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保守党很因为遵守艾德礼共识而受报纸的攻击，报纸称他们眼看着国家经济不断恶化而无所作为。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很多。1951年丘吉尔在竞选时就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要保卫新生的福利国家，也常常以渴望的语气谈到自己想像战时一样成立和平时期的联合政府，上一次有人这么说还是在1945年。他对自由党满怀热情，还和他们谈过要帮他们引入比例投票制度，尽管这一想法立刻就遭到了保守党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对阶级斗争大加责难，还特意指派了立场温和的律师沃尔特·蒙克顿（1）来处理工会与劳工问题。但是当时英国确实差一点就会经历一场撒切尔级别的社会动荡，一场提前三十年发生的英国革命。这件事发生在1952年，就在丘吉尔的眼皮底下。他年轻的财长拉博·巴特勒提议将英镑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获得认可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切割。这一计划的代号是ROBOT。计划细节极为复杂，因为还有许多国家以英镑为储备货币，它们全都指望着英国。但是计划的实质却十分简单。英镑比美元将部分浮动，或者大幅下跌，从而给英国国内奋力挣扎的出口企业助一臂之力。政府将无法继续承担长期以来的责任，海外驻军基地，以及刚刚成立的福利国家。大规模住宅项目将不得不搁浅，失业率一开始也将上升。但是另一方面，财政储备的流失与周期性国际收支差额危机也将成为过去。不像战后的西德，英国将会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进口额将会下降，出口额将会上升，英镑将在世界范围内重获自由，未来的慢性衰退也将得到避免。这基本上就是一场由自由市场经济发动的政变，政变后果庞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惹恼了美国人。历史学家彼得·亨尼斯将其与苏伊士危机相提并论。“ROBOT是一群心力交瘁的聪明人在耗尽了所有的谨慎与替代选项之后做出的绝望而冒险的反应。”*11*
ROBOT在当时从未得到过披露，但是依然在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少见的关于原则问题的争论，并最终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否定，一面是时任外交大臣的艾登，另一面丘吉尔本人对这一做法可能导致的国内动荡也十分不安。如果此时掌权的是一位意志坚定、精力旺盛、决心改革的首相，那这件事兴许能成。但是对于一位依靠党内共识赢得选举的老人来说这样的要求无疑是太高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类似的极端想法还会在政府上层一再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届政府在国内事务上都依靠自动导航仪来领路。在日后的批评家眼里，这届政府没能合理应对工会势力的增长。工会成员的数量已经创下了记录，工会领袖往往在少年时就辍学务工，挖煤开车卸船，一步步成为工会组织者。五十年代时他们依然记得1926年的全国大罢工。工党废除反工会法案的行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人们对于大萧条时期的苦涩记忆，也让他们组织罢工的行为获得了强大的免罪牌。
这些国家级的工会领袖，例如亚瑟·迪金（2）与萨姆·沃森（3），大多十分爱国，政治上偏保守，支持研制核武器与北约，在工党内斗当中也往往与左派作对。他们很可以与走中间路线的托利大臣达成交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而不是共产党员。不过他们最大的优势还是经济形势。极高的就业率，消费者对商品的迫切需求，以及相对较高的企业利润空间意味着对于技术工人无休止的需求。企业很容易就能将高工资带来的成本增加转嫁出去。说到因为罢工而损失的工作天数，英国的表现在五十年代也相当不错，许多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国家在这一点上都赶不上英国。巴特勒坦诚自己没有工资政策，只有“沃尔特与工会领导的友谊”。有一次蒙克顿与丘吉尔与工会达成交易以制止公交司机“十分烦人”的圣诞节罢工，事情解决后首相在半夜给巴特勒打电话报喜。最后是按照什么条件谈妥的？财长大人紧张地问道。丘吉尔答道，“他们的条件，老伙计！我们不想害你睡不好觉。”*12*
