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贝弗里奇的理想至关重要的国民医保体系落实起来则要棘手得多。英国此时倒是有一个志愿医院系统，各家医院要自筹经费，因此在规模、技术与卫生程度上都优劣各异。此后不久又有了市立医院，绝大多数都是由原先的济贫院改造而来的。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如伦敦、伯明翰或者诺丁汉，这些医院经营得还算高效整洁，大部分床位都是为了穷人而预备的。其他地方的市立医院就不敢恭维了。志愿医院的经费来源五花八门，有投资、捐赠、慈善募捐、政府拨款和各种保险项目。今天我们觉得病房关闭，医院濒临破产是全民医保体系的不治之症，但是战前的医疗体系远比今天不稳定，当时的病房也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关门。战争结束时大部分医院都已纳入了一个单独的国家急救服务体系。问题在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应该将医院全部国有化呢，还是让它们重新自行其是？家庭医生们的面前也悬挂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普通医生主要依靠出诊费来赚钱，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通过各种医疗保险体系来接诊穷人。在不必登门问诊或者参加手术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以非专家的身份到市立医院接诊开刀，时常因为能力不足而被院方轰走。而且当时报保险制度不包括老人、主妇与儿童，他们只有在病痛难忍、生命垂危的时候才能得到就诊。牙科与眼科服务也大致如此，没钱的人根本沾不上边。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工党政府决定推行西方民主国家当中的第一个医保系统，对有求之人免费医治。
简单就是最强大的武器。比万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将所有医院统一收编到国有体系之下，地方医院董事会依然可以存在，但是伦敦卫生部要统管全局。这样的自信很有英雄气概。破天荒第一次，单独一名政客要为全国几乎所有医院承担责任，只有几家私人医院不在此列。赫伯特·莫里森一直坚定维护市级政府的权限，因此反对这次的国有化，但是比万把他推到了一边。
更加危险的敌人是医院里的医生们。接下来发生的是战后工党政府打得最艰苦、意义最重大的一仗。由倾向保守的英国医学会组织起来的医生们完全有能力将全民医保扼杀在摇篮当中，他们只需要拒绝为其工作就可以了。他们担心得是自己在新制度当中的地位——莫非以后他们就是政府的勤杂工了？而且他们对比万也很不放心。因为他想把医生们也一道国有化，由政府统一发工资，个人不得私自收钱。这意味着与得到上百万人信任并对他们予以救治的整个医生群体开战。不过比万不止是个铁杆社会主义者，还是个很有手腕的现实主义者。首先他先拉拢高层医生与医疗顾问，内外科医生则得到允诺，可以保留油水十足的有价床位与私人问诊权。用比万自己的话说就是“用金子堵住他们的嘴”。然后他又在50000名普通医生面前做出让步，承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接诊人数获取相应薪酬而不是拿死工资。但这些做法还不够。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新体系的医生比例是一比九。随着全民医保正式开张的日子越来越近，政治僵局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厚。比万一边继续让步，一边攻击医生组织的领导人是“政治毒化的一小撮”，存心要破坏议会的决定。独立职业人士组成的旧英国，还有他们的派系、地位与收费，究竟会不会接受新英国的国家管制呢？他们会的，软硬兼施的比万最终降服了他们，议会多数票属于比万而不是医生们。但是这一仗打得实在是既漫长又紧张，而且还很难看。
1948年7月5日全民医保正式投入运行。手术室、医院与药房门前都挤满了人。15个月以后，比万宣布全民医保体系已经发放了525万双免费眼镜，开出了1亿8700万张免费处方。850万人获得了免费牙科服务。关于浪费与奢侈的抱怨也随之而起，从膏药到假发的各种需求一路攀升。浪费是肯定存在的，新部门十分臃肿，而且人很很容易高估新制度带来的变化——在全民医保之前大多数人也还是有条件接触其他形式的廉价医疗的，尽管这些制度覆盖范围不均而且尤其照顾不到工人阶级妇女。新制度的最大作用是驱除了恐惧。在此之前上百万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们不得不忍受疝气、癌症、牙疼、溃疡以及其他各种疾病的折磨，看病对于他们来说等于往伤口上撒盐，因为他们没钱。全民医保推行初期留下了许多打动人心的记录，一队队赤贫的病人们第一次不用以乞丐的身份进入候诊室，而是享受权利的公民。如果说英国从战争的牺牲当中得到了什么，那就是在有需要时可以免费的医疗体系。我们从那天起一直牢牢掌握着这一点，任何主流党派都不敢妄言将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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