过的一则寓言中提到的“负版的悲剧”：负版是一种“执著”的小虫，它见了东西就背到背上，背的东西越来越多，却从不肯放下，结果等待着负版这个可怜的家伙的悲惨命运就只能是一个——被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压得寸步难行，但直到气绝身亡，也决不肯放下已经背上的东西。
看来，古希腊人讲的“节制”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是一条美德，对于一个企业的生存来说也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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