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提到过四十年代中期的英格兰很有一点克伦威尔的精神。贝弗里奇的助理,后来的妻子杰茜·麦尔则敦促他不妨也拾起克伦威尔的语言来。很快他就四处跳着脚对任何有兴趣的听众宣称自己要手刃五个巨人——不足(即贫困)、疾病、无知、污秽、懒散。贝弗里奇对日后英国人称作“操盘”的行为简直如痴如醉。他利用自己著名播音员的身份以及在报业的人脉向公众放风说自己即将提交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他的时机恰到好处。在战后的惨淡岁月当中,英国的命运迎来了转折。对他这一举动神经紧张或者充满敌意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工业主义者们抗议道英国之所以参战,是为了将盖世太保拒之门外,而不是打造一个昂贵的福利国家。保守党财长金斯利·伍德爵士(2)十分明确地告诉丘吉尔贝弗里奇的计划过于昂贵,无法实行。白厅的官僚们也十分痛恨他的自我主义与自我宣传。但是贝弗里奇这次是趁势而行。公众的期望值太高,人们对三十年代的记忆太清晰,以至于谁也无法阻止这位满头白发的巨人杀手。
贝弗里奇提交了一份充实详尽、包含大量数据的报告,报告里没有图片,也没几个形容词。但是报告出版的当天伦敦各大书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队。这份报告销路之畅通可谓空前绝后,一个月里就卖掉了100000份,最终销量是这个数字的六倍左右。这份报告在英军内部广为分发,美国人带走了好几份,兰卡斯特轰炸机还搭载它在占领欧洲区域空投,借以打宣传战——“看,这就是民主制度对人民的许诺。”战争即将结束时盟军在希特勒的藏身掩体里面发现了一份对这一报告的详尽分析,分析中充满醋意地承认其“在任何方面都比目前德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更为优越。”*46*在英国,贝弗里奇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如何在最令人意外的地方产生了何等影响。他在英国作演讲、写专栏、进课堂、上广播,忙得不亦乐乎。几个月之后,丘吉尔谨慎地觉察到,贝弗里奇报告非但没有分散人们对战争的注意力,而且还极大地振奋了士气。于是他进行了战争期间第一次有关内政的广播演说,认可在医疗、福利、教育等领域“为国有制与国有企业开辟更广阔的空间”,还提到英国不会容忍“游手好闲的雄蜂”,无论他们是贵族还是酒鬼。随后丘吉尔又话锋一转,说“任何一个社会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为婴儿提供奶水。”
自然,在报告与白皮书问世之后少不了各种淡化处理、讨价还价、立法成文、组织建设——然后新生的全民医保体系才能在1948年正式问世。但是这在组织层面上依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足以让今天的政府在精力与效率上都望尘莫及。需要成立一个新办公室来处理2500万份交款记录,另外还有600万份记录专门针对已婚妇女。这个办公室的规模一定要大,而且工期要尽可能短。政府为此动用了战俘在纽卡斯尔大兴土木。此外盖茨黑德的一家推进器工厂也遭到征用,用来处理家庭津贴。六个旧部门的工作在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得到了汇总。调配到这个部门的员工有一半不得不带上打字机和自来水笔到外面办公,例如黑池市400多家饭店或者借宿家庭中的某个房间。报表如雪片,档案箱堆积如山,一支支队伍拉了起来。具体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工党大臣吉姆·格里菲斯(3)希望在英国全境开设1000个装修整洁,员工和蔼的国民保险办公室。在接连被人用“不可能”三个字回绝了一百多次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从那以后,英国开始潜移默化地变化起来,居住在英国的危险性比以前稍微低了一点点。落到实处的福利和贝弗里奇的期望值相比还是少了很多,已婚妇女依然被视为男性的家属,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人们还要围绕着这项工作大费口舌。不过从被人请进冷宫的贝弗里奇第一次在办公室里打草稿时起,到一场福利革命席卷淹没几个世纪以来复杂、不完全且不平等的陈规陋习为止,只花了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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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Timmins关于贝弗里奇报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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