话说回来，为什么要与工会作对呢？这样做的难度本来就十分逆天。在一个国家集权式的经济体当中，大臣们与公共部门工会的势力走得极其贴近。以日后的标准，当时直接受雇于国家的产业工人数量大得惊人——仅仅在交通、煤矿与发电行业就有170万人。一次又一次，从铁路到发电站，从公交司机到煤矿矿工，蒙克顿和他的继任者都采用了收买的办法。大臣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例如，麦克米伦在1955年7月的日记中谈到一次铁路罢工的解决，这次罢工给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害”。他宽慰自己，这些人罢工后的实际所得并不比他们罢工之前能够得到的多多少，而且“这可能将会带来通货紧缩效应，从而终止近一两年里开始冒头的工资与物价之间跷跷板式的上下波动现象”。1958年，已经成为首相的他在面对又一场交通行业罢工时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如果是丘吉尔来处理一个电话就就解决了。不过麦克米伦对这种事情从来就算不得认真，而且这时的工会也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打交道了。
几十年来的工会合并与地方协议造就了一头头体态臃肿的怪物，它们的势力范围早已不再以工厂或行业为界。一家工厂里往往有好几家工会相互竞争、彼此提防的工会。这导致了工人代表的势力增长，这些人一般更年轻，更好斗，在战争期间他们的长辈都上了前线，工会内部的权力真空就被他们填补上了。他们能为工人争取到比国家标准更优越的待遇。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上万人。有人悲叹道现在英国的工人代表比军人还多。东一枪西一炮的零散罢工比全面罢工更为常见，也为生产带来了更多干扰与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随着老人们逐渐淡出，越来越多的左翼分子开始悄无声息的上位。比方说弗兰克·卡赞斯（4），他以前是诺丁汉郡的矿工与卡车司机，丘吉尔执政时他开的是货运卡车，苏伊士危机期间他成为了交通及同业工会的领袖，工会内部超过50万成员都投了他的票。他是麦克米伦在1958年的头号大敌，继任保守党政府的眼中钉，他组织过汽车行业罢工，公交行业罢工，还有其他好几场罢工，最后才在1964年被哈罗德·威尔逊吸收进工党政府。曾几何时他是最声名远扬或者臭名昭著的“工人老大哥”，不过他的表兄弟还有不少。
如果说罢工只是托利执政年间晴朗天空上的一朵乌云，那通货膨胀就是另一朵。通货膨胀一直与五十年代如影随形，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恶化，但还没有恶化到危机的程度，尽管众多老年人都依靠年金与储蓄为生，通货膨胀还是影响到了大量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问题三言两语就能说清，但解决起来就费事了，尤其是在ROBOT之类的激进手段遭到否决之后。英国已经在出口方面拼尽了全力，但是国内对于制造业进口产品的需求根本就是个无底洞。英国的海外投资早已捉襟见肘，也无法通过生产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产品来换取足够外汇，从而为英国人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在别的时候，这一差距很容易就能通过“隐形收入”得到弥补——即银行业、保险业与海运业带来的收入，英国在这些领域依然处于世界前列。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本来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惜此时的英国把这笔钱中的绝大部分花在了海外驻军上面。换句话说，不断衰弱的英国经济通过莱茵河畔英军的巨额日常花销极大地补贴了快速成长的西德。
国际贸易差额之所以造成如此窘境是因为英镑一直处于压力之下。周期性的英镑贬值总会将当时在位的政客打击得体无完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1949年工党实行的贬值为接下来托利治下的好光景开了个好头。在英镑区（不仅仅是除加拿大以外的英联邦地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如斯堪地纳维亚诸国与葡萄牙之类的传统贸易伙伴）维持英国的力量意味着英镑保值成为了关乎国家尊严与政治风向的大题目。在托利执政时期，这成为了另一个遭到搁置的问题。究竟应该捍卫英镑以及英国在国际上的自我认知还是放手让英镑贬值来帮助出口企业呢？最终落到实处的政策美其名曰 “松紧交替”，先是财政政策骤然收紧，然后就是一脚油门。政府试图赶在不得不刹闸减速来应对通货膨胀之前开辟一段新的增长期。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为止，英国国内关于英镑贬值的争论将一直进行下去。对于当时的政客来说，这就好比试图解开一个过于复杂的魔方，相互勾结的组件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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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eter Hennessy, Having It So Good,
*12* R. A. Butler, The Art of Possible, quoted in Hennessy,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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